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石刻遗产是我国海洋遗产中具有独特意义的一类物质文化遗产类别。所谓海洋石刻遗产，通常指的是分布在我国海岸带地区、以石为载体、表述海洋社会文化主题的各类石刻，也包括一部分位于内陆地区的涉海石刻。海洋石刻遗产是中国海洋文明的历史见证，是历代涉海人群的重要历史记忆，蕴含着丰富的海洋文化信息。
中国很早就有利用海洋及刻画海洋的传统。早在新石器时期，滨海地带生活的早期人类就已经开始利用石头作为表述工具，如东南沿海一带的贝丘遗址中，发现了一些保存下来的太阳崇拜石刻，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海洋石刻艺术。秦汉以来，随着滨海地域逐渐得到开发，人们利用海洋的活动日渐频繁，海洋石刻也相应增多，并最终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海洋石刻遗产。从田野调查可见，我国各地目前留存下来的海洋石刻，广义而言，可以分为石刻建筑、石刻造像、石刻文书等三大类别；从狭义上说，海洋石刻遗产指的是石刻文书，即以石为书写载体的各类涉海文书，如摩崖石刻、碑铭等。①
单就狭义的海洋石刻遗产来说，可从内容上分为海防与海疆安全、海洋生产与管理、海洋宗教文化等类别。其中第一类海防与海疆安全相关的海洋石刻，包括历代海防与记功类石刻。历史上，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经略海洋的过程中，尤其重视海疆安全，因此不少滨海地区留下了海防将士的石刻印迹，典型者如福建省诏安县的一个明代海防所城——悬钟所城中，保存着29通明代海防卫将领巡视当地海防时留下的摩崖石刻。是目前我国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明代海防官兵石刻文书，集中展现了明代东南沿海卫所的社会网络与文化活动。②
还有相当一部分海洋石刻遗产属于海洋生产与管理类别，典型者如泉州九日山上保存的10通宋代海交祈风石刻，是记载宋代泉州当地的海洋航行仪式习俗的珍贵石刻资料，也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记录，同样，在福建沿海不少港湾地区，还保留有大量的明清时期的“坞界碑”，这些也是反映当地海洋生产的石刻记录。此外，一部分海洋石刻还涉及历代官府对于海洋的管理或当地社区对于海洋活动的习俗规定。③
在目前留存的海洋石刻遗产中，比较集中的是第三大类即海洋宗教文化石刻。历代滨海、岛屿地带人群在与海洋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丰富多样的海洋神灵信仰，由此产生大量海神宫庙，典型者如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滨海区域普遍存在的天后宫，按照地方习俗，新修或重修当地重要公共文化空间的行为，往往伴随着竖碑纪事的仪式活动，这些涉海宗教碑铭，因为保存了历代修建涉海宫庙的记录以及捐助者姓名、捐助银两数目等内容，为我们今天深度了解历史上海洋社区的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石刻文书资料。④
近年来，由于城乡建设、工业发展与海域污染、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包括海洋石刻遗产在内的海岸带文化遗产面临着十分严峻的保护处境。尽管一部分标志性的海洋石刻因为各种原因被列入各级文物名录，从而获得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相当多的海洋石刻还缺乏基本保护条件，一些涉海碑刻因为无人看管，不仅遭人随意拓印，甚至被凿挖盗卖。对于海洋石刻遗产而言，在人为破坏及日常损坏之外，另一个较大的威胁是海洋灾害与污染侵蚀。海洋石刻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外露性。除了一部分保存在宫庙或其他公共建筑内的海洋石刻，相当多的海洋石刻都是处在海岸带的公共区域。比如传统时代“勒石示禁”的习俗，使得绝大多数的涉海示禁碑，都要竖立在渡口、海港、渔村等醒目的公共空间，从而暴露在自然界中，容易遭受台风、海啸、海水酸化侵蚀等海洋灾害带来的严重损害。

2018年，B市新经济实现增加值10057.4亿元，比上年增长9.3%，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3.2%，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全年全市新设立的企业中，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企业合计达到70661家，占比为38.5%，注册资本达到7311.4亿元，同比增长13.5%。

