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机构对A国科研工作者进行了调查，发现现阶段女性科研工作者的申请基金情况以及薪资水平仍然不乐观。下面是A国科研工作者的人数，以及男性、女性科研工作者申请A国NIH基金和平均工资水平的比较。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用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区，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用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能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_________________。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亮，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着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用这样的文艺，那么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在有力地迅速地完成。（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钱学森曾提出一个问题，后来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很多领域。比“钱学森之问”更为具体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

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不过，对知识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们说的知识通常指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知识也应该包括跨学科知识、跨领域知识、跨界知识。创造力多产生于学科交叉和融合。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来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________________”。他还说过，“________________”，在我们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这些知识以外的因素通常不受重视。知识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比较简单，通常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多而增多，但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则更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难怪爱因斯坦感叹过，“________________”。如果这些分析是对的，那么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二个回答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发展。

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也就是与追求创新的动机和动力有关。创新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能够在短期带来奖励。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见到成效。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源于一种内在动力，源自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奖赏。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然而，科学和社会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立竿见影”急于求成的心态，这样的价值观很难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

我们习惯了出门要先看看天气预报。其实在太空中也是如此——空间环境预报对保证航天员的工作、保障载人空间站的安全非常重要。
中科院空间环境预报中心承担着空间环境预报的任务，不仅要为发射任务提供空间环境保障服务，还将开启________的空间环境保障模式，不间断地为我国载人空间站的在轨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影响载人空间站发射和运行安全的轨道空间环境主要是大气环境、高能辐射环境和流星体环境等。这些环境的变化主要受太阳活动和地磁活动的制约。太阳活动是近地空间环境的扰动源，大的太阳爆发活动直接影响近地空间环境，如产生太阳质子事件引起高能辐射环境的变化。地磁暴期间，高层大气密度会迅速上升，导致低轨道上航天器的阻力增加，从而改变航天器的正常运行轨道，增大航天器定轨和轨道预测的误差。
载人空间站各个舱段的发射期（2021-2022年）处于第25太阳活动周的开始和上升阶段，太阳爆发活动的强度和频次相对低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空间环境就可以平静无虞了。太阳上的冕洞经常连续几个太阳自转周（27天）引起地磁扰动，偶发的日冕物质抛射也会时不时引起地磁暴。
最重要的是，载人空间站的运行期为10余年，将横跨第25太阳活动周，甚至延长至第26太阳活动周。长期的在轨运行，工程任务将越来越复杂，也将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空间环境要素威胁。
首先，空间站是一个大型航天器，更容易遭受空间粒子辐射、原子氧腐蚀、碎片撞击等效应影响。它在轨时间很长，这就使得空间环境影响的累计效应非常突出。其次，空间站要正常运行，必备一个高压供电系统，太空中的等离子体环境会导致弧光放电、电流泄露等效应突出。再次，空间站将一直运行在低轨道区域，大气环境和碎片环境恶劣，轨道衰变、机械碰撞效应更为显著。对于航天员而言，需要常驻在空间站，并开展出舱、交会对接等航天活动，遭受空间辐射的概率大大增加。空间站长期运行任务中，将包括核心舱、货运飞船、载人飞船、实验舱1、实验舱2、光学舱等频繁的发射和回收，航天任务重。要保障这些飞行任务的空间安全，需要的空间环境安全窗口更多。
预报中心早在天和核心舱发射前一年就进入保障状态，对空间站任务期的整体空间环境态势及其对任务的可能影响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为后续预报任务的制定和实行奠定了基础。
自2020年6月以来，预报中心对现有的空间环境预报保障系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和改造，重点增加了针对空间站轨道预报的支持产品和针对航天员辐射安全的预警评估产品，并于2021年1月完成了整个系统的建设和改造任务。
从核心舱发射前三个月开始，预报中心持续不断地向工程有关部门提供空间环境预报报告，对发射窗口的空间环境状况进行精密的分析和预测，并分析空间环境可能对核心舱的影响，给出了精确的短期预报结论：太阳不会发生强爆发活动，地磁不会发生强扰动，预计发射窗口的空间环境是安全的。从4月29日核心舱入轨开始，预报中心进入空间站在轨飞行空间环境保障任务状态。空间环境预报员24小时值班，时刻监视空间环境的变化，及时报告空间环境态势，评估空间环境变化对载人空间站可能带来的威胁，协助空间站系统和航天员及时规避未知的空间环境危害，保障载人空间站的安全稳定运行。

从大蒜、生姜，到香蕉、菠萝，在农产品价格暴跌中，农民很受伤。订单农业作为以销定产的重要手段，对稳定农产品价格、确保农民合理收益、抵御市场价格风险具有一定的作用。然而，经调查发现，订单农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因为部分农民契约意识差、恶意违约而变得难以推行，这反过来又伤害了商户和农民。

作为抵御农产品价格周期波动的重要机制，订单农业一度被各方寄予厚望。然而近些年的实践表明，这一理想化的风险平抑工具，远远未能发挥预想中的作用。不少农民契约意识____________，动辄毁约，一次次使得一纸购销合同____________。轮番上演的单方面毁约事件，不仅让相关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也让农民群体本身付出了惨痛代价。

众所周知，农业生产天然存在着滞后性和长周期性，这决定了农民很难及时、准确地安排生产过程。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才形成了农产品价格“周期怪圈”现象。而所谓订单农业，其核心逻辑就在于“以销定产”。倘若严格执行，这一模式将有效实现供需平衡，避免由生产不足或过剩而引发价格巨震。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一些农民受眼前短利驱动，往往会选择性执行购销合同，这无异于亲手解除了“自我保护”的机制。

现如今，订单农业所面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小农心理”作祟。农民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并不熟悉商品社会的那套契约体系和交易方式，而且对违约行为的性质和后果也缺乏完整的认知。再加上大多数的涉农购销合同，都不具备必要的担保机制和强制执行的可能。一旦农民单方面撕毁合同，企业顾忌于超高的催收成本，往往也只能听之任之。

没有“履约保证金”作保，没有追责索赔渠道兜底，订单农业以及相关产销合同，当然没有任何约束力可言，对此已有学者提出，要加强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可是在此之前，我们最先应该做的，还是改变分散化、个性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将孤立的农业生产者，吸收进组织化的专业生产合作社中，吸收进金融惠农和科技惠农的扶持体系之内——只有让他们处于更为紧密的人际网络和利益结构之内，其才会更为重视个人诚信的价值。

当反思订单农业所面临的尴尬遭遇，我们往往将矛头指向农民契约精神的缺失。试问，有没有一套合理的议价机制，能够保证农民可以获得一个相对实惠的合同收购价？又有没有一种动态的博弈平台，来回应农民由短期市场行情所产生的利益关切？相较于培育农民的信用意识，建立真正公平合理的市场定价和交易体制，对于发展订单农业同样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