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几百万年前，气候变化导致森林退化，人类祖先被迫走出森林，到草原上生活。这被认为是人类与其生活在森林里的类人猿亲戚们分化的关键时刻。传统观点认为，在草原上，猿人们很快过上了狩猎者的生活。作为灵长类生物，他们并不具备强健的肌肉和锋利的牙齿，仅凭体力很难成功捕获猎物，不得不依靠精细的社会分工进行合作，并通过发明各种工具和武器捕猎求生。捕猎所获肉食，使得他们获得了丰富的蛋白质，对大脑发育也有某种助益。总之，狩猎的生活方式最终塑造了我们目前熟悉的人类。
②然而，这个观点也并非没有漏洞。在原始人类究竟是否为狩猎者这个问题上，学界始终有不同意见。唐娜·哈特与罗伯特·W.苏斯曼就在他们所著的《被狩猎的人类：灵长类、捕食者和人类的演化》中提出了“人类猎物假说”。他们认为猿人不是猎人，而是各种食肉动物的猎物。这个假说有不少证据支持，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原始人类遗留的骨骼中经常包含明显的被啃咬的痕迹。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头骨底部有巨大破口，研究者曾一直认为这个现象证明了北京猿人有“人吃人”的习惯。实际上，这一损伤更可能是鬣狗啃噬造成的。在远古时代，有些种类的鬣狗体型巨大，完全有能力咬碎猿人的头骨。
③那么，“原始人类是各种食肉动物的猎物”这个假说对于解释人类的进化又有什么意义呢？哈特和苏斯曼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比如，他们认为语言可能起源于声音警报，在此声音信号系统上继续发展，便慢慢奠定了语言形成的基础。支持“人类猎物假说”的学者认为，人类形成复杂的大脑功能并不是为了更好地协调狩猎行为，而是为了挫败食肉动物的攻击。具有一定智慧的复杂大脑可以使原始人类更好地互相协调，从而及时制订躲避乃至反制策略。
④除了上述“人类猎物假说”，还有另外一种假说，即“人类长跑者假说”。该观点认为原始人类很可能属于一种本着“机会主义”生存原则的食腐动物，需要长时间在非洲草原四处游走，寻找新鲜的动物尸体食用。这个假说可以解释现代人类为何具有较强的耐力这一事实。虽然人类的冲刺能力不如很多食肉或食草动物，但是如果在炎热的非洲草原上进行万米长跑比赛，大部分哺乳动物会输给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的骨骼与韧带结构更适合长距离奔跑。人类还可以高效利用分布于全身的汗腺来控制体温，防止在炎热环境下长距离奔跑导致的躯体过热。此外，直立行走的姿态和人类的胸腔结构，使人类能在奔跑时更好地调节呼吸。
⑤实际上，在上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生态位并非一成不变，上述假说也许都不全面。真正的人类故事很可能是古老的猿类从猎物和食腐动物向猎人演变的过程，他们作为“猎物”“食腐者”所进化出的一些特征，比如为防止被捕猎而形成的复杂社会网络、为了适应食腐生活而逐渐形成的适合长跑的身体结构等，很可能也为后来人类成为“猎人”打下了基础。当人类祖先真正成为合格的猎人之后，智人也就登上了历史舞台，改变了其他各种生物的命运，也让整个地球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声巨响、凄厉的尖叫······被吓得呆若木鸡，一动不动的体验，你有吗？再次听到类似声音，即使时隔多年，恐惧也会被重新勾起。大脑是如何存储恐惧记忆的？

动物对于恐惧的记忆，一部分是先天的，比如老鼠闻到猫的气味就会害怕，另一部分则是习得的，与巴甫洛夫著名的条件反射实验差不多，当一种声音与恐惧联系在一起，只要再次听到这种声音，动物就会重新陷入惊恐之中。

很多恐惧记忆的形成，与大脑中附着在海马末端的杏仁核息息相关。这是一个产生、识别和调节情绪，并控制学习和记忆的脑部组织。原先，科学家认为，小鼠听觉恐惧的信息会从大脑的听觉感觉区流向杏仁核的侧杏仁核，再通往下游直接控制运动的区域，由此产生恐惧反应，而从杏仁核回到感觉皮层的投射，只有在猕猴等灵长类动物中存在。可是上海有位年轻的女研究员最近在浏览小鼠大脑连接图谱时突然发现，小鼠听觉皮层也有来自侧杏仁核的投射，于是她就和另一位女博士一起“追踪”了下去。

