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观察，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占有稀缺资源的先富人群与普罗大众之间，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出现经济上的两极分化，这是现代化过程中一种自然客观现象。经济上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落后地区、底层阶层则越来越贫穷，这在经济学上称为“极化效应”。当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通过国家税收调节，通过一系列再分配的制度变革，并在经济发展的自然逻辑作用下，如投资由沿海与城市等发展中心地区向中西部边缘地区弥散扩展，经济发展的成果将越来越多地从中心向边缘延伸，这就是所谓的“涓滴效应”。

著名的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认为，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他提出了“极化—涓滴效应”学说，来解释经济发展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的延伸过程。出于解释上的方便，他把经济相对发达区域简称为“北方”，欠发达区域简称为“南方”。他认为，由于北方即先进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上升，特别是对技术性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较快，同时，北方的劳动力收入水平高于南方。这样，就导致南方即后进地区的劳动力，在就业机会和高收入的诱导下向北方迁移，从而削弱了南方的经济发展能力，导致其经济发展恶化。

在发展的前期阶段，北方的增长对南方会产生不利影响，形成北方强者越来越强，南方弱者越来越弱的现象，赫希曼称之为“极化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北方吸收南方劳动力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南方的就业压力，有利于南方解决失业问题。在互补情况下，北方向南方购买商品、增加投资，会给南方带来发展的机会，刺激南方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北方的先进技术、管理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进步因素向南方的涓滴，将对南方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产生多方面的推动作用。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涓滴效应最终战胜极化效应。从长期来看，北方的发展本身将会带动南方的经济增长。而且，国家要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平衡是至关重要的条件，这就促使政府将更积极地加强北方对南方的涓滴效应。在政府的积极参与下，南方的经济发展会进一步获得动力，同时，南方的发展也会反过来促进北方的经济继续增长。北方与南方可以获得双赢的现代化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着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大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力度，城市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2008年，上海用于环境保护的投入达到422.37亿元，相当于GD.P的比例从1991年的0.9%提高到3.08%。通过加大以苏州河治理为代表的水环境综合治理力度，全市河道水质总体有所改善，苏州河水质保持稳定，基本消除干流的黑臭现象。2008年，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量17.71亿吨，比1991年增长13.8倍；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达到93.8%，提高28.5个百分点。

大气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下降。2008年，上海城区大气可吸入颗粒平均浓度由1980年的0.32毫克／立方米下降到0.084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年日平均值由1980年的0.13毫克／立方米下降到0.051毫克／立方米；二氧化氮年日平均值由2000年的0.09毫克／立方米下降到0.056毫克／立方米。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89.6%。以环城绿带、城市景观绿地和市中心大型公共绿地为重点的绿化建设大力推进。2008年，全市用于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投资达到29.01亿元，比1986年增长66.5倍。相继建成延中绿地、黄兴绿地、世博林绿地、新江湾城绿地、滨江森林公园等一批大型开放式生态景观绿地，使市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并已建成“国家园林城市”。2008年末，全市拥有园林绿地面积34256公顷，比1949年增加34168公顷。其中公共绿地14777公顷，增加14711公顷。市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则由1949年的0.16平方米扩大到12.51平方米；城市绿化覆盖率逐年提高，由1978年的8.2%提高到38%。

2011年，G省交通运输生产持续平稳增长。全年客运总量522002.45万人，比上年增长11.8%，增幅同比回落2.9个百分比。旅客周转总量3852.66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15.3%，增幅同比回落1.4个百分比。分运输方式看，铁路客运量和旅客周转量分别为17778.00万人和506.00亿人公里，比上年分别增长18.9%和10.9%；公路客运量和旅客周转量分别为493618.00万人和2082.68亿人公里，比上年分别增长11.6%和20.0%；水路客运量和旅客周转量分别为2591.00万人和9.63亿人公里；航空客运量和旅客周转量分别为8015.45万人和1254.35亿人公里，比上年分别增长5.1%和9.9%。

全年货运总量234913.02万吨，比上年增长14.7%，增幅同比提高1.7个百分点。货物周转总量7105.95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19.8%，增幅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公路货运量和周转量增幅分别比上年提高4.7个和7个百分点，其他运输方式增幅较上年则呈现不同程度的回落：其中，航空和铁路回落幅度较大，主要是2010年航空新增两架货运专机和高铁投入运营后，比2009年增幅基数偏高所致。

“十一五”期间，我国城镇就业人员增长持续快于全国就业人员增长，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总量的比重从2005年的36.0%上升到2009年的39.9%。

“十一五”期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由2005年的33970万人，减少到2009年的29708万人，年均减少1066万人；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从2005年的18084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21684万人，年均增加900万人；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从2005年的23771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26603万人，年均增加708万人。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员的比重由2005年的44.8:23.8:31.4,转变为2009年的38.1:27.8:34.1，如下图所示。

2009年末，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等其他经济组织就业人员5088万人，比2005年增加1394万人，年均增加349万人；2009年，非公经济中，城镇私营个体经济组织就业人员为9789万人，比2005年增加了3553万人，年均增加888万人。“十一五”时期的前四年，城镇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共吸纳就业4947万人，年均增加超过12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