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家最新指出，质子的半径比以前所认为的要小4%，如果这个结论获得证实，那么不是解释光和物质相互作用的量子电动力学理论本身有问题，就是许多基于现有质子大小计算所使用的里德伯常量（原子物理学中的基本物理常量之一，为一经验常数），是【①】的。不管是何种情况，都意味着我们需要重写基础物理理论。

质子是带正电荷的基本粒子，它同中子和电子一起，组成了宇宙的基本元件——原子。过去，粒子物理学一直使用由一个质子和一个电子组成的氧原子作为基准来测量质子大小。

一个有32名科学家参与的国际研究团队表示，他们的最新实验将精确度提高了10多倍，结果表明，质子半径要比以前认为的小4%、或许，用来计算质子大小的里德伯常量将失去价值。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其他基础的计算也都要重新【②】。

在实验中，科学家使用μ介子取代氧原子中的电子。μ是一种带负电、质量为电子207倍的基本粒子。由于其质量比电子大许多，所带的负电可以屏蔽原子核的正电。所以，它能够同原子核更接近，发生的作用力更大，科学家也就更能够精确地探测质子的结构。

另外，μ介子以不同的能量状态存在，能量状态会影响其围绕质子旋转的方式。同时，质子的大小也会影响这些能量状态，也会影响让μ介子从一种能量状态跃迁到另一种能量状态所属的能量。

为了测量质子的大小，研究人员精确地让一束激光束对准包含了μ介子的氧原子，刺激μ介子从一种能量状态跃迁到另外一种能量状态。最终，研究人员精确地找到了他们正在寻找的跃迁，也测算出了质子的大小。足球的魅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于误判，只有科学的魅力才正正体现于一次又一次的“误判”中。科学史上的每一个废墟，都【③】着一座更加辉煌的大厦拔地而起，量子电动力学是量子场论中一个最成熟的分支，而且里德伯常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常量之一。这两样东西无论谁出了毛病，都足以改变现代物理学的乾坤。

偏见从字面上看就是指前判断，即在考察证据之前就把一个论点拒斥了。偏见，乃是强烈地感情用事的结果，而不是运用可靠推理的结果。假若我们希望找到一事的真理，那我们就必须尽可能以完全开放的头脑去处理问题，而且还要深刻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局限性和癖好。另一方面，当我们对某个主张的证据作了仔细而全面的考察之后，如果我们拒斥它，那就不是偏见。这或许可以叫“灼见”。它无疑是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

批判的、怀疑的考察乃是日常事务以及科学中所使用的方法，当我们买了一辆新汽车或用过的汽车时，我们总是郑重其事地索取书面保证，试车并检查其特殊部件。对于汽车出售者在这些方面的推诿逼问，我们都将非常严谨地对待，然而许多介乎科学与非科学边缘信念的倡导者们当需要经受类似的严密考察时，却往往怒不可遏，许多声称具有超感官知觉的人也宣称，当他们被细心观察时，他们的能力就会减弱。魔术师尤里·盖勒于当着科学家的面把钥匙和餐具弄弯曲，而这些科学家惯于作为诚实搏斗的对手面对自然界；但对于值得怀疑的魔术师愚弄观众却放任自流。这些科学家懂得人类的局限性，他们自己也能用巧妙的技术表演类似的动作。

凡是压制细研深察和认真讨论的地方，真理就会被掩盖。那些介乎科学边缘的信仰的提倡者，每当受到批评时，往往用过去的天才受到奚落来作辩解。但是，某些天才受到嘲笑并不暗含着所有被嘲笑的人都是天才。他们嘲笑过哥伦布，他们嘲笑过富尔敦，他们嘲笑过莱特兄弟。但他们也曾嘲笑过头脑简单的小丑。我坚信，科学是伪科学的最好解毒剂。

