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末，我国城乡就业人数达到76420万人，比2002年增加314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数从25159万人增加到35914万人；乡村就业人数从48121万人减少到40506万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镇吸收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2011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

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2002年增长1.8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2002年增长1.8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8.1%；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速超过1979年至2011年7.4%的年均增速，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2010年、2011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两年快于城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2011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6.3%和40.4%，分别比2002年降低了1.4和5.8个百分点。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2.7平方米，比2002年增加8.2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36.2平方米，增加9.7平方米，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大幅增长。2011年底，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家庭汽车18.6辆，比2002年度增长20.1倍；拥有移动电话205.3部，增长2.3倍；拥有家庭电脑81.9台，增长3.0倍；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电冰箱61.5台，比2002年度增长3.1倍；空调机22.6台，增长8.9倍；拥有移动电话179.7部，增长12.1倍。2011年，全国电话普及率达到94.90部/百人，比2002年提高1.8倍。

2011年末，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城镇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8391万人、47343万人、14317万人、17696万人、13892万人。2011年底，2277万城市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5306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分别比2002年增加212万人和4898万人。以低收入标准测算，农村贫困人口从2002年末的8645万人下降到2010年末的2688万人。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033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比2009年提高92%，按照新标准，年末扶贫对象为12238万人。

中国戏剧，可用三句话综括指出其特点，即是：动作舞蹈化，语言音乐化，布景图案化。此三者之配合，可谓是人生之艺术化。戏剧本求将人生搬到舞台，但有假戏真做与真戏假做之别。世界即舞台，人生即戏剧，但若把真实人生搬上舞台去演，则为真戏假做。但京剧则是把人生艺术化了而在舞台上去演，因此是假戏真做。也可说中国京剧中之人生比真实人生更有意义了。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文学不应有隔。但从中国戏剧来说，正是相反。中国戏剧之长处，正在其与真实人生有隔。西方戏剧求逼真，说白动作，完全要逼近真，要使戏剧与人生间不隔。但中国戏剧则只是游戏三味。即如绘画，西方也求逼真，要写实，因此连阴影也画上。中国画则是抽离现实，得其大意，重在神韵，在意境，始是上乘作品。中国人作画也称“戏笔”，便是这意义。中国京剧亦如作画般，亦要抽离不逼真，至少在这点上，中国京剧已是获得了中国艺术共同精神主要之所在。

西方宗教是空灵的，也是抽离现实的，因此有他们逼真的戏剧文学来调剂。中国人自幼读经。所讲全是严肃的人生道理，这些全是现实的。因此要有空灵的文学艺术作调剂。不论中西，在人生道路上，一张终该有一弛。如果说母亲是慈祥可爱，而父亲是严肃可畏的，则西方宗教是母亲，文学戏剧是父兄；在中国，儒家道德伦理是父兄，而文学艺术是慈母。

中国京剧为要抽离现实，故把人生世相来绘画化、舞蹈化和音乐化。因为中国人对人生太认真了，故而有戏剧教人轻松，教人解脱。我们不能说中国京剧不如西方话剧之逼真，这在整个文化体系之配合中各有其分别的地位与意义。

从大蒜、生姜，到香蕉、菠萝，在农产品价格暴跌中，农民很受伤。订单农业作为以销定产的重要手段，对稳定农产品价格、确保农民合理收益、抵御市场价格风险具有一定的作用。然而，经调查发现，订单农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因为部分农民契约意识差、恶意违约而变得难以推行，这反过来又伤害了商户和农民。

作为抵御农产品价格周期波动的重要机制，订单农业一度被各方寄予厚望。然而近些年的实践表明，这一理想化的风险平抑工具，远远未能发挥预想中的作用。不少农民契约意识____________，动辄毁约，一次次使得一纸购销合同____________。轮番上演的单方面毁约事件，不仅让相关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也让农民群体本身付出了惨痛代价。

众所周知，农业生产天然存在着滞后性和长周期性，这决定了农民很难及时、准确地安排生产过程。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才形成了农产品价格“周期怪圈”现象。而所谓订单农业，其核心逻辑就在于“以销定产”。倘若严格执行，这一模式将有效实现供需平衡，避免由生产不足或过剩而引发价格巨震。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一些农民受眼前短利驱动，往往会选择性执行购销合同，这无异于亲手解除了“自我保护”的机制。

现如今，订单农业所面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小农心理”作祟。农民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并不熟悉商品社会的那套契约体系和交易方式，而且对违约行为的性质和后果也缺乏完整的认知。再加上大多数的涉农购销合同，都不具备必要的担保机制和强制执行的可能。一旦农民单方面撕毁合同，企业顾忌于超高的催收成本，往往也只能听之任之。

没有“履约保证金”作保，没有追责索赔渠道兜底，订单农业以及相关产销合同，当然没有任何约束力可言，对此已有学者提出，要加强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可是在此之前，我们最先应该做的，还是改变分散化、个性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将孤立的农业生产者，吸收进组织化的专业生产合作社中，吸收进金融惠农和科技惠农的扶持体系之内——只有让他们处于更为紧密的人际网络和利益结构之内，其才会更为重视个人诚信的价值。

当反思订单农业所面临的尴尬遭遇，我们往往将矛头指向农民契约精神的缺失。试问，有没有一套合理的议价机制，能够保证农民可以获得一个相对实惠的合同收购价？又有没有一种动态的博弈平台，来回应农民由短期市场行情所产生的利益关切？相较于培育农民的信用意识，建立真正公平合理的市场定价和交易体制，对于发展订单农业同样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