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知识社会，学科门类越来越细化，各种专业术语层出不穷，各种学说流派、各种观点五花八门。社会知识总量的快速膨胀，带来了学科间的认知障碍，很难再出现通晓各门学问的宗师大家了。但学者以学问立身，并不主要看其涉猎学科领域、通晓概念术语的多少，而是看其是否具有稳定的价值系统，立言立行是否具有一以贯之的标准。

学者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传承者和文明守望者，未必一定要绝顶聪明，重要的是有着对真实知识的执着心，有着推己及人的学识修养，有着稳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因而可以超然物外，成为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真伪善恶的一把直尺。而这恰恰是精于利益算计、价值标准游移不定的“聪明人”做不来的。

是否保持价值标准的一致性，不仅是学理的要求，也是学品的要求。学者“外察诸物，反求诸己”，没有内心的澄明，反思自我的悟性不够，将会影响到对外部世界的审视能力，学业修为是很难登堂入室的，所谓“_____________________”。另一方面，即便学富五车，如果没有稳定的价值立场，所掌握的知识只能是浮萍飞絮，这样的人很容易趋炎附势，物化为权力和金钱的附庸。

学品如人品，评判学品高低，辨别人品优劣，是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的，要从知与行是否具有一致性上，判断其价值系统的稳定性。知行能够统一，知识的修为和道德的完善就能够相得益彰；知行如果相悖，言行表里不一，秉持多重价值标准，势必造成道德取向的分裂。所以，有没有道德品行的自觉自律，对知识的态度是大不一样的。当学业失去了道德内化的意义，成为单纯牟利的知识工具时，离自欺欺人也就不远了。辨别学者的理论观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看其能否保持价值标准的一致性，能够言行一致的就是真学，不能言行一致的就是伪学。

矛盾普遍存在于客观世界中，模糊性亦寓于万物运动之中。

鸡蛋可以孵鸡，当小鸡未啄出蛋壳时，总不能说它仍是蛋，亦不可称之为鸡，突变的事物会呈现短暂的模糊性，而另一些事物放到漫长的时间里考察也会使模糊性突出显现。铅块上放一比较大的金属球，短时间内它们均呈现出固体的属性，但经过长时间观察，又会发现金属球慢慢陷入铅块之中。若将上述两个过程用快镜头加以重映，则过去被看成是固体的物质就出现了类似液体的属性。这里，固体与液体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

处于昼夜之间的黎明或黄昏，门捷列夫周期表中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过渡元素，中医的脏腑辩证和脉象的浮沉迟数，都说明了客观世界的模糊性。科学的发展，也许会使这些模糊现象在某个层次上变得清晰起来，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仍是混沌不清。

客观世界的模糊性反映在人脑中，便产生了概念上的模糊性；人又巧妙地利用自己建立的模糊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和控制，完成那些现代先进设备所不能完成的工作：人们几乎可以同样地辨认胖子和瘦子、美丽和丑陋；人们无须测量车速便可明智地躲过川流不息的车队；一行草书虽然大异于整齐的印刷字体，却照样可以被人看懂。

现实生活给模糊理论提出了无数研究课题，模糊理论力图用较为精确的数学语言和概念来描述现实中的模糊现象以及人脑中的模糊概念，如果说前人利用仿生学研究飞鸟而发明了飞机，那么当我们今天研制和应用计算机的时候，却不可忘记最优秀的仿生标本——人、人的思维、判断是那样巧妙，人的经验是那样丰富，人类如何将自己的智慧教给计算机，将自己的思维方法传授给计算机，甚至用自己的艺术修养及审美观念去“陶冶”计算机，使计算机具有更多的“人性”，这成为模糊理论工作者肩负的历史使命。

①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算法”的时代。我们究竟应该买什么东西、看什么新闻、去哪里上学……在作出这些决策时，我们通常会遵循算法的指引。算法让我们完成过去难以完成的任务，还能为我们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②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对算法进行有效规制，让算法的好处得到充分发挥呢？有专家认为，必须让算法实现透明化；另一些专家认为，应该让算法可以被共享。这些观点在操作中面临的困难很大。以算法的透明性为例，尽管很多人都呼吁将算法公开，以便其被监督，但这很不现实。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说，算法是核心资产。强行要求将这些算法公开，是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一种侵犯。另一方面，由于很多算法十分复杂，就算被公开、被共享了，要想对它们进行有效的监管，会面临很高的成本。由此，需要探索一条更为有效的路径。

③虽然，现在很难有一套完整的、明晰的算法规制思路。不过，有两条原则可以被参考，分别是：“将人的事情留给人，将算法的事情留给算法”，以及“用规制人的思路来规制算法”。

④先看第一条原则。在很多情况下，算法本身只是一种工具，要负责任的应该是人。例如，一些电商平台利用算法对用户进行分级，然后根据分级状况决定商品的销售价格。这就是价格歧视，要对此负责的是人，而非算法。

⑤再看第二条原则。很多人认为算法是一个黑箱，不知道里面的运行机制，因此难以被规制。这听上去有道理，但却存在纰漏。教科书上算法的定义是，为解决特定问题而规定的一系列操作。据此，人为了解决问题而进行的思考也是一种算法。虽然机器的算法很复杂，但至少我们还知道它所应用的编程语言和编程原则；而对于人脑中的算法，尽管我们已经研究多年，但却始终不了解其使用的“编程语言”，尽管如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人的行为进行规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类似的思路来思考对算法的规制呢？