根据今天的考古发现，公元前3000年前的苏美尔人就开始酿造啤酒了，对苏美尔人来说，啤酒被称作“kas”，也就是“嘴巴渴望的东西”。在古埃及，啤酒被当作报酬支付给那些建造金字塔的工人们。对古埃及人来说，拥有一座啤酒坊就意味着幸福。古时的人们可能因为啤酒而联系在一起，在那些非自然的聚居地聚集到一起，定居下来，形成城市。到今天，写作《啤酒圣经》的兰迪·穆沙认为，啤酒有助于人们磨去棱角，变得温和。而使得城市更适宜居住，啤酒相当于城市的“社会润滑剂”。饮用啤酒的生活方式，或者说社交方式，从两河流域以及金字塔奇迹开始就嵌入了人类的文明史。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围绕农业源起的研究，已经诞生了许多发现，也证实了这一假说：农业的开始乃至城市社会或者人类文明的诞生，确实与啤酒有关。
当大约一万年前冰川退去，成片野草出现，首先在“肥沃的新月区”，人类开始发现有些野草可以培育得穗粒更大、淀粉更多、以便食用，就是各种谷物，包括了小麦、大麦和燕麦等。对基因图谱的研究表明，大麦首先在今天的以色列-约旦一带被种植，然后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伊朗的西南部，然后逐渐扩散到埃及、摩洛哥，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喜马拉雅山区。在这些最初的大麦种植区也发现了最早的啤酒，如苏美尔人石刻的啤酒酿造和饮用场景，埃及金字塔周边的啤酒遗迹。
最关键的，人们为什么要种植谷物？小麦可以做面包，大麦可以酿啤酒，这些似乎是天然的食物来源和加工方式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并且影响着人类文明和生活方式？要知道，直到今天，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人对谷物过敏，不得不食用专门“不含麸质”的加工食物。人类的基因并不是天然适合谷物的。
人类学家和脑科学研究者们揭开了这个谜。宾州大学的人类学者SolomonKatz和博物馆学者MaryVoigt在198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面包与啤酒》，颇有开创性地指出，谷物和牛奶一样都包含一种外啡肽，能够起到镇痛、安抚紧张的作用，而且效果比牛奶所含的外啡肽还强。人们对后者的研究比较多，早就证实喝牛奶对婴儿有减少啼哭的镇静作用，这可以解释晚上临睡前喝一杯牛奶的镇静功效确实存在。只是，传统上牛奶并非成年人的常有饮料，而谷物却能起到相同的作用，这对人类社会的聚居和政治社会的形成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从膳食品种的热量和蛋白质来说，谷物未必是人类的最佳选择。种植谷物还意味着两次收获期之间可能面临饥荒。但是，谷物特有的外啡肽却以大脑奖励的方式改变人的行为方式，让人变得温和而更具社会性。这可以帮助人在那些谷物种植区安顿下来，结成村庄。谷物还以其便于衡量财富的量化特性，即所谓多少石或蒲式耳计算的收获和交易，促进着贸易、分工和财富积累，规模约为一万人的最小城市便在农业开始的同时成为可能。
而大麦，因其外壳自然附有的酶，如同葡萄外皮的酶一样，天然适合发酵，也天然有利于吸附、过滤杂质，从种植的一开始似乎就被利用来酿酒而非食用。大麦发酵为啤酒，进一步强化了谷物的镇静功能和幸福意义，奖励着人类农业种植的选择。

陶器的产生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了农业，然后才出现陶器。这些创造发明，无疑应归功于妇女，因为在性别分工的基础上，妇女是家里的主人，必然首先从事这些活动。这在我国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还保留着一定的残余，例如云南傣族和台湾高山族的制陶都由妇女来承担，而男子仅从事挖土、运土等辅助性劳动或甚至根本不参与其事。但在有些少数民族中已开始有所变化，如云南佤族和台湾耶美族中，制陶已成为男子专有的职业，妇女则降为辅助性劳动。这些现象提供了陶器出现之后，有关男女分工的变化和社会分工发展等方面的有用资料。此外，上述少数民族制陶工艺方面的发展过程是：从泥条盘筑到慢轮修整，从露天平地堆烧到棚内平地封泥烧制，这正代表了由手制向轮制过渡的早期形态，由无窑向有窑过渡的初级形式，这些都为探讨原始制陶工艺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详细地说明我国陶器的起源，目前尚感资料不足。不过最近在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出土的陶器都比较原始，据碳十四断代，其年代为公元前五六千年以前，是华北新石器时代已知的最早遗存。这些发现不仅有利于探索陶器的起源问题，同时还揭示了正是在这些遗存的基础上，才发展成为后来广泛分布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直到阶级社会的商周文明，它们在制陶工艺和器形的发展上，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此外，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广西桂林甄皮岩的陶器也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其碳十四断代也在公元前四五千年以前，同样属于新石器时代较早的遗存，它们同后来华南地区的陶器发展也有着直接联系。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可能分布着更多的早期陶器的遗存，在不断发展和相互交流中逐渐形成统一的文化整体，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原始瓷和瓷器，成为我国特有的创造发明，并对世界文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尽管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工作相当古老——有两个例子，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北非学者阿拉伯·英布·卡尔顿，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14世纪撰写的对他人的描述——但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人类学是相对较晚的西方文明的产物。例如，在美国，学院或大学（罗彻斯特大学）普通人类学含学分的第一次课程直到1879年才开设。倘若人们一直关心他们自己及其起源，以及其他人，那么为什么成体系的人类学学科这么长时间才问世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像人类历史一样复杂。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与人类的技术局限有关。在大部分历史中，人们一直受限于他们的地理范围。没有到世界遥远地方旅行的手段，对远远不同于人们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的观察是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冒险。大范围的旅行通常是少数人独享的特权；只有当适当的运输和通信方式得到发展，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研究才可能盛行。

