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切割成相同大小隔间的写字楼，吃住挤在6平方米的年轻人，月收入过万但需苦练720小时的工作流程——这就是网红工厂的生态。通过新老主播连麦、互刷礼物、买热门等推广手段，经纪公司“制造”出了千千万万个同质化的赚钱机器。但这种枯燥辛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挡更多人涌入这一行业的热情。调查显示，2017年粉丝规模在10万人以上的中国网红人数较2016年增长了50%，超过一半的“95后”向往的新兴职业就是网红或主播。

②十几年前，人们用明星制造和造星工厂来形容庞大的明星产业链，现在，当媒介不仅仅局限于电影电视这一大小银幕，互联网孵化的网红工厂应运而生。舆论对“工厂”这个词汇的使用，看似不经意，实际上内含着对文化趋势的敏锐认识和隐性忧虑。

③对于现代商业所带来的拜物教和文化景观，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哲学家们最早使用了“文化工业”这一词汇。文化工业的出现，使得文化产品按“标准化”“一律化”模式大批量制造，最终带来了“伪个性化”的盛行。它将统一行为方式和审美方式强加于人，使商业文化中的人变成了“单面人”。

④网红的产生和迅速地批量复制，就是一个制造稳定套路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并不是单一的，还和其他工业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套路丛”。以下信息可以提供一些参考：中国整形美容手术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增长，整形美容已成为继房地产、汽车销售、旅游之后的第四大服务行业；与此同时，“修图软件”“自拍神器”“美颜相机”等自拍APP商机不断、热钱涌入，近年自带美颜和滤镜功能的手机相继上市。“颜值经济”已经结构化，互相论证着彼此的合理性。

⑤“颜值经济”带来的最直接结果是，“美”已经被符号化。美容院的批量改造和网红主播的展示，对当下的审美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美”等于削尖了的下巴、满溢玻尿酸的苹果肌、美瞳巨眼、从上而下45度角的镜头成像。这两三年以来，很多网络论坛和公众号都掀起了对八九十年代明星的怀旧风，从反面说明了网红潮所带来的审美压抑。

⑥更深层的影响还在于，这个过程带来一种双向规训，不仅是对粉丝的规训，也是对网红主播自身的规训。这就是，人人展示个性，但同质化的展示成为了最大的共性；人人设计“人设”，而这种将人单向化、纯粹化的设计成为了最庸常的套路；貌似提供了最坦然直接交流的直播，但实际上却“披挂”了层层伪饰。哲学学者指出的“伪个性化”，正由网红工业集中呈现出来。

⑦在文化里，任何的“单一”和“模式”都值得警惕。因为人的潜能一旦被统一规定到一种既定的文化形式中，就会造成对人的丰富本质的否定。如果在社会的文化生活中，除了一种套路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那就已经到了该去审视这种文化的时候了。

技术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战，并且有着独特的生命周期。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首先是先驱阶段。技术的先决条件已经存在，梦想家们可能会考虑把这些元素放在一起。然而即便这些梦想此时已经记录在案，人们也不会将其视为发明创造，比如达•芬奇曾经绘制过很多有说服力的飞机和汽车图画，但人们并不认为他是在发明创造。

其次是发明阶段。这一阶段在人类文化当中相当有名。此一阶段时间比较短，从某些方面来看，这就像___________________。在这个阶段当中，发明家们把科学技术、好奇心与决心结合起来，通常再加上一定的表演技巧，将各种方法以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给生活带来一种全新的技术。

第三个阶段是发展阶段。新发明会得到那些溺爱它们的监护者（也许还包括最初的发明者）的保护和支持。通常这一阶段比发明阶段要重要，可能还包括额外的创造，这些额外创造比那个独创性发明更重要。当年，许多工匠已经手工制作了非常精美的老式汽车，但使汽车产业得以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却是美国企业家亨利•福特推出的大批量生产的创新做法。

第四个阶段是成熟期。技术在不断进步，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也终于成为社会当中独立稳定的部分，也许已经深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许多观察家认为，技术将永存于世。