2018年，B市高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6976.8亿元，比上年增长9.4%，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3.0%，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4893.4亿元，增长9.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6.1%，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信息产业实现增加值4940.7亿元，增长14.3%，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X）%，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

2018年，B市高技术服务业完成投资507.8亿元，同比增长18.9%。其中，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31.2%，科技服务业投资增长7.7%。

2018年，B市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网上零售额达到2632.9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占全市零售额比重为22.4%，对全市零售额增长的贡献率（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量在全市零售额同比增量中占的比重）达到80.6%。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为124.7亿元，比上年增长39.3%，对全市餐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

2018年，B市高新技术示范区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实现技术收入10629.4亿元，比上年增长13.4%，占高新技术示范区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的比重为18.1%，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

（一）我曾运用复杂科学的方法分析制度问题，认为制度应当包括体制和机制两个方面。体制是指系统在某一时间点所处的状态和结构，机制则是指系统演化的过程和动因。由于系统是动态的，处于不停的演化之中，因此单靠权力分析、利益集团分析、规范分析等静态的结构分析方法来研究它是不够的。正如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诺斯一针见血指出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变迁的动态世界中，但我们的理论却是静态的。”

（二）制度可以经由强制性制度变迁（他组织作用）而产生，也可以通过诱制性制度变迁（自组织作用）而演化。按照复杂性科学的观点，对经济的运行而言，既定的制度规则能稳定交易主体的预期。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交易主体之间都知道对方会按照什么规则来行动，因为大家都相信对方是理性的。如果确实如此，那这一制度就是适当而稳定的。如果在既定制度框架下，交易主体难以发挥作用，难以将商业机会变为现实，那就说明这一制度需要加以改变，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造成自组织作用和他组织作用的结合，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演化。

为什么欧美人和亚洲人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前者倾向于个人主义，并且惯于以分析的方式推理，而后者绝大多数呈现出一种集体主义，并且习惯从整体角度思维？

这是个宏大的问题，人们曾从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基因中寻找答案。

今天，托马斯•塔尔海姆，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一名社会心理学博士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些彼此差别的文化，部分来源于滋养它们的谷物：从新石器时代起，小麦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和水稻种植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盛行，可能持续地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并且在两种情况中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认知过程。

以水稻种植为例，它要求农民之间通力合作。巴黎高等农艺科学学院农业系的奥利维耶解释说：“水从上游的田地流向下游的田地，因此农民之间首先要就水流的管理达成一致，以避免这家排水涝了那家的地。”

随着时间的流逝，合作的需要就会促进该地区集体主义价值的增长。“当人们需要别人帮他获得‘每日的面包’时，就必须更多地关注别人，并且学着妥协。”美国密歇根大学文化心理学研究者理查德•尼斯贝特总结说。

相反，小麦文化从2000多年前起就引入了畜力辅助耕种，并不太需要耕作者彼此间这样的合作。于是这种农业方式允许更为个人主义的价值萌芽，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超越个人的农业行为，发展成为文化准则，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

这些相对立的价值接下来导引出欧美人与亚洲人之间的第二项区别，这一次涉及到思维方式。

欧美人这边，个人主义助长了分析的思考方式：将属性归于物体，以便将它们从背景中整理出来，分门别类。而东亚这边，集体主义推进了更为整体的思考方式的发展，也就是说，“围绕关系而非类别、围绕系统而非物体组织起来的一种思考方式，表现出对背景的更多关注”，理查德•尼斯贝特描述道。

一个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和身处其中的个体的思维方式，二者之间有何联系？“如果有人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他是这个背景中相互依赖的元素之一，那么他就很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观察周遭的物体和事件。”黑兹尔和北山忍于1991年在《心理学研究》上解释道。与之相对，个人主义倾向于发展出另一种思维方式，将物体独立于环境，强调其专有属性。

这个理论再次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深刻关系摆在我们面前。因为正是自然决定了粮食作物，乃至我们的思想。一如稻米和小麦，人类心灵也是大地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