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蕴藏着进步力量。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技术与医疗行业深度融合，为健康事业插上了智能翅膀。从可穿戴设备掀起健康管理热潮，到影像辅助技术用于病灶精准识别，再到远程医疗让大山里的病人也能享受到先进的医疗服务，技术红利大大提高了医疗服务质量，也深刻改变着医疗服务模式和理念，为构建新型医疗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人工智能赋能医疗，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美好前景。同时，________________。比如，数据是智能医疗的基础，但目前医疗健康数据的标准化、统一化和智能化尚有待提升。我国拥有上万家医院，每年产生的医疗健康数据规模巨大，但绝大部分是非结构化的数据，成为行业创新发展的瓶颈。又如，当前人工智能产品数量可观，但质量参差不齐，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亟待攻克一些核心技术短板、培养大量复合型人才。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立足长远科学谋划、破除政策壁垒，优化产学研成果转化机制、激发创新的动力，也需要相关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埋头攻关。各方形成合力，才能推动智能医疗行稳致远。


也要看到，技术进步回避不了伦理道德问题。医疗人工智能技术只有与情感、伦理等人类最基本的需求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造福人民的初衷。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群众在医疗服务中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作为科技创新攻关的方向。与此同时，也要处理好医疗人工智能在主体资格、侵权责任、数据和隐私保护等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安全、可靠、可控的技术产品，更好服务医生、患者和医疗事业。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重要目标。健康中国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也是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驱动力，人工智能为实现“健康中国”拓展了新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筑牢技术创新的基石，擦亮造福人民的底色，智能医疗时代大有可为。

长远以来，中国就重视文化立国，礼治即表现在国家治理中体现出文化的精神。儒释道、诸子百家文化数千年来成为中国人的思想血脉，影响了各个朝代的主流思想。“仁义礼智信”“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念，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以及全体中国人的人格言行影响很深。众所周知的如《论语》《大学》等成为数百年来包括帝王在内的治国理政者们的必读书，历史上国家治理者推行“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等理念和做法，都是礼治的表现。

中国历史的主流，与其说是人治，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思想影响下的帝王及士大夫们在治理国家。虽然经历许多次改朝换代，期间也有一些_______________的帝王，但中国社会治理的背后，总体来说都有着中国文化思想作为底蕴，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_______________。

在礼治之下，总体来看中国历史上也发展出了与其相应的法治，有法制体系以规范社会治理的各方面。比如有监察制度以保证官员廉洁奉公，有官员选拔制度以保证任人唯贤，等等。就监察制度来说，唐朝就有“四善二十七最”“六察法”等，对官员的监察和考核进行严格详细的规定。对皇帝本身，也不是没有约束制度。比如在唐朝三省六部制下，虽然最高命令是皇帝诏书，但诏书由中书省拟撰，后经门下省复审。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可以“封驳”，也就是把皇帝命令挡回去。“封驳”在汉代已经出现，唐代“封驳”的例子屡见不鲜，宋朝也延续了这一制度。明朝来华多年的传教士利玛窦也注意到，“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对法治的推崇，屡见于古代经典。比如《管子》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荀子认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这些思想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些人质疑中国历史上是否有法治，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国人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时期，整个社会能按照一定规则和制度来进行治理，并实现较长时间的良性运转，至少应说是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法治特色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认为“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连《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治理，有时代的局限性，也有很多不完善乃至糟粕的东西，但我们不应简单以人治抹杀中国古代治理经验，从而失去了取其精华的机会。比如历史上的监察制度、选官制度等经验就值得借鉴。笔者也注意到，历史上治理较好的时期，都是那些文化较昌明开放的时代，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当文化精神比较衰退、保守的时候，便出现社会治理和制度的相对颓废。所以今天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法治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应大力加强“礼治”，注重夯实优秀传统文化的内蕴。