⑥按照这一思路，举例来说，如果要指挥电工安装灯泡，一种思路是，在一边观察电工，一有问题就纠正。但这个思路成本很高，还会损害电工的积极性。另外一种思路是，告诉电工“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若安不好，就要赔钱”。电工同意后，他一定会仔细地把灯泡安好。

⑦其中的道理在于，我们通过调整电工的支付状况，让他自身的利益和我们达成了一致。在经济学上，这被称为“激励相容条件”。对于算法规制而言，规制者只要设法调整算法的输入目标，保证它和我们想要的目标一致，就可以引导它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第一步就是明确爱是一种艺术，正如生活是一种艺术一样。①我们想知道如何爱，②必须遵循我们学习其他任何艺术的同样方法，诸如学习音乐、绘画、木工或医学技艺及工程艺术的方法。

在学习任何一种艺术时，必要的步骤是什么呢？

学习任何一种艺术的过程都能够适当地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精通那门艺术的理论，另一方面熟悉那门艺术的实践。如果我想学习医学技艺，我必须首先了解人体结构和各种疾病，但当我具备了这一方面的全部理论知识时，根本不意味着我在医学技艺上是合格的。只有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把我们的理论知识成果和我们的实践成果融为一体，即变为我的直觉——这是任何一门艺术的要素——之后，我在技艺上才变得精湛起来。当然除学习那门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外，为驾驭任何一门艺术，第三点也是必要的要素，即要使艺术精湛必须极其关心这一问题，在我的心中必须是：没有什么比此艺术更重要的事情。

这适用于音乐、医学、木工和爱的艺术。这里有着为什么在当代的文明中，人们很少尝试探究爱这门艺术的答案，尽管他们明显地失败，尽管他们对爱如饥似渴，但却又认为几乎每一件事都比爱重要：成就、名望、金钱、权利——几乎人们的所有精力都被用来研究如何实现这些目标，难怪乎没有谁来学习爱的艺术。

 2013年第11周：全国主要水系131个重点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站的监测结果表明：Ⅰ～Ⅲ类水质的断面为100个，占78%；Ⅳ类水质的断面为11个，占9%；Ⅴ类水质的断面为5个，占4%；劣Ⅴ类水质的断面为12个，占9%。

中国分餐制的历史可上溯到史前时代，经过了不少于3000年的发展过程，而会食制的诞生大体是在唐代。这种饮食方式的改变源于桌椅形制的改变——周秦汉晋时代，筵宴上实行分餐制，用小食案进食是个重要原因；而高桌大椅的出现，成为分食制向会食制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

西晋王朝灭亡以后，生活在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陆续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他们的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频繁的战乱，以及居于国家统治地位民族的变更，使得中原地区自殷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生活秩序，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礼仪制度，受到了一次次的强烈冲击。正是这种大的历史变革，也导致了家具发展的新趋势。传统的席地而坐的姿势也随之有了改变，常见的跪姿坐式受到更轻松的垂足坐姿的冲击，这就促进了高足坐具的使用和流行。公元5—6世纪，束腰圆凳、方凳、胡床、椅子等新出现的高足坐具，逐渐取代了铺在地上的席子，“席不正不坐”的传统要求也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①在敦煌285窟的西魏时代壁画上，我们看到了年代最早的靠背椅子。②有意思的是，椅子上的仙人还用着惯常的蹲跪姿势，双足并没有垂到地面上。③在同时代的其他壁画上，又可看到坐胡床（马扎子）的人将双足坦然地垂放到了地上。洛阳龙门浮雕所见坐圆凳的佛像，也有一条腿垂到了地上。④

及至唐代，各种各样的高足坐具已相当流行，垂足而坐已成为标准姿势。1955年在西安发掘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之兄高元珪墓，发现墓室壁画中的墓主人像。他端坐椅子上，双足并排放在地上，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已有标准垂足坐姿的证据。可以肯定地说，在唐代时，至少在唐代中晚期，古代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坐姿的革命性改变。

用高椅大桌进餐，在唐代已不是稀罕事，不少绘画作品都提供了可靠的研究线索。如传世的《备宴图》，描绘了宫中大宴准备情形：在巍峨殿宇的侧庭，摆着大方食桌和条凳，桌上摆满了餐具和食品。再看敦煌473窟唐代宴饮壁画，画中绘一凉亭，亭内摆着一个长方食桌，两侧有高足条凳，凳上面对面地坐着9位规规矩矩的男女。食桌上摆满大盆小盏，每人面前各有一副匙箸配套的餐具。这已是众人围坐一起的会食了，这样的画面在敦煌还发现了一些，构图区别不大。

还有西安附近发掘的一座唐代韦氏家族墓中，墓室东壁见到一幅《野宴图》壁画。画面正中是摆放食物的大案，案的三面围放着大条凳，各坐3个男子。男子们似乎还不太习惯把双腿垂放下地，依然还有人采用盘腿的姿势坐着。还值得一提的是传世绘画《宫乐图》，图中十多个作乐的宫女，也是围坐在一张大案前，一面和乐，一面宴饮。有一宫女手执长柄勺，正将大盆内的饮料分斟给她的同伴们，有的宫女正端碗进饮。所不同的是，她们坐的不是多人合用的大条凳，而是一种很精致的单人椅。

大约从唐代后期开始，高椅大桌的会食已十分普通，无论在宫内或是民间，都是如此。家具的革新直接影响了饮食方式的变化。分餐向会食的转变，没有这场家具变革是不可能完成的。据家具史专家们的研究，古代中国家具发展到唐末五代之际，在品种和类型上已基本齐全，这当然主要指的是高足家具，其中桌和椅是最重要的两个品类。家具的稳定发展，也保证了饮食方式的恒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