在下一个阶段（可称为“挑战者时期”）到来时，这种状态会发生有趣的变化。技术界的“新贵”威胁着要排挤那些老技术，其追随者过早宣布了胜利的消息。但是尽管新技术能带来一些独特的益处，仔细思考之后人们却发现，这些新技术在功能和质量方面存在着关键元素缺失的问题。当人们发现这些新技术确实无法改变既有秩序之后，技术的保守派便以此为依据，证明以前的技术方法确实可以永存。

对逐渐老化的技术来说，这通常只是一个短暂的胜利。另一种新技术很快就会出现，它总能成功地将原有技术逼到过时的舞台上。在生命周期的这个部分，技术在逐渐衰败的状态当中度过了晚年，它的最初目的和功能现在都被一个更活泼的竞争对手比下去了。这一阶段约占技术整个生命周期的5%至10%。

最终，技术成为“老古董”，就像马赫轻便马车、拨弦键琴、机电式计算器一样，不得不黯然离场。

我们的生活被各式各样的信息塞满挤爆，常常来不及消化，就被迫接收下一个信息，这导致信息的传递处于无意识处理的状态，很多问题都来不及深入思考。长期下来，我们的大脑容易被既定的观念限制，看似精明却往往漏洞百出。商家、推销员、诈骗集团等紧紧抓住这一特点，巧妙操弄生活中的各种信息，制造一个又一个骗局，我们则比想象中更容易落入圈套，还认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骗局的根源之一：其实我们活在大脑创造的虚拟世界中。

当我们在看世界时，我们是真的“直接”看到了世界，还是只是“间接”看到了世界呢？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我们当然是直接看到了世界，但事实上，我们只是间接看到了世界。我们的各种感觉和经验，完全是大脑解码后传递给我们的产物。当我们看到、听到、闻到、尝到或摸到东西时，我们真正“接触”到的，只是大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①我们所有的知觉经验，完全是大脑的产物。大脑通过感官，把外在世界的能量和信号转变成电生理信号，这些电生理信号又被转化成知觉意识。我们所体验到的，就是这些由大脑产生的知觉意识。换言之，我们的知觉意识，完全是大脑创造出来的知觉假象。由于是大脑模拟的虚拟现实，其中就会有错误或漏洞。这就是大脑容易受骗的第一个原因。

骗局的根源之二：各种思考捷径帮倒忙。

在演化过程中，大脑竭尽所能地让这些模拟的知觉能够逼近真实世界，好让我们可以顺利存活于世界之中。②但是，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野性世界，大脑常常需要选择牺牲少许的“正确性”以换取“速度”，“思考捷径”就是大脑为了求快而建立的一种快捷计算方式。通过某些事先建立好的预设，大脑可以节省许多资源。③我们无论怎样使用意志去穿透认知，都不可能改变大脑的想法。科学家们把这种无法通过意志力进行矫正的认知现象，称为“认知不可穿透性”。这种“认知不可穿透性”，正是大脑可能欺骗我们的另一重大原因。

骗局的根源之三：无意识信息处理过程出现漏洞。

大脑容易受骗或出错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无意识信息处理过程出现漏洞。大脑中的电生理信号在被转化成知觉意识之前，必须先经历一系列无意识的信息处理过程。④比如突触释出神经传导物质、电子信号在脊鞘上跳跃等过程，这些完全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意识层面。

大脑不让我们意识到这些庞杂的信息处理过程，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如果把所有的信息处理过程全部呈现到意识中，我们将会被信息淹没。因此大脑选择只让我们意识到那些最重要的信息。但是，_______________。当我们无法意识到这些庞大的无意识信息处理过程时，这些会偷偷影响我们行为的因素，就很容易成为被人利用的漏洞。