这一追，收获巨大。她们研究发现，从侧杏仁核投射回大脑初级听觉皮层的这个神经回路一旦被抑制，小鼠就不那么害怕原先非常恐惧的声音。这说明，假如我们可以在人脑中找到对应的通路，那么我们就可能通过调节这个通路，减轻焦虑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疾病。这一基础研究的发现，将为未来脑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线索，“目前药物治疗脑疾病效果并不理想，而生理、物理刺激和干预，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不过，更有意义的是，这两位年轻的女科学家发现了成年大脑存储恐惧记忆的模式——这是科学家从来没发现过的。

与电脑有一个像集中存储数据的硬盘不同，大脑是将信息存储在以突触为基本单元的神经网络中。突触是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点，大脑中有数以千亿计的神经元，每个神经元都与上千个同伴相连接，它们之间传递信号，就是通过突触完成的。而突触会不断变化，形态、数目以及连接方式，都会随着学习和记忆改变。通过荧光标记，她们发现，侧杏仁核-听皮层的突触在经过恐惧训练后，明显增多了。通过观察发现，98%以上新形成的突触都遵循“部分新增”的规律。也就是说，这些新突触往往由旧有突触“改造”而来，这种形成新突触的方法，不仅可以节省空间、细胞能量，还可节省“建材”——结构蛋白的数量。她们在所有与学习有关或无关的突触变化中，都看到了这个现象，所以这可能是成年动物大脑中突触形成的普遍规律。目前，这项极具价值的研究通过脑科学卓越中心的合作机制，已有北京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基于这一发现，开始研发新的人工智能存储网络。

所谓热污染，是指现代工业生产和生活中排放的废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热污染可以污染大气和水体。火力发电厂、核电站和钢铁厂的冷却系统排出的热水，以及石油、化工、造纸等工厂排出的生产性废水中均含有大量废热。这些废热排入地面水体之后，能使水温升高。在工业发达的美国，每天所排放的冷却用水达4.5亿立方米，接近全国用水量的1／3；废热水含热量约2500亿千卡，足够2.5亿立方米的水温升高10℃。

热污染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水生物，由于水温升高使水中溶解氧减少，水体处于缺氧状态，同时又使水生生物代谢率增高而需要更多的氧，造成一些水生生物在热效力作用下发育受阻或死亡，从而影响环境和生态平衡。此外，河水水温上升给一些致病微生物造成一个人工温床，使它们得以滋生、泛滥，引起疾病流行，危害人类健康。1965年澳大利亚曾流行过一种脑膜炎，后经科学家证实，其祸根是一种变形原虫，由于发电厂排出的热水使河水温度增高，这种变形原虫在温水中大量孳生，造成水源污染而引起了这次脑膜炎的流行。

随着人口和耗能量的增长，城市排入大气的热量日益增多。按照热力学定律，人类使用的全部能量终将转化为热，传入大气，逸向太空。这样，使地面反射太阳热能的反射率增高，吸收太阳辐射热减少，沿地面空气的热减少，上升气流减弱，阻碍云雨形成，造成局部地区干旱，影响农作物生长。近一个世纪以来，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不断增加，气候变暖，冰川积雪融化，使海水水位上升，一些原本十分炎热的城市，变得更热。专家们预测，如按现在的能源消耗的速度计算，每10年全球温度会升高0.1℃—0.26℃；一个世纪后即为1.0℃—2.6℃，而两极温度将上升3℃—7℃，对全球气候会有重大影响。

造成热污染最根本的原因是能源未能被最有效、最合理地利用。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环境热污染将日趋严重。然而，人们尚未有用一个量值来规定其污染程度，这表明人们并未对热污染有足够重视。为此，科学家呼吁应尽快制订环境热污染的控制标准，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防治热污染。

从大蒜、生姜，到香蕉、菠萝，在农产品价格暴跌中，农民很受伤。订单农业作为以销定产的重要手段，对稳定农产品价格、确保农民合理收益、抵御市场价格风险具有一定的作用。然而，经调查发现，订单农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因为部分农民契约意识差、恶意违约而变得难以推行，这反过来又伤害了商户和农民。

作为抵御农产品价格周期波动的重要机制，订单农业一度被各方寄予厚望。然而近些年的实践表明，这一理想化的风险平抑工具，远远未能发挥预想中的作用。不少农民契约意识____________，动辄毁约，一次次使得一纸购销合同____________。轮番上演的单方面毁约事件，不仅让相关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也让农民群体本身付出了惨痛代价。

众所周知，农业生产天然存在着滞后性和长周期性，这决定了农民很难及时、准确地安排生产过程。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才形成了农产品价格“周期怪圈”现象。而所谓订单农业，其核心逻辑就在于“以销定产”。倘若严格执行，这一模式将有效实现供需平衡，避免由生产不足或过剩而引发价格巨震。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一些农民受眼前短利驱动，往往会选择性执行购销合同，这无异于亲手解除了“自我保护”的机制。

