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术传入之初，被认为是“妖术”，能“摄取灵魂”。国人对于照相误解颇多，甚至引发了中西冲突。为此，有照相馆宣扬拍摄照片能摄去“衰运”，由此吸引了大批民众。当然，照相馆真正发展，还得依赖科技知识的传播和照相馆自身务实的探索。

中国在照相馆开办时大都强调“中西结合”。1891年，上海致直照相馆在《申报》上将自家特色“广而告之”，表示“巧设山石树林，曲栏园庭……仙客名媛、僧道剑侠，一应俱全”。照相馆拍照理念也被中国人引进，如1930年英国摄影学者古罗斯沙关于照相馆运营的论述，其中在如何抓拍顾客最自然的表情方面，他认为摄影师要“做一个深邃的观察者”，最重要的是“要有诚恳的态度”。

照相馆的名字最初多包含“昌”“泰”“福”等字，而且照相馆专注写实，主要拍摄肖像、个人与家庭留念照以及团体合影，因此“真”字也为商家青睐，成为晚清民国照相馆名字选用最多的汉字之一。追求馆名与中国传统意蕴的同进，这些照相馆开始追求画面的意境之美，在灯光运用、背景道具、人物姿态、表情抓拍等方面，摄影师在模仿西方摄影造型的同时，又把中国人所认同的庄重、内敛、隐逸等精神追求融入照片拍摄和制作中，从而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照相馆审美范式。

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照相从实用转向时尚，照相馆名也越来越有国际范儿，出现“派拉蒙”“维也纳”等馆名。社会名流尤其是明星如周璇、胡蝶等人的照片，成为都市风尚，普通百姓竞相效仿。照相馆印制大量明星、权贵肖像进行商业销售，并在大众出版物上刊登，在普及通讯摄影术的同时，其所代表的时尚品位和审美情调，也引领大众社会生活走向近现代化。

照相馆发展的同时，人们对理想肖像的期待从未停止，事实上，中国译介出版的第一部摄影专著《脱影奇观》的广告中，就明确表示照相术可以“再造容颜”。这首先要依靠化妆，接着是“整修”，有如今天的PS，在拍完照片进行冲印的过程中，美化照片。后来，这项业务蔚为壮观，通过“PS”改头换面以至于亲娘难认。有人讽刺曰：“你瞧，这是照‘像’呢，还是照‘不像’呢？”

此后，时代剧变，日军侵华及国内战争给中国照相馆业带来严重破坏，20世纪50年代末“公私合营”后，传统私营照相馆正式终结。改革开放后，乃至数码技术几乎一统天下的今天，照相馆仍然存在，但其精神内核已迥然不同。

数字图像修复技术中的文物虚拟修复技术就是对一些文物数字图像中所缺失、损坏的部分，应用现有的图像信息，根据一定的修复原则进行还原修复的技术。其主要目的是使修复后的数字图像无限接近原视图。

在文物保护领域中，受到很多历史因素或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出土的文物和存放时间长的文图表面会有很多的缺失破损情况，如裂缝、咬色、生锈、霉变等，这使得文物信息大量缺失，对文物欣赏及研究有很大影响。在以往的文物修复过程中，一般是修复工作者通过对文物补色、刷洗等方法进行简单修复；即使在当今的文物修复中，依然主要由具有想象力的修复专家在文物本体上进行处理。这种处理一旦形成便很难更改，稍有大意，存留下来的文明将不复存在，因此风险性极高。同时，不同的文物专家通常对文物修复会有不同的主张，分歧意见难以统一。

为更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可以利用计算机虚拟修复技术，对需要修复的文物及数字图像进行仔细评估，充分运用统计学理论及微积分方程建立预测模型，再用图像已知区域信息对缺失区域进行评估，这样便可更好地对数字图像进行虚拟修复，更加方便快速地提出修复方案，大大缩短文物修复的工作周期，有效预防手工修复过程中对文物的二次伤害，同时避免人工修复中主观因素的影响，最大限度地修复文物的缺失信息，使文物重现原貌。