这并不是说，人们一直没有注意到世界上与他们自己在看法和行为上不同的其他民族的存在。例如，圣经《旧约全书》与《新约全书》充分提到各种各样的民族，其中有犹太人、埃及人、赫梯人、巴比伦人、埃塞俄比亚人、罗马人等等。这些民族之间的差异，比起他们中任何人与澳大利亚、亚马逊森林、北极的北美原住民等的差异，就显得逊色了。借助于向真正遥远地方旅行的手段，人们有可能第一次遇到这类根本不同的民族。正是与迄今未知民族的大量接触——这开始于欧洲人试图把其贸易和政治统治扩大到世界各地之时——人们的注意力才集中于人类各种各样的差异。

使人类学缓慢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欧洲人只是逐渐认识到，在所有这些差异的掩饰下，他们可能与任何地方的人共享基本的“人性”。不与欧洲人共享基本文化价值的社会被贴上“未开化的”或“野蛮的”标签。直到18世纪中叶，相当多的欧洲人才开始认为这类人的行为与对他们自身的理解是完全相关的。这样一个时代到来了：人们越来越努力根据自然法来解释事情，对以权威文本为根据的传统解释表示怀疑，对人类多样性的兴趣日渐浓厚。

“侯世达”是Douglas Hofstadter的中文名，这个1997年由他的中文出版商所定的名字，如今已是他在中文世界里的通称，这个名字也确实比他的父亲、196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物理学家罗伯特•霍夫施塔特（Robert Hofstadter）按照姓名音译规则对应过来的中文名要好听。不过，侯世达还有一个更私密，也更漂亮的中文名，那就是1976年他的第一位中文老师高先生为他取的“侯道仁”。

与他的中文名字同样精彩的，是侯世达的成名作“Godel，Escher，Bach：an Eternal Golden Braid”的译名——《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侯世达的这本书在英文世界里被简称为“GEB”——取哥德尔（Godel）、埃舍尔（Escher）、巴赫（Bach）的首字母，而中文则以“集异璧”应对。

《集异璧》探讨了庞杂的主题。正如侯世达本人在该书出版20周年的再版前言中所写：“……包括赋格和卡农，逻辑和真理，几何学、递归、句法结构、意义的本质、佛教禅宗、悖论、脑和意识、还原论与整体论、蚂蚁群落、概念和心理表征、翻译、计算机和计算机语言、DNA、蛋白质、基因编码、人工智能、创造性、意识和自由意志——偶尔还写到了音乐和艺术，它写到了所有的一切！很多人觉得不可能找到这本书的重点。”

但这本书还是有重点的。总体上说，《集异璧》被归为人工智能的经典著作，就像研究认知科学、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计算机科学、心理学、比较文学和物理学的侯世达被视为人工智能领域不可忽视的代表一样。上世纪70年代，侯世达痴迷于“思考是什么？”，投身于其时刚刚兴起的人工智能领域，他在《集异璧》中对计算机、程序、思考和大脑的描绘，开启了整整一代年轻人对人工智能的探索。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掀起一个高潮后，侯世达却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原因很简单：算法很巧妙、也能完成不少实际任务，但依托这种思路做出来的计算机并没有真正在“思考”。意识到这一点，侯世达对普通的人工智能彻底失去了兴趣，他自己的研究也转而建立在跟常规人工智能完全不同的技术上面。侯世达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研究小组叫做灵活类比研究小组（Fluid Analogies Research Group，FARG），“在FARG我们没有致力于开发实际的应用，诸如翻译引擎、答问机器、网络搜索软件此类的东西。我们只是在努力地理解人类概念的本质和人类思考的根本机制。我们更像是哲学家或试图探究人类心智奥秘的心理学家，而非旨在制造聪明的计算机或机灵程序的工程师。我们是一群老派的纯粹主义者，我们的动力源于内心深处的哲学好奇心，而不是制造实用设备的欲望（遑论赢得大笔金钱的欲望！）。”

