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想法常常相左，这简直就是个常识了，人们一直将这些男女之间的差异解释为性激素的作用，或者是产生男女特定行为方式的社会压力所导致，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不管怎么说，大部分人还是认为两性的大脑在基本结构和功能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然而这种观念开始日益受到_______________。

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的脑在解剖结构上有很大不同。不但如此，其神经环路和神经元间传递信号的化学物质也有所不同。这些都是在基因水平就决定了的。所有这些研究都会让人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人脑不止是一种，而是男女两种。

这个结论让神经科学家们有点头疼，因为我们关于大脑的大部分认识是来自于对雄性动物，包括男人的研究。如果说从这些研究得出的推论哪怕只有小部分不适用于雌性动物，那也意味着大量的研究工作本身的基础就不牢靠。弄清楚女人的脑到底跟男人的怎样不同，也许可以解释一些长期困扰人们的谜团，例如为什么男人和女人倾向于犯不同的精神健康问题，为什么有的药物对一种性别有效而对另一种性别就没作用。

人们早就知道雄性和雌性的大脑有点差别，但大家都认为这种差别只是局限在下丘脑部位——一个参与调节进食活动和控制性冲动的脑区。因为雌性动物的雌激素和孕酮水平在月经周期上下波动，这会使实验结果的分析更加复杂，所以研究者们除了在研究下丘脑的时候会区分性别，否则都会尽量避免在实验中使用雌性动物，因为雌性在经期的雌激素和黄体激素水平变化会让实验结果更加难以分析。因此神经科学家们一直以为除了下丘脑外，男性和女性的脑没有什么不同。

但很显然，两性的脑存在许多差异，下丘脑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女性脑内的许多结构的相对尺寸与男性的有所不同。在2001年的一项研究里，哈佛医学院的Jill Goldstein及其同事测量并且比较了健康男性和女性的45个脑区。他们发现女性脑的额叶里控制决策和解决问题的那部分脑区要比男性的大。女性的边缘皮层也比男性的大，这个区域是负责调节情绪的。其他人的研究发现，女性的海马（海马是一个参与短期记忆和空间导向的脑区）相对男性的要大——女人们背了个不识地图的坏名声看来有些冤枉。男性相对于女性较大的脑区包括顶侧皮层和杏仁核。顶侧皮层负责处理感觉器官传来的信号，也参与空间感知的过程。杏仁核则控制情绪和人的社会行为以及性行为。加州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Larry Cahill说：“（男性和女性脑的）同一个结构大小有差异很可能意味着它在功能的组织上也会有不同。”

Cahill发现性别的差异会影响到一些脑区的使用。在利用脑成像技术完成的实验里，他要求男受试者或女受试者回忆前面看过的令他们激动的画面。在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所有受试者都动用了杏仁核这个脑区。杏仁核是一对杏仁大小的神经元团，它们也是边缘系统的组成部分。但不同的是男性受试者在实验过程中用的是右侧杏仁核，而女性用的是左侧杏仁核。而且男女受试者在回忆画面时的侧重也有所不同，男性侧重于回顾要点而女性则更注重细节的表达。Cahill说，这就提示我们男性和女性的脑在处理带有情绪因素的信息时所采用的机制是不一样的。