在文物虚拟修复实验中，对任何情况的信息缺失的修复，均需遵循文物保护“修复如初”的基本原则。如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中唐昭陵六骏中的“清骓”石雕，就采用了基于变分PDE的修复模型进行了原型修复，对图像中的裂痕进行了严密合理的计算估计，并根据所得周围像素的数值对裂隙处的像素进行了填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缝隙中缺失的相关信息，使修复效果较为连续自然。

另外，在文物修复过程中，如果通过已知信息不能对文物缺失部分进行判断，并且查阅不到相关资料证明其缺失情况，则不能按照人的主观意愿对文物进行修复。在文物虚拟修复时，一定要给计算机发出相应指令，对图像进行对照分析，标记出图像中可以进行虚拟修复的位置，对不能判断的部分则不能进行标记，否则计算机就会进行错误的修复。

英国皇家证券交易所创建者托马斯•格雷欣在450多年前阐述了一种货币替代现象：在金属货币条件下，当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名义价值相同的货币同时流通时，成色和重量足值的金属货币即良币将逐渐减少，而不足值的金属货币即劣币逐渐增加，形成良币退藏、劣币充斥的现象，这被称为“格雷欣法则”，亦称“劣币驱逐良币法则”。这种现象在金属货币时代不断上演，是政府苦心防范的难题，亦可视为金属货币的流通规律，还预示着纸币对金属货币的取代趋势。

纸币最初是金属货币的符号，规定其单位纸币的含金量。随着实体经济高速发展，贵金属的开采无法适应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加之金属货币在使用时有诸多不便，20世纪70年代，全球范围内各国流通的纸币最终与贵金属彻底脱钩，独立承担起货币职能。这标志着维持经济运转数千年的金属货币及同贵金属挂钩的兑现纸币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各国乃至国际货币进入了现代信用（不兑现）纸币时代。纸币自身的成本与其代表的价值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纸币完全是靠国家信用和经济实力发行的。纸币购买力同发行量成反比，超量发行的纸币必然受到恶性通货膨胀的制裁。因此，在现代信用纸币条件下，“格雷欣法则”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从“劣币驱逐良币”变为“良币驱逐劣币”。

在现代信用纸币制度下，大凡能在国际上扩张进而成为国际货币的货币都是良币，其有三大特征：一是币值的内外稳定性，即货币的保值和升值效应；二是广泛的国际流通性，即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广泛使用；三是具备国际储备功能，即能够保证国家经济和币值安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经济飞速增长的时期，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跃居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开始产生辐射效应，人民币金融版图开始向周边扩张，人民币正在成为国际区域货币。需要指出的是，日元国际化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在现代信用纸币“良币驱逐劣币”规律的作用下，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是以该国经济长期平稳增长，进而使其货币币值长期稳定为支撑的，否则，货币国际化就会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民币若想成为多元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极，成为国际区域货币乃至国际货币，必然要始终保持良币状态，即保持币值稳定，维持汇率均衡，避免货币过度贬值和升值。既要防范货币贬值引发资本疯狂外流的货币危机，亦要防止货币高估对经济竞争力的损害。而防范开放经济条件下外部冲击的根本措施就是币值稳定，只有币值稳定，人民币才会具备国际流动性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

币值稳定是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货币政策维持的；广泛的国际流动性和国际储备功能是依靠货币信用、货币持有的规模和功能完善的金融市场维持的。做好内功，保持自己在全球诸多现代信用纸币中的良币本色，这应该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根基，也是人民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所在。

节能减排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定部署，是“十一五”时期的一项约束性指标，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将进一步统一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牢固树立抓节能减排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念，充分认识节能减排工作的长期性、艰苦性和复杂性，切实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千方百计确保实现国家和省政府下达我市的节能减排目标任务。

根据省政府节能减排工作有关要求，积极做好节能减排目标分解和督查工作，实行严格的目标责任制，将能耗与减排指标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年度考核体系，作为各级政府领导班子任期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考核内容，作为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的重要考核内容，实行节能减排工作问责制。同时，加大对民营企业节能减排工作考核和约束力度，对不能如期完成省、市节能减排目标任务的县和企业，不得参加年度的评先选优，不得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

