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8996亿元，同比增长68.37%， 环比增长195.63%。其中，发行一般债券3178亿元，同比减少28.33%，环比增长117.08%，发行专项债券5818 亿元，同比增长540.04%，环比增长268.46%；按用途划分，发行新增债券7170亿元，同比增长127.11%，环比增长332.71%，发行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1826亿元，同比减少16.47%，环比增长31.75%。

2019年6月，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期限11.1年，其中新增债券10.4年，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13.4年；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利率3.55%，其中新增债券3.52%，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3.65%。

2019年1至6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8372 亿元，同比增长101.09%。其中，发行一般债券12858亿元，同比增长23.21%，发行专项债券15514亿元，同比增长322.38%；按用途划分，发行新增债券21765亿元，同比增长553.80%，发行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6607亿元，同比减少38.71%。

2019年1至6月，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期限9.3年，其中一般债券11.2年，专项债券7.8年；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利率3.47%，其中一般债券3.53%，专项债券3.43%。

2019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240774.3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33089.22亿元，专项债务限额107685.08亿元。截至2019年6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05477亿元，其中，一般债务118397亿元，专项债务87080亿元。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农村互联网建设，目前已初步建成融合、泛在、安全、绿色的宽带网络环境，基本实现“城市光纤到楼到户，农村宽带进乡入村”。2019年，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光纤和移动通信网络，行政村通光纤和4G比例均超过98%。调查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人，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2.55亿人，较2018年12月增长14.9%，城镇网民规模为6.49亿人，占网民整体的71.8%，较2018年12月增长4200万。

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46.2%，较2018年12月提升7.8个百分点，其余年份详情如下：

器官捐献率在各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太乐观，然而一组来自欧洲的数据引起了人们注意。这组数据显示，欧洲各国人口中签署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的比率，分别如下：匈牙利99.997%，奥地利99.98%，法国99.91%，葡萄牙99.64%，波兰99.5%，比利时98%，瑞典85.9%，荷兰27.5%，英国17.17%，德国12%，丹麦4.25%。统计结果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前七个国家的同意率都很高，在这几个国家之后，器官捐献的民意率_______，是什么因素让那些国家有如此高比例的人同意捐献自己的器官呢？

英国和法国教育、经济水平相当，可英国仅有17%的人同意捐献器官，而法国却接近100%；另一组比较则更能说明问题，德国和奥地利接壤，也同为德语国家，然而德国只有12%，奥地利却为100%，说明以上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解释。

会不会是宣传的作用呢？在荷兰，全国对器官移植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每个家庭都能收到关于器官捐献的信件，在电视、广播中也时常能看到宣传广告，甚至还有一档极具争议的综艺节目，让亟待器官移植的患者选择想要谁做他的供者。做了这么多活动，钱也花了不少，然而荷兰器官捐献的同意率却只有28%，与邻国比利时一比就相形见绌：人家没花过一分钱做宣传，器官捐献的同意率却高达98%。

原因究竟是什么？当研究者排除了以上这些因素后，他们将目光聚集在一个极其细微的环节上，那就是人们签署的那张器官捐献的知情同意书。在那些同意率低的国家中，知情同意书是这么写的：“如果您想参与器官捐献计划，请在这里画勾。”而在同意率高的国家中，知情同意书里只有一个地方不同，那就是：“如果您不想参与器官捐献计划，请在这里画勾。”器官捐献率如此悬殊，原因就在于知情同意书中的那一个词：“想”或“不想”。

这是两种不同的“默认选项”。第一种默认的情况是所有人都不参与器官捐献计划，因此参与者需要做出行动改变——“画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默认选项，因为在潜意识里这被看做是推荐的方案，而“画勾”做出改变则需要费力气，付出认知、情绪和行为上的投入，以换取改变默认选项后的收益。同样的，在第二种默认选项中，默认的情况是所有人都在器官捐献计划内，这也是默认的推荐，不捐献才需要人们去做决定和做出行动改变，而这需要花费人们更多的精力。也正因此，在两种情况下，“画勾”的都是少数，而接受“默认选项”则是大多数人的决定。

纽约曼哈顿城区是全世界高楼密度最大的地方，狭窄的街道却能看到阳光；这里是世界上行人密度最高的地方，但行人却不会感到拥堵。曼哈顿城区林立的高楼大都是竹笋般的退台式建筑，保证了阳光的照射路径，街道对行人也非常友好，摩天大楼纷纷将宝贵的底层镂空，作为行人行走、休憩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街道事实上被拓宽了。是什么原因，让阳光从高楼的狭缝中打到纽约的街道上，让开发商奢侈地放弃建筑底层，“好心”考虑行人的需求？

20世纪初，纽约市迅猛发展，地产商纷纷投资曼哈顿，诸多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黄金地段自然价格不菲，出于经济考虑，地产商对建筑师提出了在当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要求——建造高度更高、面积最大的摩天大楼。从审美角度来说，这是一场灾难——曼哈顿城市用地被臃肿、庞大的建筑体块占满，狭窄的街道终年不见阳光，阴暗、逼仄，空气非常浑浊，城市环境日渐恶化。著名的丑陋项目恒生大楼，就是当时建筑风格的代表之一，容积率惊人，体量巨大，不仅阻挡了周边地块建筑的采光和通风，1.3万人的容量也给交通和服务造成不小的压力。冬季，恒生大楼形成面积高达2.6公顷的阴影，相当于自身面积的6倍，直接造成周边地块办公楼出租率下降。

纽约市敏锐地意识到这种问题，1916年纽约出台了区划法案，旨在遏制这种贪婪攫取空间的趋势。法案明确规定了地块中建筑高度和体量的标准——地产开发者可以在一定的高度限制范围内，在用地上保持100%的建筑密度；超过这一高度，则应让出临街一侧的空间；如果更高，则继续让出面积。只有建筑体量出让到一定程度，即主楼的平面面积少于用地面积的25%时，才不必继续后退。这部分改善了曼哈顿的街道环境，此后的建筑形体也变得稍微克制、美观起来，从平顶、方盒子形状，向山坡般跌落式转变，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等就是退台式建筑的代表，这种建筑形态，被人们戏称为“婚礼蛋糕”或“巴比伦塔”。区划法案颁布后的近40年中，纽约新建成的摩天大楼无一不层层后退，街道上因此保留了一些阳光。也就是说，纽约的早期法案有效地缓解了城市高楼病。

如果一直如此，类似帝国大厦的建筑早就应该占领曼哈顿了，相似的退台式建筑会成为纽约统一的建筑风格，纽约的立法者应该感到欣慰。直到1952年，一名富有创造性的建筑师用全新的方案，巧妙地糅合法案要求、建筑美感、商业需要于一身，引领了20世纪中期曼哈顿的建筑时尚。他的作品就是利华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