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蒙思想家的眼中，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公平最理性的创制了。除了推崇教育的文明中国，他们想不出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用考试这么科学的方法择仕选官。用考试去决定社会的上升流动，实在要比靠出身和阶级公平得多、理性得多。从历史角度来看，说中国是个考试的国度，并不完全是种贬称。

然而，考试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它是一套硬化的标准，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有些孩子不大会考试，但他可能具有考试考不出来的惊人才华。所以由古至今，制度总会为少数人开一扇方便之门，比如说“举荐”。如今欧美许多名牌大学都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去吸收考试不行的“特优生”，或者凭学生被公认的惊人成就破格录取，或者倚重某些可信人物的大力担保。

考试本来是公平的，考试之外的多样途径本来也能弥补考试的不足。但是每一个社会都还有贫富差距的问题，有钱人的孩子的确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因为他家有钱请家教，能送他上学费比较贵的名校，所以他考试成功的机会也就比较大了。就算不看考试，理论上富家子弟的表现也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他见过世面，面试的时候比较有自信，而且他会得到不少音乐艺术等校外教育的熏陶，容易发展出一般同龄人所没有的能力。

教育是种社会再分配的体系，怎样不让富者恒富，精英永远是精英，这一直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就拿英国的牛津和剑桥来说吧，大家对它们的印象就是“精英贵族名校”，也就是说它们不只精英，而且贵族。如果你中学是在伊顿或哈罗这些地方上的，你进牛津、剑桥就有一半的保证了。于是英国的“重点大学”都有扶助困难学生的奖学金，几十年前还开始了中学校长推荐的计划。他们会请一些较贫困地区的中学校长推介少数极有潜力的学生，给他们特殊的面试机会。饶是如此，直到2007年，牛津大学也还是只有1/10的学生来自穷困家庭。

去年8月，备受舆论压力的牛津大学终于公布了一项惊人的计划：它的入学导师会在挑选学生的时候格外注意学生的地址，看看他是不是住在较为差劲的小区，如果是的话就要优先对待了。牛津入学登记处总监麦克•尼克松（Mike Nicholson）说：“只看成绩太残忍了。我想确认一个学生是否来自高等教育机会比较稀少的地区，我们应该让他们打破障碍。”这个计划用心良苦，但又有不少人嘲讽它是“住址博彩”，以学生的住址掩盖了学生的真正的能力。怎么做都不是，可见教育的公平实在是个不容易对付的难题。

2017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提出，要构建“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结构。2020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2035）》，对未来核心区发展、建设和管理的目标方向、基本依据和具体要求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至此，首都规划体系的“四梁八柱”已初步形成，首都规划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根据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2005年全国耕地12208.27万公顷（18.31亿亩）；园地1154.90公顷（1.73亿亩）；林地23574.11万公顷（35.36亿亩）；牧草地26214.38万公顷（39.32亿亩）；其他农用地2553.09万公顷（3.83亿亩）；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2601.51万公顷（3.90亿亩）；交通运输用地230.85万公顷（0.35亿亩）；水利设施用地359.87万公顷（0.54亿亩）；其余为未利用地。与2004年相比，耕地面积减少0.30%，园地面积增加2.31%，林地面积增加0.30%，牧草地面积减少0.21%，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面积增加1.11%，交通运输用地面积增加3.37%，水利设施用地面积增加0.26%。

2005年全国耕地净减少36.16万公顷（542.4万亩）。其中，建设占用耕地13.87万公顷（208.1万亩）；另外，查出往年已经建设但未变更上报的建设占用耕地面积7.34万公顷（110.1万亩）；灾毁耕地5.35万公顷（80.2万亩）；生态退耕39.04万公顷（585.5万亩）；因省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1.23万公顷（18.5万亩）；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30.67万公顷（460.0万亩），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面积为建设占用耕地的144.56%。

全年新增建设用地43.2万公顷。其中，新增独立工矿（包括各类开发区、园区）建设用地15.11万公顷；新增城镇建设用地9.82万公顷；新增村庄建设用地6.66万公顷；新增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地10.76万公顷。

