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191.6万名，同比增长1.46%。在党员的性别、民族和学历上，女党员2559.9万名，少数民族党员680.3万名，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4661.5万名。在党员的入党时间上，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17.4万名，新中国成立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入党的1550.9万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党的十八大前入党的6127.7万名，党的十八大以来入党的1495.6万名。在党员的职业上，工人（含工勤技能人员）644.5万名，农牧渔民2556.1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1440.3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理人员1010.4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767.8万名，学生196.0万名，其他职业人员710.4万名，离退休人员1866.1万名。

2019年共发展党员234.4万名，比上年增长14.06%。其中，发展女党员99.4万名，占42.4%；发展少数民族党员23.6万名，占10.1%；发展35岁及以下党员188.3万名，占80.3%；发展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106.8万名，占45.6%。发展党员的职业上，工人（含工勤技能人员）14.3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31.6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理人员25.3万名，农牧渔民42.4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3.4万名，学生84.4万名，其他职业人员22.9万名。

2019年6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8996亿元，同比增长68.37%， 环比增长195.63%。其中，发行一般债券3178亿元，同比减少28.33%，环比增长117.08%，发行专项债券5818 亿元，同比增长540.04%，环比增长268.46%；按用途划分，发行新增债券7170亿元，同比增长127.11%，环比增长332.71%，发行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1826亿元，同比减少16.47%，环比增长31.75%。

2019年6月，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期限11.1年，其中新增债券10.4年，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13.4年；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利率3.55%，其中新增债券3.52%，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3.65%。

2019年1至6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8372 亿元，同比增长101.09%。其中，发行一般债券12858亿元，同比增长23.21%，发行专项债券15514亿元，同比增长322.38%；按用途划分，发行新增债券21765亿元，同比增长553.80%，发行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6607亿元，同比减少38.71%。

2019年1至6月，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期限9.3年，其中一般债券11.2年，专项债券7.8年；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利率3.47%，其中一般债券3.53%，专项债券3.43%。

2019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240774.3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33089.22亿元，专项债务限额107685.08亿元。截至2019年6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05477亿元，其中，一般债务118397亿元，专项债务87080亿元。

2018年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5.8%（以下增加值增速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比8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从环比看，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0.5%。1-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增速较1-8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

分三大门类看，9月份，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增速较8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5.7%，回落0.4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1.0%，加快1.1个百分点。

分经济类型看，9月份，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集体企业增长2.0%，股份制企业增长6.3%，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3.2%。

分行业看，9月份，41个大类行业中有38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5.5%，纺织业增长0.8%，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5.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5.2%，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10.1%，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9.8%，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6.1%，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9.7%，汽车制造业增长0.7%，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2.4%，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5.2%，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2.6%，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1.0%。

分地区看，9月份，东部地区增加值同比增长4.8%，中部地区增长7.0%，西部地区增长7.4%，东北地区增长4.7%。

分产品看，9月份，596种产品中有324种产品同比增长。其中，钢材9675万吨，同比增长9.8%；水泥20781万吨，增长5.0%；十种有色金属456万吨，增长5.8%；乙烯161万吨，增长3.5%；汽车242.6万辆，下降10.6%；轿车102.8万辆，下降8.6%；发电量5483亿千瓦时，增长4.6%；原油加工量5134万吨，增长4.9%。

9月份，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98.8%，比上年同月下降0.4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1839亿元，同比增长11.7%。

2010年某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19.48亿元。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实现零售额651.38亿元，同比增长18.2%；住宿和餐饮业实现零售额68.1亿元，同比增长24%。按新的城乡标准划分，城镇市场实现零售额673.3亿元，增长20.2%。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企业实现零售额169.5亿元，其中同比增长最多的是汽车类增长42.9%。其次为金银珠宝类增长30.4%。全市“家电下乡”活动累计销售家电36万台，实现销售额8亿元；“以旧换新”活动回收五类旧家电共40.6万台（部），销售新家电41万台（部），销售额达14.6亿元。

包括食品安全标准在内的任何强制性技术标准的制定，必然建立在“可标准化程度”这一概念基础上。这是为研究某领域是否适合以单一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所创造的分析工具，其含义是指“管制者在事前能否以适当的成本识别被管制行为的类型及其后果，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统一执法”。______某领域风险类型单一，致害原理相同，______致害性呈匀质化分布，表明其可标准化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风险行为的可标准化程度高低决定了其是否适合以“一刀切”的强制性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

对于可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食品风险而言，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应通过全面风险评估，以社会总风险最小化为目标，设定“社会最优”的食品安全标准，并交由行政机关统一实施。作为实施层面的“查漏机制”，私法仅在食品安全标准未被执行的情况下，通过民事诉讼发挥私人监控优势及其责任威慑效果，督促行为人积极遵守既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在这样的公私法合作框架下，遵守食品安全标准的事实将作为免除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也将在私法上得到直接评价。因为“社会最优”标准的设定已经过全面权衡和通盘考虑，并选取了社会可接受的最佳标准。

由于食品风险本身的特殊性，理想意义上的“社会最优”标准固然不是零风险标准，但该标准的设定必然经过全面风险评估和收益权衡。正如社会最优的农药残留标准仍有剩余风险，但若执行零残留标准，人类将面临更严重的食物短缺风险，因而该标准的制定需要全面权衡农药残留的致害成本和农药带来的农作物增产收益。这背后是一种社会总成本与总收益的权衡。符合社会最优标准的食品固然仍可能致害，但此种加害行为已不具有法律上的可归责性，这是人类追求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而必须承受的副产品。

如此看来，法学家们显然是基于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才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我国现有且未来将要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均属社会最优标准。但实际上，参与立法的学者可能过于自信。社会最优标准属于纯粹的专业技术判断，用经济学术语表述，即“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的标准——其在风险行为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达到。通俗地讲，当再提高一个单位的食品安全标准将会增加社会总成本时，便达到了社会最优标准。由于社会最优标准的等级和精准度要求极高，现实中多数食品安全标准都难以企及。这一方面是因为食品风险可标准化程度的制约，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业化时代的食品安全风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给科学上的因果关系判断提出了极大挑战，设定食品安全标准所依赖的风险评估和成本—收益衡量也因此面临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当技术理性无法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时，标准制定者的政策决断和抽象价值判断就变得不可或缺。因此，现实世界中的食品安全标准注定是一个兼具技术性和政策性的双重判断。尤其是在各类产业政策导向和利益集团博弈条件下，具有利益分配效果的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更是难以达到所谓“社会最优”的目标。

2016年6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857亿元，同比增长10.6%，环比增长0.92%。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3006亿元，同比增长8.1%。

2016年1—6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6138亿元，同比增长10.3%。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71075亿元，同比增长7.5%。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2016年6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3082亿元，同比增长10.5%；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775亿元，同比增长11.2%。1—6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34249亿元，同比增长10.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21889亿元，同比增长11.0%。

按消费类型分，2016年6月份，餐饮收入2907亿元，同比增长11.1%；商品零售23951亿元，同比增长10.6%。1—6月份，餐饮收入16683亿元，同比增长11.2%；商品零售139455亿元，同比增长10.2%。

2016年1-6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22367亿元，同比增长28.2%。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8143亿元，同比增长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