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社会语言中产生了许多新词，“美女”算是其中之一，因为它已经不是传统语意上的“美女”了，而是几乎泛指一切女性。“美女”一词的滥用，似乎发端于文学界，所谓“美女作家”。当从文学自身寻找价值比较艰难的时候，从语言学角度去寻找，反而显得容易些了，这也许可以算作中国文学对于语言学的新贡献吧。继女作家统统被称为“美女作家”之后，电视上每出现一位女教授，都会被称为“美女教授”。现在到商场去买东西，都会有营业员凑上来问：“美女，买什么？”

在“美女”中，“美”已经成为虚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美女”对语言学带来了新的挑战，那就是需要重新定义“美”的内涵。如果从前称美女是对女性美的赞赏的话，现在已经完全沦为一种轻薄了。而且，从前的人含蓄，似乎很少在口语中直呼一个人为“美女”，哪怕她真的是一个美女。这不是审美的个体差异问题，也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特定审美现象，而是“美”字的滥用和美女称谓的泛化。就拿文化界来说，百姓对于知识女性的面孔可能是存在着“阅读定势”的，一看没到丑的地步，“美女”一词就脱口而出了，所以，现在大家需要区分的不是谁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而是谁不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了。当特殊取代一般时，人们所做的就不是从一般中区别特殊，而是从特殊中区别一般了。

一个词汇的运用越是被泛化，意义也就越是被抽空。汉语中有很多词已经被用死掉了，属于一用就滥，一滥就死，比如文化、愿景等等。在文化界，死掉的词可能还有“大师”和“伟大”。评价一个文化人，动辄就是“大师”；评价一件文化产品，动辄就是“伟大”；一个二流作家可以被称为“大师”，一部三流小说可以被称为“伟大”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这个时代恰恰无大师，恰恰不伟大，才导致了“大师”与“伟大”词汇的泛滥。真正在大师辈出的伟大时代，“大师”与“伟大”这两个词反而是很少用的，大家在谦虚认真地思考、交流与商榷，而不是随随便便把“大师”和“伟大”的帽子一扣拉倒。只有目力不逮的人，才会到处乱扣“大师”与“伟大”的帽子。

苏联解体以后，“同志”不好再称呼了，俄罗斯人不知所措，干脆称呼：男人、女人。于是，有人在喊一个人，却能引起半条街的回头率。“男人”和“女人”可以成为一种称谓，似乎是回到了对人的最本质、最普世的称谓层面，但也消解了语言的存在价值，实际上是语言的悲哀。“美女”所显示的，也是语言的滑稽与悲哀，对于用词和称谓的不加节制，有一天也许会导致中国人只能相互称“男人”和“女人”的尴尬境地了。“美女”一词的泛化体现的恰恰是语义的匮乏，以及词语尊严的下滑和人的漫不经心。