查明到2004年底，全国城镇规划范围内共有闲置土地7.20万公顷（107.93万亩），空闲土地5.48万公顷（82.24万亩），批而未供土地13.56万公顷（203.44万亩），三类土地总量为26.24万公顷（393.61万亩），占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的7.8%。核减建设用地4631.9公顷。

2005年，全国共出让土地面积16.32万公顷，出让价款5505.15亿元。其中，招拍挂出让面积和出让价款分别为5.72万公顷和3920.09亿元，分别占出让总面积和总价款的35.06%和71.21%。

2005年在城镇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40047亿元，比上年增长17.5%。第一产业投资823亿元，增长27.5%；第二产业投资31598亿元，增长38.4%；第三产业投资42675亿元，增长20%。分行业看，煤炭开采及洗选业投资比上年增长65.6%；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投资增长33.7%；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投资增长29.7%；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45.75；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51.1%；纺织业投资增长38%；教育投资增长8.4%；卫生投资增长28.9%。
2005年全年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2367亿元，比上年增长20.4%，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0%，其中基础研究经费135亿。2005年末国有企事业单位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720万人，全年国家安排了288项科技攻关计划课题和911项“863”计划课题，新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9个。新安排国家重点实验室改造项目16项，累计达到143项，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达到361家。全年共取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3.6万项。全年受理国内外专利申请47.6万件，其中国内申请38.3万件，占80.5%；受理国内外发明专利申请17.3万件，其中国内申请9.3万件，占53.8%。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26.5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1510亿元，比上年增长13.2%。

2004～2008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分别为3340亿元、4216亿元、5123亿元、6412亿元、7600亿元，逐年大幅度攀升，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7%以上，比同期GDP增值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不仅高于传统产业的增长速度，而且还高于同为朝阳产业的电子信息等产业的增长速度。

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266.8美元，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降至37.0%和43.7%，居民文化消费增长势头喜人。2003～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支出总额分别为3107.4亿元、3769.7亿元、4061.4亿元、4500.1亿元、4912.1亿元、5982.6亿元。2009年为7000亿元左右，但正常的文化消费应该在4万亿元，缺口达3万多亿元，增长空间极大，尤其是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潜力巨大，农村文化市场有待深入开发。

2012年，某市参加生育保险人数达51.52万人，占应参保人数的比重由上年的85.4%上升到90.9%。该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69.80万人，比上年增长9.6%，其中女性30.59万人，比上年增长7.5%，占到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总人数的44.1%；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102.12万人，比上年增长6.8%，其中女性28.38万人，比上年增长29.6%，占到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的27.8%；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74万人，比上年增长1.4%，其中女性33.3万人，比上年增长1.4%，占到参加失业保险总人数的45.0%，且女性参加失业保险增加人数占到参加失业保险增加总人数的45%；参加工伤保险人数46.43万人，比上年增长16.9%，其中女性15.3万人，比上年增长58.7%，占到参加工伤保险总人数的32.91%，且女性参加工伤保险增加人数占到参加工伤保险增加总人数的84.1%。

新世纪以来9个中央一号文件连续锁定“三农”。

材料1：9个中央一号文件突出“三农”的重中之重地位，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到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到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不断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加快了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

材料2：我国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存在专业人员流失、人员老化、推广能力不强等问题。2012年5月13日，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报告称，以农业增加值比例、农业劳动力比例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三项指标进行计算，截至2008年，中国农业经济水平与英国相差约150年，与美国相差108年，与韩国相差36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世界平均值的47%，约为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2%，约为美国和日本的1%。至此，中国农业发展呈现出“一条腿长”（谷物单产高）和“一条腿短”（劳动生产率低）的尴尬境地。尤其在农业科技推广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图：中国与发达国家农业科技推广状况比较

材料3：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农业科技具有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要采取引导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开展农技服务，培育和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完善教育科技培训政策，造就新型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等措施，提升农业技术推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