器官捐献率在各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太乐观，然而一组来自欧洲的数据引起了人们注意。这组数据显示，欧洲各国人口中签署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的比率，分别如下：匈牙利99.997%，奥地利99.98%，法国99.91%，葡萄牙99.64%，波兰99.5%，比利时98%，瑞典85.9%，荷兰27.5%，英国17.17%，德国12%，丹麦4.25%。统计结果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前七个国家的同意率都很高，在这几个国家之后，器官捐献的民意率_______，是什么因素让那些国家有如此高比例的人同意捐献自己的器官呢？

英国和法国教育、经济水平相当，可英国仅有17%的人同意捐献器官，而法国却接近100%；另一组比较则更能说明问题，德国和奥地利接壤，也同为德语国家，然而德国只有12%，奥地利却为100%，说明以上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解释。

会不会是宣传的作用呢？在荷兰，全国对器官移植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每个家庭都能收到关于器官捐献的信件，在电视、广播中也时常能看到宣传广告，甚至还有一档极具争议的综艺节目，让亟待器官移植的患者选择想要谁做他的供者。做了这么多活动，钱也花了不少，然而荷兰器官捐献的同意率却只有28%，与邻国比利时一比就相形见绌：人家没花过一分钱做宣传，器官捐献的同意率却高达98%。

原因究竟是什么？当研究者排除了以上这些因素后，他们将目光聚集在一个极其细微的环节上，那就是人们签署的那张器官捐献的知情同意书。在那些同意率低的国家中，知情同意书是这么写的：“如果您想参与器官捐献计划，请在这里画勾。”而在同意率高的国家中，知情同意书里只有一个地方不同，那就是：“如果您不想参与器官捐献计划，请在这里画勾。”器官捐献率如此悬殊，原因就在于知情同意书中的那一个词：“想”或“不想”。

这是两种不同的“默认选项”。第一种默认的情况是所有人都不参与器官捐献计划，因此参与者需要做出行动改变——“画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默认选项，因为在潜意识里这被看做是推荐的方案，而“画勾”做出改变则需要费力气，付出认知、情绪和行为上的投入，以换取改变默认选项后的收益。同样的，在第二种默认选项中，默认的情况是所有人都在器官捐献计划内，这也是默认的推荐，不捐献才需要人们去做决定和做出行动改变，而这需要花费人们更多的精力。也正因此，在两种情况下，“画勾”的都是少数，而接受“默认选项”则是大多数人的决定。

纽约曼哈顿城区是全世界高楼密度最大的地方，狭窄的街道却能看到阳光；这里是世界上行人密度最高的地方，但行人却不会感到拥堵。曼哈顿城区林立的高楼大都是竹笋般的退台式建筑，保证了阳光的照射路径，街道对行人也非常友好，摩天大楼纷纷将宝贵的底层镂空，作为行人行走、休憩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街道事实上被拓宽了。是什么原因，让阳光从高楼的狭缝中打到纽约的街道上，让开发商奢侈地放弃建筑底层，“好心”考虑行人的需求？

20世纪初，纽约市迅猛发展，地产商纷纷投资曼哈顿，诸多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黄金地段自然价格不菲，出于经济考虑，地产商对建筑师提出了在当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要求——建造高度更高、面积最大的摩天大楼。从审美角度来说，这是一场灾难——曼哈顿城市用地被臃肿、庞大的建筑体块占满，狭窄的街道终年不见阳光，阴暗、逼仄，空气非常浑浊，城市环境日渐恶化。著名的丑陋项目恒生大楼，就是当时建筑风格的代表之一，容积率惊人，体量巨大，不仅阻挡了周边地块建筑的采光和通风，1.3万人的容量也给交通和服务造成不小的压力。冬季，恒生大楼形成面积高达2.6公顷的阴影，相当于自身面积的6倍，直接造成周边地块办公楼出租率下降。