现如今，订单农业所面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小农心理”作祟。农民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并不熟悉商品社会的那套契约体系和交易方式，而且对违约行为的性质和后果也缺乏完整的认知。再加上大多数的涉农购销合同，都不具备必要的担保机制和强制执行的可能。一旦农民单方面撕毁合同，企业顾忌于超高的催收成本，往往也只能听之任之。

没有“履约保证金”作保，没有追责索赔渠道兜底，订单农业以及相关产销合同，当然没有任何约束力可言，对此已有学者提出，要加强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可是在此之前，我们最先应该做的，还是改变分散化、个性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将孤立的农业生产者，吸收进组织化的专业生产合作社中，吸收进金融惠农和科技惠农的扶持体系之内——只有让他们处于更为紧密的人际网络和利益结构之内，其才会更为重视个人诚信的价值。

当反思订单农业所面临的尴尬遭遇，我们往往将矛头指向农民契约精神的缺失。试问，有没有一套合理的议价机制，能够保证农民可以获得一个相对实惠的合同收购价？又有没有一种动态的博弈平台，来回应农民由短期市场行情所产生的利益关切？相较于培育农民的信用意识，建立真正公平合理的市场定价和交易体制，对于发展订单农业同样至关重要。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近年来，我们的食品安全环境日趋严峻，随着毒奶粉、染色馒头等事件的不断出现，人们不禁要问，食品添加剂安全吗？

食品添加剂是指经国家批准，因防腐保鲜、提高加工工艺等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化学合成物或天然物质。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将其分为防腐剂、凝固剂、品质改良剂、增味剂、营养强化剂等22类1500多种。当人类的食品进入工业化生产之后，除了极少数的天然野生食品外，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含添加成分的。目前，近97%的食品中使用了各类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对食品的防腐保鲜效果十分明显。根据食品安全要求，每克食品的细菌总数不能超过8万个。假如不用防腐剂，即使在0～4℃的低温环境中，肉制品保存到第五天，细菌总数也将超过每克10万个。而防腐剂能遏制肉制品中的肉毒梭状芽孢杆菌的大量繁殖，有效延长肉制品的保质期。现在人们所吃的食品的酸、甜、鲜通常不是食品天然拥有的味道，往往是由添加剂“调”出来的。食品的诱人口感，如面条有弹性，点心酥脆，大多数也是添加剂的功劳。

腐乳红曲是由大米发酵而来的，能够降低血脂，它既是色素又是功能性添加剂；从甘草里面提取的甜味剂，能改善肝功能；从玉米芯里面提取的木糖醇具有护肝、防龋齿的作用。在面粉里面添加钙粉、维生素等，能使面粉的营养更加全面。

现代食品工业发展离不开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也直接影响食品安全。例如，摄入过多的膨松剂或防腐剂，轻则会引起流口水、腹泻、心跳加快等症状，重则会对胃、肝、肾造成严重危害。为规范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各国都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法规。如我国的食品卫生标准就明确规定，山梨酸钾可以作为食品防腐剂，但必须严格控制添加比例，它的许可添加量在0.5%以内。在美国，苯甲酸钠只允许在化妆品中使用，并且浓度必须在0.1%～0.2%范围内。世界卫生组织也规定了一个“ADI”值，即依照人体体重，一种无健康危害的食品添加剂的每日允许摄入量的估计值。例如：糖精钠的ADI值为5毫克/公斤，即糖精钠每日允许摄入量为每千克体重5毫克。

必须指出的是，一直受到人们谴责的苏丹红、三聚氰胺等都不是食品添加剂，而是非法添加物，这样的非法添加物常见的还有块黄、硼酸、硫氰酸钠、蛋白精、酸性橙等。一般来说，不违规、不超量、不超范围地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是安全的。

2018年我国硫酸、烧碱、纯碱和乙烯产量分别为5496万吨、3159万吨、2651万吨和129万吨。2016年一季度至2018年四季度我国硫酸、烧碱、纯碱和乙烯产量见下图。

2009年末，我国就业人员总量达到77995万人，比2005年末增加了2170万人。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增强，促进了乡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2005年到2009年，城镇就业人员总量由27331万人增加到31120万人；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重从36.0％上升到39.9％，乡村就业人员总量由48494万人减少到46875万人。

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2005年为33970万人，2009年减少到29708万人；第二产业就业人员2005年为18084万人，2009年增加到21684万人；第三产业就业人员2005年为23771万人，2009年增加到26603万人。

2009年末，城镇私营个体就业人员为9789万人，比2005年增加了3553万人。“十一五”时期的前四年，城镇非公有制经济共吸纳就业4947万人，年均增加超过1200万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成为缓解城镇就业压力，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