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教育的根本任务是：
追求升学率
培养精英人才
普及科技知识
全面提高国民素质
下列各项政府行为中，属于经济手段的是：
制定食品安全法规
关闭污染严重的企业
中央银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质监部门对制假企业处以罚款
下列不属于收入再分配手段的是：
最低工资保障
最低生活保障
税收
社会保险
“一微克”行动是指一项针对北京大气污染防治的长期任务，强调细颗粒物治理要一个微克一个微克去抠，综合运用科技、执法、管理等手段，实施大气污染精准治理。北京市践行“一微克”行动，体现了：
①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②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
③质变可以产生新事物，质变优于量变
④意识对改造客观世界具有指导作用
①②
②③
①④
②④
有科学家此前已经发现，生活在高原地区寒冷水域中的蛤蜊，寿命可比生活在暖水中的同类长10倍。科学家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冷水环境里的蛤蜊新陈代谢较慢，因此寿命更长。但是科学家最近发现，一种4500万年前生活在南极洲的蛤蜊，寿命可长达120年，这在动物中是少见的高寿，但是当时南极洲海域水温比现在高10℃左右，较为温暖。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合理地解释上述现象：
研究发现，4500万年前南极洲的蛤蜊在冬季生长而非夏季
新陈代谢缓慢并不是蛤蜊长寿的唯一原因
生活在寒冷水域的鱼类比生活在热带的鱼类寿命更长
生活在热带水域的蛤蜊的寿命并不比冷水环境中的蛤蜊的寿命短
牙医在治疗龋齿时，先要去除牙齿龋坏的部分，再填充材料以修补缺损的牙体。但是， 10%至15%的补牙会失败，且所用的填充物并不具备使牙齿自愈的功能，甚至还有副作用。有鉴于此，研究人员研发出一种用合成生物材料制成的填充物，可以刺激牙髓中干细胞的生长，修复受损部位。这种填充物能刺激干细胞的增殖，并分化成牙本质。如果未来补牙的填充物都用这样的再生材料制成，将降低补牙失败率，也可减少蛀牙患者治疗牙髓之苦。
由此可以推出：
未来人们将不再患上蛀牙病
未来人们将不再受龋齿困扰
新研发的补牙填充物能刺激受损牙齿自愈
新研发的补牙填充物能促进牙本质的生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新旧两种政法话语与体制，两者相互寄生、斗争又合作。新政法体制的建立是通过寄生在旧政法体制之中逐步实现的，但随着新政法体制的逐步壮大并越来越具正当性，现在出现了反向寄生，即旧政法体制开始学会了新政法体制那套话语和做法，寄生在新政法体制之中，从之前的抵制转向了合作，甚至利用。
下列选项中，最能削弱上述观点的是：
新旧两种政法体制是在斗争中并存的
新旧两种政法体制相互独立，没有斗争，也没有合作
新旧两种政法体制的关系分为两阶段：在第一阶段，新政法体制寄生于旧政法体制；在第二阶段，旧政法体制寄生于新政法体制
新旧两种政法体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科学家研究发现，间充质干细胞的免疫调节具有这样一种可塑性，即它就像炎症环境的一个调和剂：当炎症反应加强时，间充质干细胞就会抑制免疫反应；当炎症反应减弱时，间充质干细胞反而可能促进免疫反应。这种特性在其治疗疾病的过程中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比如，科学家发现进入人体的间充质干细胞可以显著缓解肝硬化病人的病情，其肝脏部位的炎症反应明显减轻，肝功能指标如胆红素、白蛋白等明显好转。但是地塞美松会在相当程度上抵消间充质干细胞对于肝硬化的治疗作用。原因是当病人接受地塞美松和间充质干细胞的联合治疗时，肝硬化病人病灶部位的炎症会减轻，导致间充质干细胞的免疫抑制作用减弱，间充质干细胞的治疗效果完全消失，甚至会加重疾病。
根据这段文字，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间充质干细胞对肝硬化的治疗效果优于地塞美松
间充质干细胞会抵消地塞美松对炎症的抑制作用
间充质干细胞与某些药物的共同使用可能破坏其对炎症疾病的治疗效果
科学家可以依据炎症环境的特点来塑造间充质干细胞的免疫调节功能
某领导要把20项任务分配给三个下属，每个下属至少分得三项任务，则共有多少种不同的分配方式：
28
36
54
78
种。长远以来，中国就重视文化立国，礼治即表现在国家治理中体现出文化的精神。儒释道、诸子百家文化数千年来成为中国人的思想血脉，影响了各个朝代的主流思想。“仁义礼智信”“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念，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以及全体中国人的人格言行影响很深。众所周知的如《论语》《大学》等成为数百年来包括帝王在内的治国理政者们的必读书，历史上国家治理者推行“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等理念和做法，都是礼治的表现。
中国历史的主流，与其说是人治，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思想影响下的帝王及士大夫们在治理国家。虽然经历许多次改朝换代，期间也有一些_______________的帝王，但中国社会治理的背后，总体来说都有着中国文化思想作为底蕴，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_______________。
在礼治之下，总体来看中国历史上也发展出了与其相应的法治，有法制体系以规范社会治理的各方面。比如有监察制度以保证官员廉洁奉公，有官员选拔制度以保证任人唯贤，等等。就监察制度来说，唐朝就有“四善二十七最”“六察法”等，对官员的监察和考核进行严格详细的规定。对皇帝本身，也不是没有约束制度。比如在唐朝三省六部制下，虽然最高命令是皇帝诏书，但诏书由中书省拟撰，后经门下省复审。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可以“封驳”，也就是把皇帝命令挡回去。“封驳”在汉代已经出现，唐代“封驳”的例子屡见不鲜，宋朝也延续了这一制度。明朝来华多年的传教士利玛窦也注意到，“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对法治的推崇，屡见于古代经典。比如《管子》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荀子认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这些思想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些人质疑中国历史上是否有法治，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国人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时期，整个社会能按照一定规则和制度来进行治理，并实现较长时间的良性运转，至少应说是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法治特色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认为“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连《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治理，有时代的局限性，也有很多不完善乃至糟粕的东西，但我们不应简单以人治抹杀中国古代治理经验，从而失去了取其精华的机会。比如历史上的监察制度、选官制度等经验就值得借鉴。笔者也注意到，历史上治理较好的时期，都是那些文化较昌明开放的时代，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当文化精神比较衰退、保守的时候，便出现社会治理和制度的相对颓废。所以今天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法治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应大力加强“礼治”，注重夯实优秀传统文化的内蕴。
最适合作为本文标题的是：
要法治不要人治
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
法治文化传统漫谈
礼法并治是中国的政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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