纽约市敏锐地意识到这种问题，1916年纽约出台了区划法案，旨在遏制这种贪婪攫取空间的趋势。法案明确规定了地块中建筑高度和体量的标准——地产开发者可以在一定的高度限制范围内，在用地上保持100%的建筑密度；超过这一高度，则应让出临街一侧的空间；如果更高，则继续让出面积。只有建筑体量出让到一定程度，即主楼的平面面积少于用地面积的25%时，才不必继续后退。这部分改善了曼哈顿的街道环境，此后的建筑形体也变得稍微克制、美观起来，从平顶、方盒子形状，向山坡般跌落式转变，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等就是退台式建筑的代表，这种建筑形态，被人们戏称为“婚礼蛋糕”或“巴比伦塔”。区划法案颁布后的近40年中，纽约新建成的摩天大楼无一不层层后退，街道上因此保留了一些阳光。也就是说，纽约的早期法案有效地缓解了城市高楼病。

如果一直如此，类似帝国大厦的建筑早就应该占领曼哈顿了，相似的退台式建筑会成为纽约统一的建筑风格，纽约的立法者应该感到欣慰。直到1952年，一名富有创造性的建筑师用全新的方案，巧妙地糅合法案要求、建筑美感、商业需要于一身，引领了20世纪中期曼哈顿的建筑时尚。他的作品就是利华大厦。

①几百万年前，气候变化导致森林退化，人类祖先被迫走出森林，到草原上生活。这被认为是人类与其生活在森林里的类人猿亲戚们分化的关键时刻。传统观点认为，在草原上，猿人们很快过上了狩猎者的生活。作为灵长类生物，他们并不具备强健的肌肉和锋利的牙齿，仅凭体力很难成功捕获猎物，不得不依靠精细的社会分工进行合作，并通过发明各种工具和武器捕猎求生。捕猎所获肉食，使得他们获得了丰富的蛋白质，对大脑发育也有某种助益。总之，狩猎的生活方式最终塑造了我们目前熟悉的人类。
②然而，这个观点也并非没有漏洞。在原始人类究竟是否为狩猎者这个问题上，学界始终有不同意见。唐娜·哈特与罗伯特·W.苏斯曼就在他们所著的《被狩猎的人类：灵长类、捕食者和人类的演化》中提出了“人类猎物假说”。他们认为猿人不是猎人，而是各种食肉动物的猎物。这个假说有不少证据支持，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原始人类遗留的骨骼中经常包含明显的被啃咬的痕迹。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头骨底部有巨大破口，研究者曾一直认为这个现象证明了北京猿人有“人吃人”的习惯。实际上，这一损伤更可能是鬣狗啃噬造成的。在远古时代，有些种类的鬣狗体型巨大，完全有能力咬碎猿人的头骨。
③那么，“原始人类是各种食肉动物的猎物”这个假说对于解释人类的进化又有什么意义呢？哈特和苏斯曼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比如，他们认为语言可能起源于声音警报，在此声音信号系统上继续发展，便慢慢奠定了语言形成的基础。支持“人类猎物假说”的学者认为，人类形成复杂的大脑功能并不是为了更好地协调狩猎行为，而是为了挫败食肉动物的攻击。具有一定智慧的复杂大脑可以使原始人类更好地互相协调，从而及时制订躲避乃至反制策略。
④除了上述“人类猎物假说”，还有另外一种假说，即“人类长跑者假说”。该观点认为原始人类很可能属于一种本着“机会主义”生存原则的食腐动物，需要长时间在非洲草原四处游走，寻找新鲜的动物尸体食用。这个假说可以解释现代人类为何具有较强的耐力这一事实。虽然人类的冲刺能力不如很多食肉或食草动物，但是如果在炎热的非洲草原上进行万米长跑比赛，大部分哺乳动物会输给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的骨骼与韧带结构更适合长距离奔跑。人类还可以高效利用分布于全身的汗腺来控制体温，防止在炎热环境下长距离奔跑导致的躯体过热。此外，直立行走的姿态和人类的胸腔结构，使人类能在奔跑时更好地调节呼吸。
⑤实际上，在上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生态位并非一成不变，上述假说也许都不全面。真正的人类故事很可能是古老的猿类从猎物和食腐动物向猎人演变的过程，他们作为“猎物”“食腐者”所进化出的一些特征，比如为防止被捕猎而形成的复杂社会网络、为了适应食腐生活而逐渐形成的适合长跑的身体结构等，很可能也为后来人类成为“猎人”打下了基础。当人类祖先真正成为合格的猎人之后，智人也就登上了历史舞台，改变了其他各种生物的命运，也让整个地球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①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算法”的时代。我们究竟应该买什么东西、看什么新闻、去哪里上学……在作出这些决策时，我们通常会遵循算法的指引。算法让我们完成过去难以完成的任务，还能为我们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②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对算法进行有效规制，让算法的好处得到充分发挥呢？有专家认为，必须让算法实现透明化；另一些专家认为，应该让算法可以被共享。这些观点在操作中面临的困难很大。以算法的透明性为例，尽管很多人都呼吁将算法公开，以便其被监督，但这很不现实。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说，算法是核心资产。强行要求将这些算法公开，是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一种侵犯。另一方面，由于很多算法十分复杂，就算被公开、被共享了，要想对它们进行有效的监管，会面临很高的成本。由此，需要探索一条更为有效的路径。

