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食品安全标准在内的任何强制性技术标准的制定，必然建立在“可标准化程度”这一概念基础上。这是为研究某领域是否适合以单一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所创造的分析工具，其含义是指“管制者在事前能否以适当的成本识别被管制行为的类型及其后果，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统一执法”。______某领域风险类型单一，致害原理相同，______致害性呈匀质化分布，表明其可标准化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风险行为的可标准化程度高低决定了其是否适合以“一刀切”的强制性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

对于可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食品风险而言，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应通过全面风险评估，以社会总风险最小化为目标，设定“社会最优”的食品安全标准，并交由行政机关统一实施。作为实施层面的“查漏机制”，私法仅在食品安全标准未被执行的情况下，通过民事诉讼发挥私人监控优势及其责任威慑效果，督促行为人积极遵守既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在这样的公私法合作框架下，遵守食品安全标准的事实将作为免除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也将在私法上得到直接评价。因为“社会最优”标准的设定已经过全面权衡和通盘考虑，并选取了社会可接受的最佳标准。

由于食品风险本身的特殊性，理想意义上的“社会最优”标准固然不是零风险标准，但该标准的设定必然经过全面风险评估和收益权衡。正如社会最优的农药残留标准仍有剩余风险，但若执行零残留标准，人类将面临更严重的食物短缺风险，因而该标准的制定需要全面权衡农药残留的致害成本和农药带来的农作物增产收益。这背后是一种社会总成本与总收益的权衡。符合社会最优标准的食品固然仍可能致害，但此种加害行为已不具有法律上的可归责性，这是人类追求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而必须承受的副产品。

如此看来，法学家们显然是基于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才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我国现有且未来将要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均属社会最优标准。但实际上，参与立法的学者可能过于自信。社会最优标准属于纯粹的专业技术判断，用经济学术语表述，即“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的标准——其在风险行为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达到。通俗地讲，当再提高一个单位的食品安全标准将会增加社会总成本时，便达到了社会最优标准。由于社会最优标准的等级和精准度要求极高，现实中多数食品安全标准都难以企及。这一方面是因为食品风险可标准化程度的制约，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业化时代的食品安全风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给科学上的因果关系判断提出了极大挑战，设定食品安全标准所依赖的风险评估和成本—收益衡量也因此面临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当技术理性无法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时，标准制定者的政策决断和抽象价值判断就变得不可或缺。因此，现实世界中的食品安全标准注定是一个兼具技术性和政策性的双重判断。尤其是在各类产业政策导向和利益集团博弈条件下，具有利益分配效果的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更是难以达到所谓“社会最优”的目标。

为什么要保护自然？近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实质上已经变成两种观点之间的辩论。一些人认为保护自然是为了自然本身，即自然的内在价值；另一些人则认为保护自然是为了人类自己的利益，即自然的使用价值。

自然使用价值的支持者们认为，为了自然本身的利益而保护自然并不能有效阻止物种灭绝的趋势，自然环境的保护应当通过和产业界合作产生最大化的影响，通过让人们更直接地关注和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如食品和饮用水安全），进一步扩大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支持；而内在价值的倡导者们则坚持认为，关于保护自然的伦理道德论据已然充分，和产业界合作会将环境保护工作出卖给环境问题的始作俑者，况且社会已经非常关注环境保护了。

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开始时尚且理性温和的辩论，逐渐沦为一场在大学、研究机构、环境保护组织、学术会议以至媒体中广泛进行的尖酸刻薄的个人论战。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扼杀有益的言论，影响环境保护的经费筹措并使实践层面的环保工作停滞不前。

另一个问题的存在有一点_______________，那就是争论由少数人主导，且几乎都是男性。这说明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性别和文化的偏见，也在不断阻碍实际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展。

环境保护时常会遇到现实世界中各种观点和价值观的挑战。为了处理和吸纳这些观点和价值观，在描绘这一领域的未来时，需要科学家和实践工作者更加包容的态度以及处理环境问题更加包容的方式。

在对环境保护科学家的科研训练中，应当更加精确地描绘这一领域悠久的、全球的共同参与的历史进程，介绍数个世纪以来人类珍爱自然、保护自然的各种方法，还需要在会议和媒体上举办更多的论坛，让人们听到不同性别不同文化背景的环境领域科学家和实践工作者的声音。同时，要动员环保科学家及实践工作者积极参与媒体的相关活动，使得媒体报道能够反映全面真实的观点，而非少数人的一家之言。环境保护组织和科学家们应当欢迎所有的环境保护执行机构，无论是公司、政府机关，还是宗教组织、有志之士，无论有功利目的的，还是纯公益的，和衷共济地将环境保护工作推向前进。要让环境保护不再停留在学理辩论的层面，而是对工作的有效性进行精细严格的评价，从而建立起能容纳不同性别、不同文化、不同年龄和不同价值观的环境保护规范。

