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远以来，中国就重视文化立国，礼治即表现在国家治理中体现出文化的精神。儒释道、诸子百家文化数千年来成为中国人的思想血脉，影响了各个朝代的主流思想。“仁义礼智信”“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念，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以及全体中国人的人格言行影响很深。众所周知的如《论语》《大学》等成为数百年来包括帝王在内的治国理政者们的必读书，历史上国家治理者推行“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等理念和做法，都是礼治的表现。

中国历史的主流，与其说是人治，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思想影响下的帝王及士大夫们在治理国家。虽然经历许多次改朝换代，期间也有一些_______________的帝王，但中国社会治理的背后，总体来说都有着中国文化思想作为底蕴，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_______________。

在礼治之下，总体来看中国历史上也发展出了与其相应的法治，有法制体系以规范社会治理的各方面。比如有监察制度以保证官员廉洁奉公，有官员选拔制度以保证任人唯贤，等等。就监察制度来说，唐朝就有“四善二十七最”“六察法”等，对官员的监察和考核进行严格详细的规定。对皇帝本身，也不是没有约束制度。比如在唐朝三省六部制下，虽然最高命令是皇帝诏书，但诏书由中书省拟撰，后经门下省复审。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可以“封驳”，也就是把皇帝命令挡回去。“封驳”在汉代已经出现，唐代“封驳”的例子屡见不鲜，宋朝也延续了这一制度。明朝来华多年的传教士利玛窦也注意到，“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对法治的推崇，屡见于古代经典。比如《管子》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荀子认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这些思想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些人质疑中国历史上是否有法治，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国人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时期，整个社会能按照一定规则和制度来进行治理，并实现较长时间的良性运转，至少应说是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法治特色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认为“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连《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治理，有时代的局限性，也有很多不完善乃至糟粕的东西，但我们不应简单以人治抹杀中国古代治理经验，从而失去了取其精华的机会。比如历史上的监察制度、选官制度等经验就值得借鉴。笔者也注意到，历史上治理较好的时期，都是那些文化较昌明开放的时代，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当文化精神比较衰退、保守的时候，便出现社会治理和制度的相对颓废。所以今天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法治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应大力加强“礼治”，注重夯实优秀传统文化的内蕴。

2005年在城镇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40047亿元，比上年增长17.5%。第一产业投资823亿元，增长27.5%；第二产业投资31598亿元，增长38.4%；第三产业投资42675亿元，增长20%。分行业看，煤炭开采及洗选业投资比上年增长65.6%；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投资增长33.7%；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投资增长29.7%；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45.75；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51.1%；纺织业投资增长38%；教育投资增长8.4%；卫生投资增长28.9%。
2005年全年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2367亿元，比上年增长20.4%，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0%，其中基础研究经费135亿。2005年末国有企事业单位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720万人，全年国家安排了288项科技攻关计划课题和911项“863”计划课题，新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9个。新安排国家重点实验室改造项目16项，累计达到143项，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达到361家。全年共取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3.6万项。全年受理国内外专利申请47.6万件，其中国内申请38.3万件，占80.5%；受理国内外发明专利申请17.3万件，其中国内申请9.3万件，占53.8%。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26.5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1510亿元，比上年增长13.2%。

截至2011年末，全国城乡就业人数达到76420万人，比2002年末增加314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数35914万人，增加10755万人；乡村就业人数40506万人，减少7615万人，农民工数量不断扩大，2011年末达到25278万人。

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2002年增长1.8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2002年增长1.8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8.1%。2002～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速超过1979～2011年7.49%的年均增速，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其中，2010年、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连续两年快于城镇。

2011年末，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6.3%和40.4%，分别比2002年降低了1.4和5.8个百分点，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大幅增长；2011年末，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18.6辆，比2002年末增加17.7辆；拥有移动电话205.3部，增长2.3倍；拥有家用电脑81.9台，增长3.0倍。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电冰箱61.5台，增长3.1倍；空调机2.6台，增长8.9倍；拥有移动电话179.7部，增长12.1倍。2011年末，全国电话普及率达到94.9部/百人，比2002年末增长1.8倍。

2012年，某省加大扶持贫困残疾人力度，财政投入扶贫资金3816.3万元，比上年大幅增长18%，扶持贫困残疾人员56561人，脱贫35110人，享受优惠政策的贫困残疾人117727人，比上年增加3%。

截止2012年底，城镇残疾人员安排就业人数共227192人。其中，集中就业25135人，按比例就业合计91384人，个体及其他形式就业110673人。农村残疾人实际就业630900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515278人，从事其他形式就业115622人。

2012年城镇残疾职工参加社会保险133546人，城镇残疾居民参加社会保险235584人。2012年有14个区县确定为中央新农保的试点县，试点地区参保新农保22717人，参保率为34.5%。其中重度残疾人参保占19.9%。

城镇纳入各类生活保障的残疾人共计147438人。其中，已经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87922人，集中供养3758人，临时救济22423人，定期补助33335人。农村纳入各类生活保障的残疾人共计339075人。其中，已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的残疾人共有221132人，五保供养18146人，临时救济32719人，定期补助67078人。

截止2012年底，省、市、县、乡级残联实有人员5591人，比上年增加11.8%。全省21个地级市中的3个地级市与121个县（市、区）中的61个县（市、区）配备了残疾人领导干部。全省1589个乡镇街道中已建残联1547个；全省19435个村（社区）中已建残协10537个。

2011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642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5914万人。2011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863万人。

2011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221万人，有553万城镇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80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92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全年全国共帮助5.7万户零就业家庭实现每户至少1人就业。组织2.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三支一扶”的工作。

2011年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839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684万人。其中，参保职工21565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6826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加2163万人和521万人。年末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14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856万人。年末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628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650万人。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提高，且全部按时足额发放。年末纳入社区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共4725万人，占企业退休人员总数的77.3%，比上年末提高1.1个百分点。

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16895亿元，比上年增长25.9%，其中征缴收入13956亿元，比上年增长25.6%。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2272亿元。全年基金总支出12765亿元，比上年增长20.9%。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19497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