我们习惯了出门要先看看天气预报。其实在太空中也是如此——空间环境预报对保证航天员的工作、保障载人空间站的安全非常重要。
中科院空间环境预报中心承担着空间环境预报的任务，不仅要为发射任务提供空间环境保障服务，还将开启________的空间环境保障模式，不间断地为我国载人空间站的在轨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影响载人空间站发射和运行安全的轨道空间环境主要是大气环境、高能辐射环境和流星体环境等。这些环境的变化主要受太阳活动和地磁活动的制约。太阳活动是近地空间环境的扰动源，大的太阳爆发活动直接影响近地空间环境，如产生太阳质子事件引起高能辐射环境的变化。地磁暴期间，高层大气密度会迅速上升，导致低轨道上航天器的阻力增加，从而改变航天器的正常运行轨道，增大航天器定轨和轨道预测的误差。
载人空间站各个舱段的发射期（2021-2022年）处于第25太阳活动周的开始和上升阶段，太阳爆发活动的强度和频次相对低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空间环境就可以平静无虞了。太阳上的冕洞经常连续几个太阳自转周（27天）引起地磁扰动，偶发的日冕物质抛射也会时不时引起地磁暴。
最重要的是，载人空间站的运行期为10余年，将横跨第25太阳活动周，甚至延长至第26太阳活动周。长期的在轨运行，工程任务将越来越复杂，也将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空间环境要素威胁。
首先，空间站是一个大型航天器，更容易遭受空间粒子辐射、原子氧腐蚀、碎片撞击等效应影响。它在轨时间很长，这就使得空间环境影响的累计效应非常突出。其次，空间站要正常运行，必备一个高压供电系统，太空中的等离子体环境会导致弧光放电、电流泄露等效应突出。再次，空间站将一直运行在低轨道区域，大气环境和碎片环境恶劣，轨道衰变、机械碰撞效应更为显著。对于航天员而言，需要常驻在空间站，并开展出舱、交会对接等航天活动，遭受空间辐射的概率大大增加。空间站长期运行任务中，将包括核心舱、货运飞船、载人飞船、实验舱1、实验舱2、光学舱等频繁的发射和回收，航天任务重。要保障这些飞行任务的空间安全，需要的空间环境安全窗口更多。
预报中心早在天和核心舱发射前一年就进入保障状态，对空间站任务期的整体空间环境态势及其对任务的可能影响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为后续预报任务的制定和实行奠定了基础。
自2020年6月以来，预报中心对现有的空间环境预报保障系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和改造，重点增加了针对空间站轨道预报的支持产品和针对航天员辐射安全的预警评估产品，并于2021年1月完成了整个系统的建设和改造任务。
从核心舱发射前三个月开始，预报中心持续不断地向工程有关部门提供空间环境预报报告，对发射窗口的空间环境状况进行精密的分析和预测，并分析空间环境可能对核心舱的影响，给出了精确的短期预报结论：太阳不会发生强爆发活动，地磁不会发生强扰动，预计发射窗口的空间环境是安全的。从4月29日核心舱入轨开始，预报中心进入空间站在轨飞行空间环境保障任务状态。空间环境预报员24小时值班，时刻监视空间环境的变化，及时报告空间环境态势，评估空间环境变化对载人空间站可能带来的威胁，协助空间站系统和航天员及时规避未知的空间环境危害，保障载人空间站的安全稳定运行。