①几百万年前，气候变化导致森林退化，人类祖先被迫走出森林，到草原上生活。这被认为是人类与其生活在森林里的类人猿亲戚们分化的关键时刻。传统观点认为，在草原上，猿人们很快过上了狩猎者的生活。作为灵长类生物，他们并不具备强健的肌肉和锋利的牙齿，仅凭体力很难成功捕获猎物，不得不依靠精细的社会分工进行合作，并通过发明各种工具和武器捕猎求生。捕猎所获肉食，使得他们获得了丰富的蛋白质，对大脑发育也有某种助益。总之，狩猎的生活方式最终塑造了我们目前熟悉的人类。
②然而，这个观点也并非没有漏洞。在原始人类究竟是否为狩猎者这个问题上，学界始终有不同意见。唐娜·哈特与罗伯特·W.苏斯曼就在他们所著的《被狩猎的人类：灵长类、捕食者和人类的演化》中提出了“人类猎物假说”。他们认为猿人不是猎人，而是各种食肉动物的猎物。这个假说有不少证据支持，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原始人类遗留的骨骼中经常包含明显的被啃咬的痕迹。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头骨底部有巨大破口，研究者曾一直认为这个现象证明了北京猿人有“人吃人”的习惯。实际上，这一损伤更可能是鬣狗啃噬造成的。在远古时代，有些种类的鬣狗体型巨大，完全有能力咬碎猿人的头骨。
③那么，“原始人类是各种食肉动物的猎物”这个假说对于解释人类的进化又有什么意义呢？哈特和苏斯曼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比如，他们认为语言可能起源于声音警报，在此声音信号系统上继续发展，便慢慢奠定了语言形成的基础。支持“人类猎物假说”的学者认为，人类形成复杂的大脑功能并不是为了更好地协调狩猎行为，而是为了挫败食肉动物的攻击。具有一定智慧的复杂大脑可以使原始人类更好地互相协调，从而及时制订躲避乃至反制策略。
④除了上述“人类猎物假说”，还有另外一种假说，即“人类长跑者假说”。该观点认为原始人类很可能属于一种本着“机会主义”生存原则的食腐动物，需要长时间在非洲草原四处游走，寻找新鲜的动物尸体食用。这个假说可以解释现代人类为何具有较强的耐力这一事实。虽然人类的冲刺能力不如很多食肉或食草动物，但是如果在炎热的非洲草原上进行万米长跑比赛，大部分哺乳动物会输给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的骨骼与韧带结构更适合长距离奔跑。人类还可以高效利用分布于全身的汗腺来控制体温，防止在炎热环境下长距离奔跑导致的躯体过热。此外，直立行走的姿态和人类的胸腔结构，使人类能在奔跑时更好地调节呼吸。
⑤实际上，在上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生态位并非一成不变，上述假说也许都不全面。真正的人类故事很可能是古老的猿类从猎物和食腐动物向猎人演变的过程，他们作为“猎物”“食腐者”所进化出的一些特征，比如为防止被捕猎而形成的复杂社会网络、为了适应食腐生活而逐渐形成的适合长跑的身体结构等，很可能也为后来人类成为“猎人”打下了基础。当人类祖先真正成为合格的猎人之后，智人也就登上了历史舞台，改变了其他各种生物的命运，也让整个地球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学办的好不好，并不完全取决于“国际化水平”，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X大学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就论X大学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

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X大学，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

相对而言，Y大学的师生普遍缺乏X大学的这种气度与情怀。高薪礼聘的教授来自四面八方，眼界不限于本土，其表演舞台很可能设定在遥远的北美或欧洲。这就难怪，Y大学的校园里，关心国家之前世今生者并不很多。教授们不太有介入社会、影响变革的意愿与能力。老师认真教书，学生勤恳求学，一切按部就班。如此过早的职业化追求，与X大学学生的“志大才疏”恰好形成鲜明对照。

今天Y大学的青年学生，其视野、志向及趣味明显与以前有别。六年前我在Y大学讲研究生主课，一旦脱离技术问题，听众便反应漠然。现在，学生们不仅关心学校自身发展，也关心整个大中华的命运，在此过程中，Y大学开始“接地气”了。

X大学如今正恶补“国际化”这一课。只希望不要如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

大学办的好不好，并不完全取决于“国际化水平”，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X大学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就论X大学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

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X大学，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

相对而言，Y大学的师生普遍缺乏X大学的这种气度与情怀。高薪礼聘的教授来自四面八方，眼界不限于本土，其表演舞台很可能设定在遥远的北美或欧洲。这就难怪，Y大学的校园里，关心国家之前世今生者并不很多。教授们不太有介入社会、影响变革的意愿与能力。老师认真教书，学生勤恳求学，一切按部就班。如此过早的职业化追求，与X大学学生的“志大才疏”恰好形成鲜明对照。

今天Y大学的青年学生，其视野、志向及趣味明显与以前有别。六年前我在Y大学讲研究生主课，一旦脱离技术问题，听众便反应漠然。现在，学生们不仅关心学校自身发展，也关心整个大中华的命运，在此过程中，Y大学开始“接地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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