“侯世达”是Douglas Hofstadter的中文名，这个1997年由他的中文出版商所定的名字，如今已是他在中文世界里的通称，这个名字也确实比他的父亲、196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物理学家罗伯特•霍夫施塔特（Robert Hofstadter）按照姓名音译规则对应过来的中文名要好听。不过，侯世达还有一个更私密，也更漂亮的中文名，那就是1976年他的第一位中文老师高先生为他取的“侯道仁”。

与他的中文名字同样精彩的，是侯世达的成名作“Godel，Escher，Bach：an Eternal Golden Braid”的译名——《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侯世达的这本书在英文世界里被简称为“GEB”——取哥德尔（Godel）、埃舍尔（Escher）、巴赫（Bach）的首字母，而中文则以“集异璧”应对。

《集异璧》探讨了庞杂的主题。正如侯世达本人在该书出版20周年的再版前言中所写：“……包括赋格和卡农，逻辑和真理，几何学、递归、句法结构、意义的本质、佛教禅宗、悖论、脑和意识、还原论与整体论、蚂蚁群落、概念和心理表征、翻译、计算机和计算机语言、DNA、蛋白质、基因编码、人工智能、创造性、意识和自由意志——偶尔还写到了音乐和艺术，它写到了所有的一切！很多人觉得不可能找到这本书的重点。”

但这本书还是有重点的。总体上说，《集异璧》被归为人工智能的经典著作，就像研究认知科学、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计算机科学、心理学、比较文学和物理学的侯世达被视为人工智能领域不可忽视的代表一样。上世纪70年代，侯世达痴迷于“思考是什么？”，投身于其时刚刚兴起的人工智能领域，他在《集异璧》中对计算机、程序、思考和大脑的描绘，开启了整整一代年轻人对人工智能的探索。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掀起一个高潮后，侯世达却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原因很简单：算法很巧妙、也能完成不少实际任务，但依托这种思路做出来的计算机并没有真正在“思考”。意识到这一点，侯世达对普通的人工智能彻底失去了兴趣，他自己的研究也转而建立在跟常规人工智能完全不同的技术上面。侯世达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研究小组叫做灵活类比研究小组（Fluid Analogies Research Group，FARG），“在FARG我们没有致力于开发实际的应用，诸如翻译引擎、答问机器、网络搜索软件此类的东西。我们只是在努力地理解人类概念的本质和人类思考的根本机制。我们更像是哲学家或试图探究人类心智奥秘的心理学家，而非旨在制造聪明的计算机或机灵程序的工程师。我们是一群老派的纯粹主义者，我们的动力源于内心深处的哲学好奇心，而不是制造实用设备的欲望（遑论赢得大笔金钱的欲望！）。”

这些年来，关于“思考是什么”，侯世达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更多的还是失败——FARG开发的程序常常得出可笑的结果，远远谈不上“智能”。不过，侯世达看着这些失败“很开心”，因为“要是我们的任何系统真的在其微领域中获得了与人类相颉颃的智力，我们将痛心至极，因为那将是很可怕的：这意味着人的智力并非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复杂或深奥。这意味着短短几十年的研究就足够人类解开人类思维的奥秘”。在他看来，程序真正具有智能将是人类的悲剧。

侯世达认为，思考的关键在于美、在于品味，与逻辑或真理无关。这与大数据、大算法的现代人工智能格格不入。“形式化的研究方法得出的是极其生硬的‘智能’，毫无洞见可言。”他的人生目标是创造出许多绝美的事物。他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研究道路，他在路上遇到了许许多多至臻至美的事物，他说“我宁愿当个独立思考的人，不总是站在人们注意力的最前端。我觉得不被大多数人注意到没什么不好；但我相信最终我的想法会被更多的人知道。”

“至于有没有可能我选错了路，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我并不担心这一点。人生苦短，我相信我自己的观点，而且我会捍卫它们。毕竟，俗话说得好，你都不相信自己，谁还会呢？”