①几百万年前，气候变化导致森林退化，人类祖先被迫走出森林，到草原上生活。这被认为是人类与其生活在森林里的类人猿亲戚们分化的关键时刻。传统观点认为，在草原上，猿人们很快过上了狩猎者的生活。作为灵长类生物，他们并不具备强健的肌肉和锋利的牙齿，仅凭体力很难成功捕获猎物，不得不依靠精细的社会分工进行合作，并通过发明各种工具和武器捕猎求生。捕猎所获肉食，使得他们获得了丰富的蛋白质，对大脑发育也有某种助益。总之，狩猎的生活方式最终塑造了我们目前熟悉的人类。
②然而，这个观点也并非没有漏洞。在原始人类究竟是否为狩猎者这个问题上，学界始终有不同意见。唐娜·哈特与罗伯特·W.苏斯曼就在他们所著的《被狩猎的人类：灵长类、捕食者和人类的演化》中提出了“人类猎物假说”。他们认为猿人不是猎人，而是各种食肉动物的猎物。这个假说有不少证据支持，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原始人类遗留的骨骼中经常包含明显的被啃咬的痕迹。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头骨底部有巨大破口，研究者曾一直认为这个现象证明了北京猿人有“人吃人”的习惯。实际上，这一损伤更可能是鬣狗啃噬造成的。在远古时代，有些种类的鬣狗体型巨大，完全有能力咬碎猿人的头骨。
③那么，“原始人类是各种食肉动物的猎物”这个假说对于解释人类的进化又有什么意义呢？哈特和苏斯曼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比如，他们认为语言可能起源于声音警报，在此声音信号系统上继续发展，便慢慢奠定了语言形成的基础。支持“人类猎物假说”的学者认为，人类形成复杂的大脑功能并不是为了更好地协调狩猎行为，而是为了挫败食肉动物的攻击。具有一定智慧的复杂大脑可以使原始人类更好地互相协调，从而及时制订躲避乃至反制策略。
④除了上述“人类猎物假说”，还有另外一种假说，即“人类长跑者假说”。该观点认为原始人类很可能属于一种本着“机会主义”生存原则的食腐动物，需要长时间在非洲草原四处游走，寻找新鲜的动物尸体食用。这个假说可以解释现代人类为何具有较强的耐力这一事实。虽然人类的冲刺能力不如很多食肉或食草动物，但是如果在炎热的非洲草原上进行万米长跑比赛，大部分哺乳动物会输给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的骨骼与韧带结构更适合长距离奔跑。人类还可以高效利用分布于全身的汗腺来控制体温，防止在炎热环境下长距离奔跑导致的躯体过热。此外，直立行走的姿态和人类的胸腔结构，使人类能在奔跑时更好地调节呼吸。
⑤实际上，在上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生态位并非一成不变，上述假说也许都不全面。真正的人类故事很可能是古老的猿类从猎物和食腐动物向猎人演变的过程，他们作为“猎物”“食腐者”所进化出的一些特征，比如为防止被捕猎而形成的复杂社会网络、为了适应食腐生活而逐渐形成的适合长跑的身体结构等，很可能也为后来人类成为“猎人”打下了基础。当人类祖先真正成为合格的猎人之后，智人也就登上了历史舞台，改变了其他各种生物的命运，也让整个地球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谓热污染，是指现代工业生产和生活中排放的废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热污染可以污染大气和水体。火力发电厂、核电站和钢铁厂的冷却系统排出的热水，以及石油、化工、造纸等工厂排出的生产性废水中均含有大量废热。这些废热排入地面水体之后，能使水温升高。在工业发达的美国，每天所排放的冷却用水达4.5亿立方米，接近全国用水量的1／3；废热水含热量约2500亿千卡，足够2.5亿立方米的水温升高10℃。

热污染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水生物，由于水温升高使水中溶解氧减少，水体处于缺氧状态，同时又使水生生物代谢率增高而需要更多的氧，造成一些水生生物在热效力作用下发育受阻或死亡，从而影响环境和生态平衡。此外，河水水温上升给一些致病微生物造成一个人工温床，使它们得以滋生、泛滥，引起疾病流行，危害人类健康。1965年澳大利亚曾流行过一种脑膜炎，后经科学家证实，其祸根是一种变形原虫，由于发电厂排出的热水使河水温度增高，这种变形原虫在温水中大量孳生，造成水源污染而引起了这次脑膜炎的流行。

随着人口和耗能量的增长，城市排入大气的热量日益增多。按照热力学定律，人类使用的全部能量终将转化为热，传入大气，逸向太空。这样，使地面反射太阳热能的反射率增高，吸收太阳辐射热减少，沿地面空气的热减少，上升气流减弱，阻碍云雨形成，造成局部地区干旱，影响农作物生长。近一个世纪以来，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不断增加，气候变暖，冰川积雪融化，使海水水位上升，一些原本十分炎热的城市，变得更热。专家们预测，如按现在的能源消耗的速度计算，每10年全球温度会升高0.1℃—0.26℃；一个世纪后即为1.0℃—2.6℃，而两极温度将上升3℃—7℃，对全球气候会有重大影响。