我们的祖先使用货币的时代是很早的。在原始的交易场上，凡交易双方愿意接受的物品，都可以作为交换的媒介而具有货币的职能。而在所有的实物货币中，贝币的流通时间是最长的，流通的地域也是最广的。
在没有成为货币的远古时代，海贝因人们喜爱而成为装饰品。《说文》：“婴，颈饰也。”这正是挂在妇女们颈上的用贝串成的“项链”。可以说，这是人类最古老的项链。
在相当长的古代社会中，妇女一直是原始贸易的主要参加者，而海贝作为她们佩戴的贵重装饰品，经过她们之手成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货币，那应是很自然的事。因此，贝币的产生和最初使用可能要归功于远古的妇女们。
在汉字中，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如财、货、贸、费、赁、赊、赎、贵、赋、赐等等。由此可见贝币的使用在我国历史悠久。
从出土文物和甲骨文材料中我们知道，我国殷商时代主要的货币就是贝。当时一般是把五个贝串在一起的，两串形成一个标准单位，称为“朋”。甲骨文有“易多女有贝朋”“光取贝二朋”“贝十朋”等的记载。商王将几贝朋送给臣属，便是一件大事，须占卜问祖先看看是否应当送，而收礼者必须铸铜器以示纪念。由此可知贝在当时是很贵重的物品，是财富的代表或结晶。
周人取代商人而统治中原时，仍然使用贝币。在西周的社会经济中，货物交换发展，贝币的流通量日趋庞大。如殷代甲骨文中不过是“二朋”“十朋”的数量，而周代的金文中，“百朋”甚至“万朋”等数字就很常见了。个人的交往动辄即有百朋之数，社会上的交易之大自然可想而知，由于天然贝的来源有限，于是出现了各种仿制贝，即以贝为模本，用其他材料仿制而成。现已出现的有蚌贝、骨贝、石贝、陶贝、铜贝、金贝等等，其中，最有重大意义的是贝与铜的结合而产生的铜贝。因为它是同后代的金属铸币连在一起的。周代的铜贝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铜造货币。而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把铜贝发展为一种椭圆形的小铜币，中国的钱币学家称为“鬼脸钱”和“蚁鼻钱”，这是中国古代铜钱的滥觞。
春秋时期，经济进一步发达起来，各种金属货币进入流通领域，并开始排挤贝币而取得统治地位。但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贝币仍在流通，也仍然作为贵重物品而随达官贵人、富有阶层进入坟墓做殉葬品。
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天下，采取了法律手段统一全国货币制度，金属货币取代了原来繁多的其他实物货币，贝开始逐步退出流通领域，成为单纯的“器饰宝藏”，从而脱去了“一般等价物”的外衣，返璞归真了。秦始皇的措施，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当下社会语言中产生了许多新词，“美女”算是其中之一，因为它已经不是传统语意上的“美女”了，而是几乎泛指一切女性。“美女”一词的滥用，似乎发端于文学界，所谓“美女作家”。当从文学自身寻找价值比较艰难的时候，从语言学角度去寻找，反而显得容易些了，这也许可以算作中国文学对于语言学的新贡献吧。继女作家统统被称为“美女作家”之后，电视上每出现一位女教授，都会被称为“美女教授”。现在到商场去买东西，都会有营业员凑上来问：“美女，买什么？”

在“美女”中，“美”已经成为虚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美女”对语言学带来了新的挑战，那就是需要重新定义“美”的内涵。如果从前称美女是对女性美的赞赏的话，现在已经完全沦为一种轻薄了。而且，从前的人含蓄，似乎很少在口语中直呼一个人为“美女”，哪怕她真的是一个美女。这不是审美的个体差异问题，也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特定审美现象，而是“美”字的滥用和美女称谓的泛化。就拿文化界来说，百姓对于知识女性的面孔可能是存在着“阅读定势”的，一看没到丑的地步，“美女”一词就脱口而出了，所以，现在大家需要区分的不是谁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而是谁不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了。当特殊取代一般时，人们所做的就不是从一般中区别特殊，而是从特殊中区别一般了。

一个词汇的运用越是被泛化，意义也就越是被抽空。汉语中有很多词已经被用死掉了，属于一用就滥，一滥就死，比如文化、愿景等等。在文化界，死掉的词可能还有“大师”和“伟大”。评价一个文化人，动辄就是“大师”；评价一件文化产品，动辄就是“伟大”；一个二流作家可以被称为“大师”，一部三流小说可以被称为“伟大”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这个时代恰恰无大师，恰恰不伟大，才导致了“大师”与“伟大”词汇的泛滥。真正在大师辈出的伟大时代，“大师”与“伟大”这两个词反而是很少用的，大家在谦虚认真地思考、交流与商榷，而不是随随便便把“大师”和“伟大”的帽子一扣拉倒。只有目力不逮的人，才会到处乱扣“大师”与“伟大”的帽子。

苏联解体以后，“同志”不好再称呼了，俄罗斯人不知所措，干脆称呼：男人、女人。于是，有人在喊一个人，却能引起半条街的回头率。“男人”和“女人”可以成为一种称谓，似乎是回到了对人的最本质、最普世的称谓层面，但也消解了语言的存在价值，实际上是语言的悲哀。“美女”所显示的，也是语言的滑稽与悲哀，对于用词和称谓的不加节制，有一天也许会导致中国人只能相互称“男人”和“女人”的尴尬境地了。“美女”一词的泛化体现的恰恰是语义的匮乏，以及词语尊严的下滑和人的漫不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