①“京味儿”，_______即北京独特的文化韵味，而一提起“京味儿”具体的构成元素，许多人想到的可能仍是皇城根下胡同里传来的阵阵吆喝、四合院承载的人情冷暖、大栅栏的老字号、琉璃厂的纸墨香，还有老北京“有里儿有面儿”的讲究……这些岁月深处的印记风貌，时至今日仍然_______。
②浓郁厚重的“京味儿”，也成了北京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富矿。近年来，《什刹海》《情满四合院》《芝麻胡同》等一系列“京剧”，在胡同生活上着墨甚多，从不同侧面讲述了普通百姓的悲欢离合，展现老北京人在时代变迁中的生活热忱。从社会价值上讲，这些充满“怀旧情怀”的作品，记载着老北京的烟火气与人情味，抚慰着许多人的文化乡愁，也成为外界了解北京、爱上北京的一张名片。
③描写老北京的文艺作品，成为我们的“拿手好戏”，这当然是好事。但也要看到，随着光阴荏苒、时代进步，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古都，已成长为国际化大都市。地理空间的扩展、经济形态的更迭、生活面貌的变迁、功能定位的演进，全面更新着城市的外在和肌理，也丰富着“京味儿”的内涵和外延。不仅胡同生活发生了巨变，在胡同之外，还有无数广阔的生活场景——“大厂”大厦的格子间内，怀揣梦想的新北京人奔走忙碌；中关村的咖啡厅里，创意满满的“金点子”拔节生长。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生活于斯、奋斗于斯，这片热土之上，有太多故事值得诉说；万家灯火里，有无尽悲欢有待描摹。
④文艺是一个时代的镜子。今天的北京，是兼容并蓄的北京，“新北京人”的生活状态，普通家庭的柴米油盐，以及城市转型的重大事件、所思所获，都是可供讲述的题材。近些年的市场上，倒也出现了不少声称描写“新时代北京”的都市题材剧，但城市在其中充其量只是“背景板”，地域特色不鲜明、北京文化不突出、时代生活不典型、现实关照不强烈，着实不够“北京”，也缺乏味道。城市文化是历史和现实的缩影，是一种身份识别标志，也彰显着价值理念、精神追求。如何从城市万象、民生百态中提炼精华、把准内核，超越“胡同生活”的思维定式，拒绝脱离现实的悬浮编剧，摒弃不痛不痒的表面刻画，挖掘最值得书写的“新京味儿”，形成有特色、有温度、有人情味的作品，仍是需要深思之处。

陶器的产生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了农业，然后才出现陶器。这些创造发明，无疑应归功于妇女，因为在性别分工的基础上，妇女是家里的主人，必然首先从事这些活动。这在我国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还保留着一定的残余，例如云南傣族和台湾高山族的制陶都由妇女来承担，而男子仅从事挖土、运土等辅助性劳动或甚至根本不参与其事。但在有些少数民族中已开始有所变化，如云南佤族和台湾耶美族中，制陶已成为男子专有的职业，妇女则降为辅助性劳动。这些现象提供了陶器出现之后，有关男女分工的变化和社会分工发展等方面的有用资料。此外，上述少数民族制陶工艺方面的发展过程是：从泥条盘筑到慢轮修整，从露天平地堆烧到棚内平地封泥烧制，这正代表了由手制向轮制过渡的早期形态，由无窑向有窑过渡的初级形式，这些都为探讨原始制陶工艺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详细地说明我国陶器的起源，目前尚感资料不足。不过最近在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出土的陶器都比较原始，据碳十四断代，其年代为公元前五六千年以前，是华北新石器时代已知的最早遗存。这些发现不仅有利于探索陶器的起源问题，同时还揭示了正是在这些遗存的基础上，才发展成为后来广泛分布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直到阶级社会的商周文明，它们在制陶工艺和器形的发展上，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此外，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广西桂林甄皮岩的陶器也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其碳十四断代也在公元前四五千年以前，同样属于新石器时代较早的遗存，它们同后来华南地区的陶器发展也有着直接联系。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可能分布着更多的早期陶器的遗存，在不断发展和相互交流中逐渐形成统一的文化整体，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原始瓷和瓷器，成为我国特有的创造发明，并对世界文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医生和营养专家都说，黄曲霉素比三聚氰胺更可怕，比砒霜毒性大几十倍。那么有什么食物能消减黄曲霉素对人体的危害呢？有专家撰文说，绿叶菜中的叶绿素能大幅度减少黄曲霉素的吸收率。

一家著名的医学杂志在2007年刊登了一项研究，该项研究发现天然叶绿素可以_______________黄曲霉素B1引起的大鼠多器官致癌作用。研究者表示，叶绿素的抗癌机制可能是因为它能大幅度减少黄曲霉素的吸收率，从而降低了黄曲霉素对肝脏DNA的加成作用。他们认为，叶绿素是一种极好的化学保护物质，对抗致癌物的作用非常有效，从减少吸收，到减少致癌物与遗传物质的作用，直到减少各组织的癌前病变出现，各环节都有明显效果。

当然，这只是一项动物研究，对人体来说，叶绿素是不是也有同样作用呢，在大鼠试验的启发下，2009年有学者进行了一项人体试验，该研究证明，在人类志愿者当中，叶绿素一样能有效地对抗黄曲霉素的致癌作用。研究者们给志愿者服用微量标记的黄曲霉素B1胶囊，然后正常进食和饮水，测定他们在72小时之内对黄曲霉素的吸收和代谢情况。若干天后，再给志愿者服用同样的黄曲霉素胶囊，但另加叶绿素或叶绿酸。结果和大鼠试验相当类似，叶绿素和叶绿酸能大大降低黄曲霉素的吸收率。