③虽然，现在很难有一套完整的、明晰的算法规制思路。不过，有两条原则可以被参考，分别是：“将人的事情留给人，将算法的事情留给算法”，以及“用规制人的思路来规制算法”。

④先看第一条原则。在很多情况下，算法本身只是一种工具，要负责任的应该是人。例如，一些电商平台利用算法对用户进行分级，然后根据分级状况决定商品的销售价格。这就是价格歧视，要对此负责的是人，而非算法。

⑤再看第二条原则。很多人认为算法是一个黑箱，不知道里面的运行机制，因此难以被规制。这听上去有道理，但却存在纰漏。教科书上算法的定义是，为解决特定问题而规定的一系列操作。据此，人为了解决问题而进行的思考也是一种算法。虽然机器的算法很复杂，但至少我们还知道它所应用的编程语言和编程原则；而对于人脑中的算法，尽管我们已经研究多年，但却始终不了解其使用的“编程语言”，尽管如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人的行为进行规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类似的思路来思考对算法的规制呢？

⑥按照这一思路，举例来说，如果要指挥电工安装灯泡，一种思路是，在一边观察电工，一有问题就纠正。但这个思路成本很高，还会损害电工的积极性。另外一种思路是，告诉电工“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若安不好，就要赔钱”。电工同意后，他一定会仔细地把灯泡安好。

⑦其中的道理在于，我们通过调整电工的支付状况，让他自身的利益和我们达成了一致。在经济学上，这被称为“激励相容条件”。对于算法规制而言，规制者只要设法调整算法的输入目标，保证它和我们想要的目标一致，就可以引导它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随着人们对信息需求的日益增长，许多国家都在大力开发可视图文信息系统。这种系统把用户终端（计算机和电话机）通过现有的公用电信网与图文信息中心计算机的数据库连接起来，进行数据通信，向公众开放信息服务，使信息资源在最大范围内实现共享，这个系统亦称为可视数据系统。用户在家中只要通过操纵终端设备，就可以方便地向图文信息中心检索所需要的各种可视图文信息。

各个用户可在电视机屏幕前分别与图文信息中心的计算机“对话”，而不只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这种可以进行人机对话的信息系统又称为交互（交互就是有问题有答案）可视信息系统。它是信息社会中一种比较理想的通信手段。这种可视信息系统自从1979年问世以来，至今已普及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我国也已开通了可视图文通信业务。

在可视图文系统中，用户与电视节目中心数据库或图像库直接通信，成为声音、图像综合以及娱乐、教育、信息一体化的通信手段。它也是实现办公自动化和家庭自动化的重要工具。交互电视信息系统使有线电视可供选择的频道增加到一二百个，而且各家庭（个人）同发射台可以进行双向通信联络，用户不仅可以点播节目，还可以参与电视节目的制作。可视图文系统已经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

它给教学活动、生产管理等带来极大的方便。可视图文系统最有效的领域要算是购物和预约订货了。顾客不出家门就可通过可视图文终端进行购物和款项的支付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