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疾病、伤害和危险因素负担研究2010（GBD2010）”由华盛顿大学健康测量与评估研究所牵头，囊括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论文对比了中国与20国集团中的其他国家，凸显了中国在卫生健康方面的急剧变化。举例来讲，在考虑了人口结构以后，中国2010年的60岁以下死亡率低于20国集团中的所有新兴经济体，仅略高于美国的同期水平。

在1990年，中国的健康状况与包括越南和伊拉克等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非常类似。当时，导致中国健康损失的主要疾病是慢性阻塞性肺部疾患、下呼吸道感染、中风、先天性畸形和新生儿脑病。然而20年后，这些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2010年，中国健康损失的主要原因是中风、缺血性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病、腰背疼痛和道路伤害。

在非传染性疾病中，与其他高收入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癌症情况相对来讲比较特殊。在2010年，中国女性的乳腺癌死亡率低于20国集团中大多数的高收入国家，这其中包括美国、英国和日本。但是，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和大肠癌都是在中国位列前15位导致早亡的主要病因。非传染性疾病正在成为中国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同时从1990年到2010年，传染性疾病、孕产妇和新生儿疾病下降了59%，儿童死亡数从100万左右减少了近80%到21.3万。自1990年以来，死于痢疾和下呼吸道感染的5岁以下儿童减少了90%以上。

在包括滥用药物、自杀等在内的对青年人有显著影响的行为上，中国优于大多数国家。在全球范围内，20到24岁的年龄段中滥用药物者在1990年和2010年间增长了38%，而在中国则下降了5%。就自杀而言，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年轻女性自杀率急剧下降了75%，年轻男性自杀率下降了49%。

“中国在减少一些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和残疾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成功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健康测量与评估研究所主任ChristopherMurray教授说，“年度疾病负担评估将使中国在国际对比中更好把握自己发展和改善的进程，并由此更加妥善地明确政策的优先之处。”

钱学森曾提出一个问题，后来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很多领域。比“钱学森之问”更为具体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

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不过，对知识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们说的知识通常指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知识也应该包括跨学科知识、跨领域知识、跨界知识。创造力多产生于学科交叉和融合。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来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________________”。他还说过，“________________”，在我们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这些知识以外的因素通常不受重视。知识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比较简单，通常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多而增多，但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则更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难怪爱因斯坦感叹过，“________________”。如果这些分析是对的，那么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二个回答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发展。

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也就是与追求创新的动机和动力有关。创新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能够在短期带来奖励。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见到成效。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源于一种内在动力，源自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奖赏。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然而，科学和社会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立竿见影”急于求成的心态，这样的价值观很难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

器官捐献率在各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太乐观，然而一组来自欧洲的数据引起了人们注意。这组数据显示，欧洲各国人口中签署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的比率，分别如下：匈牙利99.997%，奥地利99.98%，法国99.91%，葡萄牙99.64%，波兰99.5%，比利时98%，瑞典85.9%，荷兰27.5%，英国17.17%，德国12%，丹麦4.25%。统计结果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前七个国家的同意率都很高，在这几个国家之后，器官捐献的民意率_______，是什么因素让那些国家有如此高比例的人同意捐献自己的器官呢？

英国和法国教育、经济水平相当，可英国仅有17%的人同意捐献器官，而法国却接近100%；另一组比较则更能说明问题，德国和奥地利接壤，也同为德语国家，然而德国只有12%，奥地利却为100%，说明以上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解释。

会不会是宣传的作用呢？在荷兰，全国对器官移植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每个家庭都能收到关于器官捐献的信件，在电视、广播中也时常能看到宣传广告，甚至还有一档极具争议的综艺节目，让亟待器官移植的患者选择想要谁做他的供者。做了这么多活动，钱也花了不少，然而荷兰器官捐献的同意率却只有28%，与邻国比利时一比就相形见绌：人家没花过一分钱做宣传，器官捐献的同意率却高达98%。

原因究竟是什么？当研究者排除了以上这些因素后，他们将目光聚集在一个极其细微的环节上，那就是人们签署的那张器官捐献的知情同意书。在那些同意率低的国家中，知情同意书是这么写的：“如果您想参与器官捐献计划，请在这里画勾。”而在同意率高的国家中，知情同意书里只有一个地方不同，那就是：“如果您不想参与器官捐献计划，请在这里画勾。”器官捐献率如此悬殊，原因就在于知情同意书中的那一个词：“想”或“不想”。

这是两种不同的“默认选项”。第一种默认的情况是所有人都不参与器官捐献计划，因此参与者需要做出行动改变——“画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默认选项，因为在潜意识里这被看做是推荐的方案，而“画勾”做出改变则需要费力气，付出认知、情绪和行为上的投入，以换取改变默认选项后的收益。同样的，在第二种默认选项中，默认的情况是所有人都在器官捐献计划内，这也是默认的推荐，不捐献才需要人们去做决定和做出行动改变，而这需要花费人们更多的精力。也正因此，在两种情况下，“画勾”的都是少数，而接受“默认选项”则是大多数人的决定。

截止2007年12月，网民数已达到2.1亿人，比2007年6月增加4800万人，2007年一年增加了7300万，年增长率为53.3%。一年中平均每天增加网民20万人。目前，中国的网民人数略低于美国的2.15亿，位于世界第二位；中国16%的互联网普及率仍比全球平均水平19.1%低3.1个百分点。

从地域上看，北京和上海的互联网普及率较高，已经分别达到46.6%和45.8%；从增量上看，广东由于手机网民数增长的拉动，增长人数最多，一年内共增加了1500万网民。

2007年农村网民规模年增长率超过100%，达到127.7%，农村网民数量达到5262万人。7300万新增网民中的4成，即2917万来自农村。从网民居住地上看，网民居住在城镇的较多，74.9%都居住在城镇，城镇网民数已达到1.57亿人，而同期农村网民数量仅有5262万人。但农村网民数量增长非常迅速，年增长率超过100%，已达到127.7%，远高于城镇网民38.2%的增长率。但城镇与农村的互联网发展水平仍存在很大差距，城镇居民的互联网普及率是27.3%，农村仅为7.1%。

中国的宽带网民数量增长迅速。2007年12月的宽带网民数已经达到1.63亿，占网民总体的77.6%，比2007年6月增加了4094万人，比2006年12月的1.04亿增加了5938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