深绿色的叶菜，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里都价格高昂，难得中国人能吃上品种丰富、价格低廉的绿叶菜。但是我们似乎没有好好珍惜这种罕有的幸福和幸运，总把绿叶菜看成不值钱的东西、低档的食品，没有好好享受它的健康效益，真是太遗憾了。

①历史学家曾经纠结于是否将采集狩猎时代写进历史，因为他们大多缺乏相应的研究技术，无法了解一个没有文字证据的时代。通常来说，研究采集狩猎的不是历史学家，而是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史前历史学家。

②在缺乏文字证据的情况下，学者们常常采用三种截然不同的证据来了解这段时期的历史。第一种是远古社会留下的物质遗迹。考古学家解读人类骨骼、石器和其他历史遗迹，研究远古人类及其猎物的遗骸，或者某些物品的残留物，如石器、制作品或者食物残渣。此外，自然环境中的一些研究证据，也可以帮助学者们了解气候和环境变化。我们没有发现多少人类历史最早时期的骨骼遗迹，能够确认属于现代人类的骨骼遗迹，最早只能追溯至16万年前。尽管如此，考古学家仍能从支离破碎的骨骼遗迹中读取大量令人震惊的消息。比如，通过研究从海床和数万年前形成的冰盖中提取的花粉和果核样本，考古学家们已经成功地重构了当时的气候和环境变化模型，而且准确度越来越高。此外，半个世纪以来不断改进的年代测定技术，让我们能更加准确地推算年代，从而为整部人类历史编纂更加准确的大事年表。

③第二种用来研究早期人类历史的主要证据，来自于对现代采集狩猎部落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必须_______，因为现代采集狩猎者毕竟来自现代，他们的生活方式或多或少受到现代社会的影响。尽管如此，通过研究现代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古代小型采集狩猎部落的基本生活方式。这种研究可以帮助史前历史学家更好地解读为数不多的史前考古证物。

④近年来，基于现代基因差异进行对比研究的新方法，成为研究早期人类历史的第三种途径。基因研究可以测定现代族群之间的基因差异程度，帮助我们推测自己族群的历史，以及确定远古人口迁移时，不同族群分散的时间。

⑤要将这些不同类型的证据整合进一部世界历史并不简单：首先，大多数历史学家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训练；其次，考古遗迹、人类学成果和基因研究会产生不同类型的信息，这些信息和大多数专业历史学家视为首要研究基础的文字记载是截然不同的。来自于采集狩猎时代的考古证据，无法像书面材料一样记载个性化的细节，但它可以揭示许多关于人类生活方式的信息。整合这些不同学科领域的真知洞见，是世界历史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尤其在研究采集狩猎时代时，它是我们必须直面的挑战。

现在媒体对随机取样、样本代表性等概念备加关注。这种关注导致许多人错误地认为，随机取样和代表性是所有学科做调查研究的必要条件，人体生物学研究因为很少使用随机的被试样本，许多研究成果都会受到批评。

但只要想一下其他学科的情况，就很容易理解这种想法的荒谬，化学家从没尝试过抽取化合物的随机样本，生物学家也不曾用细胞或组织的随机样本进行实验，这些研究结果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非学术研究都需要使用随机样本。因此，我们在此需要强调的重点是随机取样和随机分配不是一回事。

随机分配和随机取样两个词里都包含“随机”，因此许多人以为它们所指的是一回事。事实上，它们是非常不同的概念，唯一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采用了随机生成数字这一点，然而其目的却_______________。

随机取样涉及的是如何选择被试进行研究，如前所述，并不是所有研究都要求随机取样，但当它成为必要条件时（例如在市场调查中），我们则需要用一种方法从总体中抽取一个样本，这种方法要确保总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同等的机会被选中，被抽中的个体就成为之后调查研究中的被试。有一点非常重要，这种随机取样的调查研究既可能是相关研究，也可能是一个真实验，只有使用了随机分配的方式，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实验。

随机分配是真实验所必需的条件，实验人员将被试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当每一名被试被分到实验组的机会和被分到控制组的机会相等则实现了随机分配。为了达到这一点，常会用到像掷硬币这样的随机化手段（更常用的是特殊的随机化数字表格）——因为它在给被试分组时没有任何偏向。

随机分配和随机取样不是一回事，牢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弄清楚四种组合：非随机分配的非随机样本，随机分配的非随机样本，非随机分配的随机样本，以及随机分配的随机样本。大部分心理学实验没有使用随机样本，因为没有这个必要。正如下一章将讲到的，研究可以检验理论，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方便取得的样本。如果一个研究中使用了随机分配的方法，那么它就是一项真实验，如果没有使用，那么它是一项相关调查。许多使用随机取样的研究没有使用随机分配，那是因为它们只是调查性研究，旨在寻找关联——也就是说，这些研究属于相关调查研究。然而，一些研究既使用了随机取样，又使用了随机分配，那么它们肯定是真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