这些年来，关于“思考是什么”，侯世达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更多的还是失败——FARG开发的程序常常得出可笑的结果，远远谈不上“智能”。不过，侯世达看着这些失败“很开心”，因为“要是我们的任何系统真的在其微领域中获得了与人类相颉颃的智力，我们将痛心至极，因为那将是很可怕的：这意味着人的智力并非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复杂或深奥。这意味着短短几十年的研究就足够人类解开人类思维的奥秘”。在他看来，程序真正具有智能将是人类的悲剧。

侯世达认为，思考的关键在于美、在于品味，与逻辑或真理无关。这与大数据、大算法的现代人工智能格格不入。“形式化的研究方法得出的是极其生硬的‘智能’，毫无洞见可言。”他的人生目标是创造出许多绝美的事物。他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研究道路，他在路上遇到了许许多多至臻至美的事物，他说“我宁愿当个独立思考的人，不总是站在人们注意力的最前端。我觉得不被大多数人注意到没什么不好；但我相信最终我的想法会被更多的人知道。”

“至于有没有可能我选错了路，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我并不担心这一点。人生苦短，我相信我自己的观点，而且我会捍卫它们。毕竟，俗话说得好，你都不相信自己，谁还会呢？”

科学家曾这样想象：如果由带正电的电子与带负电的原子核组成原子，那么就是反原子，反原子则可构成反物质。倘若反物质与物质相遇就会爆炸成光辐射。这一“反物质假说”，在21世纪将逐步变成现实。2002年9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世界各地9个研究所的39位科学家通力合作，在受控条件下成功制造了约5万个反氢原子。科学家也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正电子，这使他们更相信所有粒子都有其反粒子，从而更有信心揭开反物质之谜。

世界公认的宇宙诞生理论大爆炸学说认为，宇宙是从140亿年前一个“极小的点”爆炸而来的，在那个点之外，“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能量、没有物质”，大爆炸产生了大量的正能量和负能量，而总能量仍然为零。能量与物质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那么，大量的能量亦应转化为正物质和反物质。这是反物质理论研究的基础。但要想在反物质乃至宇宙诞生理论研究上取得突破，还需要在研究实践中寻求更新的科学思想作指导。

140亿年前宇宙诞生时产生了大体相等的物质与反物质。这些反物质在哪里？宇宙存在着由反物质组成的星系，是一种解释；宇宙诞生产生的物质多于反物质，二者相互湮灭后，剩余的物质构成了现在的宇宙，是另一种解释。科学家没有放弃在自然界中寻找反物质的努力，并且成功地在实验室中制造出反物质，以便更直接地研究反物质现象。科学家认为，先进的探测手段在反物质理论研究中不可或缺。

根据伽玛射线探测卫星提供的有关资料，有的科学家认为在银河系上方3500光年处可能存在不断喷射反物质的源头。航天飞机携带的阿尔法磁谱仪升空探测虽未发现反物质，但它最近几年在太空采集的大量数据，对反物质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会有巨大帮助。在自然界寻找反物质的难度甚大，而利用加速器将负离子流射向氙原子核已能制造反氢原子，因此科学家更注重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反物质研究。

目前在实验室制造反基本粒子并不困难，但将正电子与负原子核结合并能证实它们已成为反原子的工作极为复杂。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耗资1150万美元研制的加速器利用磁场将高能反质子减速为光速1/10的反质子，制造出约5万个低能量状态的反氢原子。跨过这个里程碑再前进，还需要科学家研制功能更强大的“工具”。

“反物质假说”认为：反物质与物质相遇会释放所有的能量。科学家预测该释放率远远高于氢弹爆炸。航天专家已经对反物质燃料的价值表示神往。科学发现的应用价值是人所关心的。当年一位贵妇人问电的发现者法拉第：“电有什么用呢？”法拉第反问了一句：“新生的婴儿有什么用呢？”关于反物质的应用价值，目前只能作些模糊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