造成热污染最根本的原因是能源未能被最有效、最合理地利用。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环境热污染将日趋严重。然而，人们尚未有用一个量值来规定其污染程度，这表明人们并未对热污染有足够重视。为此，科学家呼吁应尽快制订环境热污染的控制标准，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防治热污染。

从大蒜、生姜，到香蕉、菠萝，在农产品价格暴跌中，农民很受伤。订单农业作为以销定产的重要手段，对稳定农产品价格、确保农民合理收益、抵御市场价格风险具有一定的作用。然而，经调查发现，订单农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因为部分农民契约意识差、恶意违约而变得难以推行，这反过来又伤害了商户和农民。

作为抵御农产品价格周期波动的重要机制，订单农业一度被各方寄予厚望。然而近些年的实践表明，这一理想化的风险平抑工具，远远未能发挥预想中的作用。不少农民契约意识____________，动辄毁约，一次次使得一纸购销合同____________。轮番上演的单方面毁约事件，不仅让相关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也让农民群体本身付出了惨痛代价。

众所周知，农业生产天然存在着滞后性和长周期性，这决定了农民很难及时、准确地安排生产过程。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才形成了农产品价格“周期怪圈”现象。而所谓订单农业，其核心逻辑就在于“以销定产”。倘若严格执行，这一模式将有效实现供需平衡，避免由生产不足或过剩而引发价格巨震。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一些农民受眼前短利驱动，往往会选择性执行购销合同，这无异于亲手解除了“自我保护”的机制。

现如今，订单农业所面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小农心理”作祟。农民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并不熟悉商品社会的那套契约体系和交易方式，而且对违约行为的性质和后果也缺乏完整的认知。再加上大多数的涉农购销合同，都不具备必要的担保机制和强制执行的可能。一旦农民单方面撕毁合同，企业顾忌于超高的催收成本，往往也只能听之任之。

没有“履约保证金”作保，没有追责索赔渠道兜底，订单农业以及相关产销合同，当然没有任何约束力可言，对此已有学者提出，要加强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可是在此之前，我们最先应该做的，还是改变分散化、个性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将孤立的农业生产者，吸收进组织化的专业生产合作社中，吸收进金融惠农和科技惠农的扶持体系之内——只有让他们处于更为紧密的人际网络和利益结构之内，其才会更为重视个人诚信的价值。

当反思订单农业所面临的尴尬遭遇，我们往往将矛头指向农民契约精神的缺失。试问，有没有一套合理的议价机制，能够保证农民可以获得一个相对实惠的合同收购价？又有没有一种动态的博弈平台，来回应农民由短期市场行情所产生的利益关切？相较于培育农民的信用意识，建立真正公平合理的市场定价和交易体制，对于发展订单农业同样至关重要。

克里米亚半岛位于乌克兰的最南部，南临黑海，东扼亚速海，仅在北部有狭长地带与乌克兰大陆相连，东部与俄罗斯相邻，克里米亚自古就有“黑海门户”之称，对于俄罗斯来说，几百年来，黑海都是其通向地中海的重要通道，通过克里米亚可以遏制与之隔海相望的土耳其，染指东南欧门户巴尔干，南下地中海、印度洋。

今天的俄罗斯版图是400年扩张的结果。16世纪中叶，由于北方海域冰冻期长，俄国是个地处东欧平原的内陆国家。当时在位的伊凡四世强烈意识到俄国需要出海口。他提出：“海水的分量是值得用金子来衡量的。”

18世纪初，彼得一世通过吞并大体上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芬兰附近的领土，获得了波罗的海上的一个出口，得以“瞭望欧洲”。到了18世纪后半期，沙皇叶卡捷琳娜瞄准了黑海，她的目标就是克里米亚：“它是俄国和土耳其领地的钥匙，当它属于土耳其时始终是危险的，当它属于俄国时，俄国的安全就可靠而稳固，亚速海和黑海也会处于俄国的统治之下。”

