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欧美人和亚洲人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前者倾向于个人主义，并且惯于以分析的方式推理，而后者绝大多数呈现出一种集体主义，并且习惯从整体角度思维？

这是个宏大的问题，人们曾从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基因中寻找答案。

今天，托马斯•塔尔海姆，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一名社会心理学博士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些彼此差别的文化，部分来源于滋养它们的谷物：从新石器时代起，小麦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和水稻种植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盛行，可能持续地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并且在两种情况中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认知过程。

以水稻种植为例，它要求农民之间通力合作。巴黎高等农艺科学学院农业系的奥利维耶解释说：“水从上游的田地流向下游的田地，因此农民之间首先要就水流的管理达成一致，以避免这家排水涝了那家的地。”

随着时间的流逝，合作的需要就会促进该地区集体主义价值的增长。“当人们需要别人帮他获得‘每日的面包’时，就必须更多地关注别人，并且学着妥协。”美国密歇根大学文化心理学研究者理查德•尼斯贝特总结说。

相反，小麦文化从2000多年前起就引入了畜力辅助耕种，并不太需要耕作者彼此间这样的合作。于是这种农业方式允许更为个人主义的价值萌芽，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超越个人的农业行为，发展成为文化准则，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

这些相对立的价值接下来导引出欧美人与亚洲人之间的第二项区别，这一次涉及到思维方式。

欧美人这边，个人主义助长了分析的思考方式：将属性归于物体，以便将它们从背景中整理出来，分门别类。而东亚这边，集体主义推进了更为整体的思考方式的发展，也就是说，“围绕关系而非类别、围绕系统而非物体组织起来的一种思考方式，表现出对背景的更多关注”，理查德•尼斯贝特描述道。

一个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和身处其中的个体的思维方式，二者之间有何联系？“如果有人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他是这个背景中相互依赖的元素之一，那么他就很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观察周遭的物体和事件。”黑兹尔和北山忍于1991年在《心理学研究》上解释道。与之相对，个人主义倾向于发展出另一种思维方式，将物体独立于环境，强调其专有属性。

这个理论再次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深刻关系摆在我们面前。因为正是自然决定了粮食作物，乃至我们的思想。一如稻米和小麦，人类心灵也是大地的果实。

注：粮食作物指稻谷、小麦、玉米、豆类和薯类；谷物指稻谷、小麦和玉米。

矛盾普遍存在于客观世界中，模糊性亦寓于万物运动之中。

鸡蛋可以孵鸡，当小鸡未啄出蛋壳时，总不能说它仍是蛋，亦不可称之为鸡，突变的事物会呈现短暂的模糊性，而另一些事物放到漫长的时间里考察也会使模糊性突出显现。铅块上放一比较大的金属球，短时间内它们均呈现出固体的属性，但经过长时间观察，又会发现金属球慢慢陷入铅块之中。若将上述两个过程用快镜头加以重映，则过去被看成是固体的物质就出现了类似液体的属性。这里，固体与液体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

处于昼夜之间的黎明或黄昏，门捷列夫周期表中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过渡元素，中医的脏腑辩证和脉象的浮沉迟数，都说明了客观世界的模糊性。科学的发展，也许会使这些模糊现象在某个层次上变得清晰起来，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仍是混沌不清。

客观世界的模糊性反映在人脑中，便产生了概念上的模糊性；人又巧妙地利用自己建立的模糊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和控制，完成那些现代先进设备所不能完成的工作：人们几乎可以同样地辨认胖子和瘦子、美丽和丑陋；人们无须测量车速便可明智地躲过川流不息的车队；一行草书虽然大异于整齐的印刷字体，却照样可以被人看懂。

现实生活给模糊理论提出了无数研究课题，模糊理论力图用较为精确的数学语言和概念来描述现实中的模糊现象以及人脑中的模糊概念，如果说前人利用仿生学研究飞鸟而发明了飞机，那么当我们今天研制和应用计算机的时候，却不可忘记最优秀的仿生标本——人、人的思维、判断是那样巧妙，人的经验是那样丰富，人类如何将自己的智慧教给计算机，将自己的思维方法传授给计算机，甚至用自己的艺术修养及审美观念去“陶冶”计算机，使计算机具有更多的“人性”，这成为模糊理论工作者肩负的历史使命。

钱学森曾提出一个问题，后来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很多领域。比“钱学森之问”更为具体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

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不过，对知识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们说的知识通常指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知识也应该包括跨学科知识、跨领域知识、跨界知识。创造力多产生于学科交叉和融合。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来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________________”。他还说过，“________________”，在我们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这些知识以外的因素通常不受重视。知识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比较简单，通常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多而增多，但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则更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难怪爱因斯坦感叹过，“________________”。如果这些分析是对的，那么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二个回答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发展。

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也就是与追求创新的动机和动力有关。创新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能够在短期带来奖励。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见到成效。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源于一种内在动力，源自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奖赏。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然而，科学和社会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立竿见影”急于求成的心态，这样的价值观很难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

器官捐献率在各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太乐观，然而一组来自欧洲的数据引起了人们注意。这组数据显示，欧洲各国人口中签署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的比率，分别如下：匈牙利99.997%，奥地利99.98%，法国99.91%，葡萄牙99.64%，波兰99.5%，比利时98%，瑞典85.9%，荷兰27.5%，英国17.17%，德国12%，丹麦4.25%。统计结果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前七个国家的同意率都很高，在这几个国家之后，器官捐献的民意率_______，是什么因素让那些国家有如此高比例的人同意捐献自己的器官呢？

英国和法国教育、经济水平相当，可英国仅有17%的人同意捐献器官，而法国却接近100%；另一组比较则更能说明问题，德国和奥地利接壤，也同为德语国家，然而德国只有12%，奥地利却为100%，说明以上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解释。

会不会是宣传的作用呢？在荷兰，全国对器官移植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每个家庭都能收到关于器官捐献的信件，在电视、广播中也时常能看到宣传广告，甚至还有一档极具争议的综艺节目，让亟待器官移植的患者选择想要谁做他的供者。做了这么多活动，钱也花了不少，然而荷兰器官捐献的同意率却只有28%，与邻国比利时一比就相形见绌：人家没花过一分钱做宣传，器官捐献的同意率却高达98%。

原因究竟是什么？当研究者排除了以上这些因素后，他们将目光聚集在一个极其细微的环节上，那就是人们签署的那张器官捐献的知情同意书。在那些同意率低的国家中，知情同意书是这么写的：“如果您想参与器官捐献计划，请在这里画勾。”而在同意率高的国家中，知情同意书里只有一个地方不同，那就是：“如果您不想参与器官捐献计划，请在这里画勾。”器官捐献率如此悬殊，原因就在于知情同意书中的那一个词：“想”或“不想”。

这是两种不同的“默认选项”。第一种默认的情况是所有人都不参与器官捐献计划，因此参与者需要做出行动改变——“画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默认选项，因为在潜意识里这被看做是推荐的方案，而“画勾”做出改变则需要费力气，付出认知、情绪和行为上的投入，以换取改变默认选项后的收益。同样的，在第二种默认选项中，默认的情况是所有人都在器官捐献计划内，这也是默认的推荐，不捐献才需要人们去做决定和做出行动改变，而这需要花费人们更多的精力。也正因此，在两种情况下，“画勾”的都是少数，而接受“默认选项”则是大多数人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