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按照省政府《关于印发（2007年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严格准入管理。对新上工业项目做好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评价，不符合节能环保标准的不准开工建设，严格控制新上高耗能、高污染项目，从源头上把关预防。发展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的“三低一高”产业，同时压缩淘汰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产业。积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优化工业结构，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工业中的比重。

切实抓好宏桥工业试点园和泰岳公司的循环经济试点工作，使之成为全市循环经济典范，并引导企业改变只靠自身“单打独斗”式的内部节能减排，走多企业、跨行业、区域间循环经济之路，推进企业之间消化工业废物的“循环链”，通过行业成员之间副产品和废物的交换、能量和废水的逐级利用、基础设施的共享，达到工业废物全面得到循环利用的目的，提升节能减排的成效。切实抓好省政府年初确定的我市6家公司清洁生产试点工作。

帮助重点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企业建立和推行严格的节能减排管理制度和有效的激励机制，调动广大职工节能的积极性。强化基础工作特别是统计工作，配备专职人员，将节能的目标和责任落实到车间、班组和个人。加强对重点高耗能企业节能情况的跟踪、指导和监督，定期公布重点企业能源利用情况，督促企业围绕降低重点产品能耗单位的目标开展工作。加大重点企业技术改造和污染治理力度，逐年将污染源纳入限期治理，实施工业园区综合治理工程，建设工业园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减少污染物排放或实现零排放。

当下社会语言中产生了许多新词，“美女”算是其中之一，因为它已经不是传统语意上的“美女”了，而是几乎泛指一切女性。“美女”一词的滥用，似乎发端于文学界，所谓“美女作家”。当从文学自身寻找价值比较艰难的时候，从语言学角度去寻找，反而显得容易些了，这也许可以算作中国文学对于语言学的新贡献吧。继女作家统统被称为“美女作家”之后，电视上每出现一位女教授，都会被称为“美女教授”。现在到商场去买东西，都会有营业员凑上来问：“美女，买什么？”

在“美女”中，“美”已经成为虚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美女”对语言学带来了新的挑战，那就是需要重新定义“美”的内涵。如果从前称美女是对女性美的赞赏的话，现在已经完全沦为一种轻薄了。而且，从前的人含蓄，似乎很少在口语中直呼一个人为“美女”，哪怕她真的是一个美女。这不是审美的个体差异问题，也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特定审美现象，而是“美”字的滥用和美女称谓的泛化。就拿文化界来说，百姓对于知识女性的面孔可能是存在着“阅读定势”的，一看没到丑的地步，“美女”一词就脱口而出了，所以，现在大家需要区分的不是谁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而是谁不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了。当特殊取代一般时，人们所做的就不是从一般中区别特殊，而是从特殊中区别一般了。

一个词汇的运用越是被泛化，意义也就越是被抽空。汉语中有很多词已经被用死掉了，属于一用就滥，一滥就死，比如文化、愿景等等。在文化界，死掉的词可能还有“大师”和“伟大”。评价一个文化人，动辄就是“大师”；评价一件文化产品，动辄就是“伟大”；一个二流作家可以被称为“大师”，一部三流小说可以被称为“伟大”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这个时代恰恰无大师，恰恰不伟大，才导致了“大师”与“伟大”词汇的泛滥。真正在大师辈出的伟大时代，“大师”与“伟大”这两个词反而是很少用的，大家在谦虚认真地思考、交流与商榷，而不是随随便便把“大师”和“伟大”的帽子一扣拉倒。只有目力不逮的人，才会到处乱扣“大师”与“伟大”的帽子。

苏联解体以后，“同志”不好再称呼了，俄罗斯人不知所措，干脆称呼：男人、女人。于是，有人在喊一个人，却能引起半条街的回头率。“男人”和“女人”可以成为一种称谓，似乎是回到了对人的最本质、最普世的称谓层面，但也消解了语言的存在价值，实际上是语言的悲哀。“美女”所显示的，也是语言的滑稽与悲哀，对于用词和称谓的不加节制，有一天也许会导致中国人只能相互称“男人”和“女人”的尴尬境地了。“美女”一词的泛化体现的恰恰是语义的匮乏，以及词语尊严的下滑和人的漫不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