与自然主义相对峙的是理想主义。在理想派看，自然并不全美，美与丑相对，有比较后有美丑，美自身也有高下等差，艺术对于自然，应该披沙拣金，取长弃短。理想主义比自然主义较胜一筹，因为它虽不否认艺术模仿自然，却以为这种模仿并不是呆板的抄袭，须经过一番理想化。理想化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指凭着想象和情感，将自然事物重新加以组织、整理和融会贯通使所得的艺术作品自成一种完整的有机体，其中部分与全体有普遍的必然的关联。因此，艺术作品虽自然（Natural）而却又不是生糙的自然（Nature），它表现出艺术家的理想性格和创造力。就这个意义说，理想主义是对的，凡是艺术都带几分理想性，因为都带有几分创造性和表现性。这种见解发源于亚里斯多德。他在《诗学》里说诗比历史更是“哲学的”（意思是说更真），因为历史只记载已然的个别的事物，诗则须表现必然的普遍的真理，前者是模仿殊相，后者是模仿共相。用近代语言来翻译，他的意思是说历史只记载自然界繁复错乱的现象，诗和艺术则更进一层把自然现象后面的原理，用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

后人误解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共相”（Universals），以为“共相”就是“类型”（Type），于是理想主义的另一种意义就起来了，所谓“理想”（Idea）就是“类型”，类型就是最富于代表性的事物，“代表性”就是全类事物的共同性。依这一说，艺术所应该模仿的不是自然中任何事物而是类型。比如说画马，不能只着眼某一匹马，须把一切马的特征画出，使人看到所画的马便觉得一切的马都恰是这样。同理，艺术所表现的人物，都不应只能适合于某一时某一地，要使人随时随地都觉得它近情近理。如果“天下老鸦一般黑”，你画老鸦就一定把它画成黑的；纵然你偶然遇到白的或灰的老鸦，也千万不要理会它，因为那不是“类型”。这种理想主义在各种艺术的古典时代最流行。比如希腊造型艺术表现人物大半都经过两重理想化。第一，它选择模型，就着重本来已合理想的人物，男子通常都是力士，女子通常都是美人。第二，在表现本来已合理想的形体时，希腊艺术家又加上一重理想化，把普遍的精要的提出，个别的琐细的丢开。他们的女神和力士大半都有一个共同的模样（即类型）。个性是古典艺术所不甚重视的。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画家受希腊影响甚深，所以他们所表现的男子也大半魁梧奇伟，女子也大半明媚窈窕。十七世纪以后，在希腊时代出于艺术家本能的，在假古典派作家便变成一种很鲜明的主义。在诗的方面如布瓦洛（Boileau）和蒲柏（Pope），在画的方面如雷诺阿（Reynolds）和安格尔（Ingres），在雕刻方面为温克尔曼（Winckelmann），都主张艺术忽略个性而侧重类型。

理想派的艺术在以往占过很久的势力，不过从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代兴以后，它就逐渐消沉了。近代艺术所着重的不是类型而是个性。在近代学者看来，类型是科学和哲学对于具体事物加以抽象化的结果，实际上并不存在。艺术的使命在创造具体的形象，具体的形象都要有很明显的个性。一个模样可以套上一切人物时，就不能很精妥地适用于任何个别人物。许多人物的共同性，在古典派认为精要，在近代人看，则不免粗浅、平凡、陈腐。鼻子是直的，眼睛是横的，这是古典派所谓“类型”。但是画家图容肖像，如果只把直鼻横眼一件平凡的事实表现出来，就不免千篇一律。画家的能事不在能把鼻子画得直，眼睛画得横，而在能表现每个直鼻子横眼睛所以异于其他直鼻子横眼睛的。莎士比亚的夏洛克（Shylock），莫里哀的阿尔巴贡（Harpagon），巴尔扎克的葛朗台（Grandet），以及吴敬梓的严贡生都是守财奴，却各有各的本色特性，所以都很新鲜生动。如果艺术只模仿类型，则从莎士比亚创造夏洛克之后，一切文学家可以搁笔，不用再写守财奴了。

粗浅、平凡和陈腐都是艺术所切忌的。诗人维尼（Alfred De Vigny）在《牧羊人的屋》里说：爱好你所永世不能见到两回的。象征派诗人魏尔兰（Verlaine）也说：不要颜色！只要毫厘之差的阴影！

这些劝告在近代人心里已留下很深的印痕。在文艺趣味方面，人类心灵喜欢到精深微妙的境界去探险，从前人的“类型”和普遍性已经不能引人入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