由于处在东西方交汇的十字路口，克里米亚在历史上从未获得过长久的平静。考古发现认为，克里米亚半岛最早的居民是凯尔特人，即今天苏格兰、爱尔兰人的祖先。公元前7世纪，中亚和南俄草原上的斯基泰人取代凯尔特人。希腊人随后抵达，陆续建立了一些城邦殖民国家。公元前15年，罗马人征服了克里米亚半岛。此后随着罗马帝国分裂，哥特人、匈奴人、保加尔人、可萨人、钦察人、蒙古人如潮水般先后占领过克里米亚。成吉思汗西征后，克里米亚归其长子术赤一系所建的金帐汗国所有。1430年，术赤的后代建立信奉伊斯兰教的克里米亚汗国，臣属于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在那个时候，鞑靼骑兵经常深入东欧大草原，捕捉白人并卖给土耳其人为奴。

16世纪，当莫斯科公国逐渐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时，奥斯曼帝国已经开始衰败。从1676年开始的200多年中，共爆发了11次俄土战争。在沙皇叶卡捷琳娜的主导下，1768年，通过第五次俄土战争，沙俄强迫土耳其签订《凯纳尔基条约》，其要求之一就是让土耳其承认克里米亚汗国独立，接着又通过第六次俄土战争迫使土耳其在《雅西合约》中正式承认克里米亚归属俄国。1787年，叶卡捷琳娜为了宣示对克里米亚的主权，特意邀请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二世一同前往克里米亚半岛“度假”，她甚至赞美说，克里米亚是她的嫁妆。

植物生长所需的养分是矿物质而不是有机质，腐殖质是在地球上有了植物以后才出现的，而不是植物出现以前，因此植物的原始养分只能是矿物质。根据现有的科学实验结果，任何有机肥料施入土壤中被植物吸收都要经历有机质的矿化过程。矿化过程就是指在微生物作用下，复杂的有机物质，如植物的根茎叶，被分解（腐解）为简单化合物，然后转化成二氧化碳、水、氨（氮）和其他养分（磷、硫、钾、钙、镁等离子或简单化合物），才能够被植物根系吸收。事实上，从有机肥生产过程为什么必须堆腐就可理解这个原理，有机肥堆腐过程就是利用微生物将作物根系不能吸收的根茎叶等有机物分解，变为可以随水分进入作物根系被吸收的矿质养分。如果不经过堆腐，作物有机残体直接放在土壤中，有机残体分解过程中会消耗土壤中的速效养分，与作物“争肥”，造成作物营养不良。因此，人们采取堆腐的方法，在施用于农田之前将有机质先行矿化分解。

对于作物生长所需的大量元素如氮磷钾来说，无论是施用有机肥还是化学肥料，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有机肥的来源物质即有机质分解后产生的矿质养分比一般的化肥，如氮肥、磷肥、钾肥，提供的养分种类丰富，现在，为了一次性给作物提供多种养分，更主要是为了降低施肥的劳动成本，许多化肥厂家生产出了多种复合肥，即含有两种及两种以上养分的化肥。如农业生产中用量最大的磷酸二铵。现在也有些复合肥含有氮、磷、钾三种养分，有的复合功效专用肥甚至还加了一些微量元素，如硒、硼、锌等。事实上，作物需求最多的是氮磷钾这三种元素，其中，氮素是各种作物需求量最大的养分，尤其是蔬菜。其实，除了某些区域缺乏某种营养元素外，其他矿质养分，其在土壤中的含量（由岩石矿物风化而来和通过生物小循环聚集）基本能够满足作物生产需要，不需要单独施用。

