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引以及一切检索工具，本质上都是揭示人类知识内在关联的认知方式，而且完全符合人类的认识习惯。我们通过研究索引的________________，可以获得极大的启示。索引揭示的知识规则，是构建新媒体时代人类知识体系的基础，也是实现知识发现新方案的基础。索引具有三种功能：学术进阶的工具、知识发现的手段和学术评价的标准，传统的检索工具，其实是人类认知思维的外在表现。

索引有两种形态，分别代表了人类的两种认知形式，即知识扩展和模式识别。知识扩展又分为两种形式，其一是单向度的知识扩展模型，就是在同一个文献内部提出某些关键词制成索引，当读者在一个段落中发现其中一个关键词，可以经由索引扩展到本书其他段落、篇章中的同一词，这是个闭合循环的知识扩展模型；其二是开放性的知识扩展，就是读者在书中发现一个关键词，通过综合索引跳转至多种文献中与之相关的关键词，从而不断向外扩展。在这个模型之上，如果把多个知识关联序列进行叠加，我们便掌握了一种新的认知形式，就是模式识别。不是说通过一个已知的关键词去找它在文献中出现的位置，而是根据某些边际条件探索某个关键词集，即获取位于一个相关知识序列中的知识集合。比如说，我们综合利用唐代的士族世系表、科举年表、职官年表，可以探索士族出身的文士通过科举途径入仕和此后的升迁途径中较之寒门子弟有何优势，甚至可以结合士族郡望表进一步细致分析不同地域士族的升降与科举之间的关系。模式识别是学术研究更高级的思维过程。

知识扩展和模式识别都依赖于知识系统的有序性和关联性，由此形成的知识图谱，是有关联的、有序的知识集合。这个知识集合中，所有知识点都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体系中，不是单个的珠子，而是固定在一串项链上，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定位，知道它跟其他知识之间的关联。

知识图谱正是用以实现模式识别思维功能的方案，它由多个知识本体库和多个知识模型组成，把这些知识模型进行叠加以实现模式识别功能。知识图谱的综合架构有点像生物分子模型，任何一个知识点都能够在它的分子链上找到，而每个分子链跟其他的分子链之间还有一种关联，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颜色、大小、方向来定位它到底是哪个具体的知识。我们看单独的知识点，它是海量知识中一个不确定的点，但当我们把不同来源的知识进行拼合的时候，其实它就变成了一个某种七巧板拼成的固定形状，每一个单块都是不可移动的，是互相关联从而互相限定的。那么，以往所有的问题、错误，包括误解，其实都可以在这个体系中再认识。

这种知识管理方案能够让我们把传统媒体中的经验、知识和智慧，平滑地移入新媒体中，实现基于规则的方案和基于统计的方案的结合，也就是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和基于专业领域知识的知识管理方案的完美结合，进而辅助人类更广阔、深入地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常被国内外学者用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而关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则倍受关注。以京津城际高速铁路的开通为标志，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正在迅速变化。那么，高铁开通将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怎样的影响？

高铁开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主要表现为：对于部分需要兼顾父母与子女照料的高技能劳动力而言，其在选择劳动区位时往往会产生父母与子女因高房价不能同自己一起进入发达地区的顾虑，___________________。在交通效率不高的时代，部分高技能劳动力由于无法解决家庭照料和异地就业之间的矛盾而放弃在发达地区的异地就业行为。但是，高铁的出现将缓解这一矛盾，相对于传统的交通运输方式，高铁最大的特点就是缩短了区域之间的时间距离。这一“时空压缩”效应意味着高技能劳动力可以通过随时来往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兼顾家庭照料与异地就业。

对于低技能劳动力而言，由于高铁的高价特征，其与高技能劳动力对高铁的需求弹性有所差异。对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低技能劳动力而言，其在出行时选择高铁出行的概率要远低于收入较高的高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对高铁的需求弹性差异使得越来越多的高技能劳动力流向发达地区。

人力资本在发达地区的集聚不仅促进了发达地区产业升级，也加速了传统产业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欠发达地区在承接了由部分发达地区转移的传统产业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用工需求大幅增加。这为低技能劳动力提供了部分就业机会，低技能劳动力由农业部门转移至工业部门将提高欠发达地区低技能劳动力的整体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此外，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存在一定的技能互补性。当高技能劳动力受到高铁开通影响加速向发达地区集聚时，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受到高铁开通的影响较小。这会使得发达地区出现低技能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的情况。低技能劳动力的短缺也将相对提升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实际上产生于战国后期，但对历史地理现象的注意和记录在更早的著作中已可找到例证。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著作，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至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世上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的。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代发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的学问──舆地之学（沿革地理）。到清代，沿革地理学的成就达到了高峰，是乾嘉学派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沿革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_______于1900余年前的《汉书•地理志》，并可以_______更长的历史；但是沿革地理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政区和疆域、地名、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求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没有形成一门学科，所以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来说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在中国，这是在20世纪初叶才具备的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

器官捐献率在各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太乐观，然而一组来自欧洲的数据引起了人们注意。这组数据显示，欧洲各国人口中签署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的比率，分别如下：匈牙利99.997%，奥地利99.98%，法国99.91%，葡萄牙99.64%，波兰99.5%，比利时98%，瑞典85.9%，荷兰27.5%，英国17.17%，德国12%，丹麦4.25%。统计结果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前七个国家的同意率都很高，在这几个国家之后，器官捐献的民意率_______，是什么因素让那些国家有如此高比例的人同意捐献自己的器官呢？

英国和法国教育、经济水平相当，可英国仅有17%的人同意捐献器官，而法国却接近100%；另一组比较则更能说明问题，德国和奥地利接壤，也同为德语国家，然而德国只有12%，奥地利却为100%，说明以上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解释。

会不会是宣传的作用呢？在荷兰，全国对器官移植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每个家庭都能收到关于器官捐献的信件，在电视、广播中也时常能看到宣传广告，甚至还有一档极具争议的综艺节目，让亟待器官移植的患者选择想要谁做他的供者。做了这么多活动，钱也花了不少，然而荷兰器官捐献的同意率却只有28%，与邻国比利时一比就相形见绌：人家没花过一分钱做宣传，器官捐献的同意率却高达98%。

原因究竟是什么？当研究者排除了以上这些因素后，他们将目光聚集在一个极其细微的环节上，那就是人们签署的那张器官捐献的知情同意书。在那些同意率低的国家中，知情同意书是这么写的：“如果您想参与器官捐献计划，请在这里画勾。”而在同意率高的国家中，知情同意书里只有一个地方不同，那就是：“如果您不想参与器官捐献计划，请在这里画勾。”器官捐献率如此悬殊，原因就在于知情同意书中的那一个词：“想”或“不想”。

这是两种不同的“默认选项”。第一种默认的情况是所有人都不参与器官捐献计划，因此参与者需要做出行动改变——“画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默认选项，因为在潜意识里这被看做是推荐的方案，而“画勾”做出改变则需要费力气，付出认知、情绪和行为上的投入，以换取改变默认选项后的收益。同样的，在第二种默认选项中，默认的情况是所有人都在器官捐献计划内，这也是默认的推荐，不捐献才需要人们去做决定和做出行动改变，而这需要花费人们更多的精力。也正因此，在两种情况下，“画勾”的都是少数，而接受“默认选项”则是大多数人的决定。

通常，滨海国家的人民对于自己的海军，都是以历史愈久而倍感骄傲，纵是自己的海军曾经遭遇过大的失败，也通常会从失败的黑暗中寻找、提炼可贵的光芒，抑或是歌颂悲壮的牺牲，以期永志不忘。然而中国的北洋水师，却处于被国人习惯性的羞辱之中。

海军是西方大工业背景下诞生的彻头彻尾的洋事务，建设海军也由此成为清末进行近代化建设的一个难得的突破口。但在当时占主流的中国知识阶层看来，北洋水师的大部分军人连最基本的道德修养和国学功底都不具备，却获得了普天下多少寒窗苦读的士子孜孜以求而不得的前途，其收入也比同级陆军军官要高得多。

甲午战争时，一些人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上，催促北洋水师作战，却对当时的战争走向全无了解。北洋水师固守军港，被视为畏葸避战；北洋水师出发巡海，则被骂为畏敌远遁，总之进退皆不是。_______________，如此不仅可以一释之前对北洋水师所积郁的怒火，也可以证明建设海军及其相关的洋务活动都是错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北洋水师的甲午海战，更像是一场内战。

战败后，保守势力对那支海军取得了报复式的反攻胜利，大量未经证实或是出于不了解海军而出现的关于北洋水师的负面信息层出不穷。民国时期对北洋水师的抹黑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外部压力，国内社会批评军队腐化、政治腐化时，习惯性地将北洋水师拖出来作标本。而新时代对北洋水师的抹黑，很多时候其用意和百年前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在于借古喻今，在寻找负面典型时，可以将任意的歪曲故事嫁接在北洋水师身上。

当把甲午战争这场举国大失败的责任推给北洋水师时，实际上真正的罪魁祸首已经逃脱事外，甚至洋洋得意地扮演起对这支军队进行道德裁判的角色。

实际上，在封闭黑暗的清末，北洋水师是照亮通向近代化之路的一缕微弱火光，虽最终不幸熄灭，但其所指引的方向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在120年后的今天，这个方向应该看得更为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