值得指出的是，施用有机肥和化肥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都是有机的。现在很多人抱怨说，化肥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没有味道”，而有机肥生产出来的“有机产品”“风味足”，这也许是因为某些目前土壤肥料科学还没有证实的有机肥中的有机官能团或简单的有机小分子化合物进入瓜果蔬农产品所起到的作用。但更可能的是因为施用化肥生产，土壤中速效养分含量高，特别是氮素含量高，作物生长快，产品水分大，还没有“性成熟”就被采摘的缘故。

无论是有机肥，还是化肥都能够提供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而且一般来说，化肥能够提供高浓度的速效养分，可以及时快速满足作物生长旺盛时期对养分的大量需求。但毫无疑问，没有化肥仅靠有机肥，不能使14亿中国人吃饱、吃好，如果停止施用化肥，根据生物小循环定律和地质大循环定律，土壤肥力会不断下降，作物的高产稳产会无以为继，鼓励和推广有机肥的主要目的，并非为了生产“有机食品”，而是要把作物生产过程所产生的“有机废弃物”，包括秸秆和人畜排泄物，进行资源再利用，减少化肥的使用量，减少排放，还有利于环境保护。

格陵兰年平均气温在0℃以下，最低可达-70℃，冰雪覆盖面积占整个岛屿的81%，这么寒冷的一个地方，实在与它绿意盎然的名字不相符（“格陵兰”意为“绿色土地”）。随着气候变暖，格陵兰的冰川逐渐融化，冰融水沿着冰川裂隙向下流动，形成深坑，就像一口口锅，称为冰川锅穴。这些锅穴大小不一，大的可达10米宽，上百米深，一直延伸到冰川底部，甚至形成冰川洞，可能导致整个冰川崩塌。

格陵兰无疑是地球变暖的“前线”。冰川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格陵兰可以作为地球上的一个气候指示器。北极的冰川储存着气候的信息，通过冰芯我们可以测定冰川的年龄及其形成过程，还可以得到相应历史年代的气温和降水资料。冰雪中含有三种不同的氧同位素，因此，如果在格陵兰的冰帽上打钻，测量冰芯中的每个冰层的氧-18比例，就可以得知格陵兰每一年夏季和冬季的气温变化。

“从现有的可靠测量来看，格陵兰岛正快速消融。”丹麦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安德斯·波克这么认为。2011年，他在哥本哈根北极研究所的档案中找到一些老旧飞行日志，其中有关于北极附近冰川的观察记录。几乎同一时间，丹麦国家调查局在清理地下室时发现一批旧图片，这些图片是极地探险家克努兹·拉斯穆森1933年到格陵兰进行第七次极地探险的记录。波克和同事将图像数字化，并用软件对比格陵兰岛东南部海岸线，查看其中的不同之处。波克说，20世纪30年代冰川融化得比现在快，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冷却期，这期间形成了新的冰层，但在2000年又开始加速融化。
“20世纪90年代，格陵兰岛的冰川差不多能达到平衡状态（即降雪和融化、冰裂相等），但现在的总质量亏损超过3000亿吨/年。如果按照每人一年使用4万升水来计算，这是地球上人们一年的用水量。按现在的趋势看，这个数字还在上升。”波克认为，“从最新研究来看，海洋在冰川的消融中起着关键作用，暖流一经过已经破裂的冰川，大面积的融化就会发生，这和气温升高共同导致冰川融化。”

格陵兰气候变化几乎决定着当地以捕猎为生的土著的去留。岛上主要的陆地哺乳动物有北极熊、麝牛、驯鹿、北极狐、雪兔、貂和旅鼠，附近水域中主要有海豹和鲸，它们过去是岛上因纽特人的主要食物来源。到了20世纪初期，海水温度上升使海豹几乎在格陵兰南部绝迹，后来气候转冷，大群海豹才又现身。而现在，因为浮冰融化，依赖浮冰捕食海豹的标志性动物——北极熊的生存也出现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