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员为了考察聆听莫扎特音乐和空间推理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验。第一组被试者聆听莫扎特音乐,第二组被试者聆听其他类型的音乐,第三组被试者没有聆听任何音乐。一段时间后,给每位被试者发放三套空间推理能力测试题。结果显示:第一组的平均分明显高于后两组。研究人员据此认为,聆听莫扎特音乐能够提高人们的空间推理能力。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削弱上述结论:
第一组被试者中男性比例较高,而男性的空间推理能力普遍高于女性
上述测试题中只涉及空间推理能力,并不能全面反映被试者的智力水平
第一组被试者原本就是喜欢莫扎特音乐的爱好者
莫扎特的音乐比其他类型的音乐更容易使被试者获得愉悦感
俗话说:“逢人只说三分话”。还有七分话,不必对人说出。你也许以为大丈夫光明磊落,事无不可对人言,何必只说三分话呢?彼此关系浅薄,你与之深谈,显示你没有修养;你说的话,是属于对方的,你不是他的诤友,不配与他深谈,忠言逆耳,显出你的冒昧;你说的话,是属于国家的,对方的立场如何,你没有明白,对方的主张如何,你也没有明白,你偏高谈阔论,轻言更易招祸。
对这段文字的主旨概括最准确的是:
人应学会保护自己
知无不言常常会招来祸害
忠言逆耳
切勿“交浅言深”
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有3个国家4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其中2名中国运动员,已知中国运动员始终处于领滑位置,则运动员的排序共有:
12种
16种
18种
20种
①两条河汇合到一起,如果河水颜色差异较大,水流交汇处就会形成一条分界线。如果这条分界线看起来非常清晰,而且又绵延很长,那就形成了“泾渭分明”这种风景。此类风景的先决条件是,相汇的两水颜色要有足够差异,通常是一黄一绿,有时也会是一深一浅。水的颜色与水体成分、水中包含物质等多方面因素有关。河水的含沙量很重要,如果江河流经黄土地区,水就容易被所含泥沙染成黄色,流经红土地区则会形成“红河”“赤水”。除了泥沙,人为污染、藻类暴发等也会使河水变成不同颜色。
②国外比较著名的“泾渭分明”出现在南美洲的亚马孙河上。流经巴西城市玛瑙斯时,亚马孙河的一大支流内格罗河汇入亚马孙河的干流,侵蚀了河道的土壤和岩石后被染成了浅黄色;内格罗河却因上游融入了太多腐烂的植物落叶,水体富含黑褐色腐殖质,整条河水都染成了可乐一般的色泽。两水交汇时形成了十几公里颜色分明的水带,非常壮观。
③两条水色不同的河交汇时都会“泾渭分明”吗?不一定。两股颜色不同的水流交汇,总有一个相互掺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有长有短,有时水流过几米、几十米就“不分你我”了,有时“齐头并进”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依然能看到明显的分界线。河水的密度、温度以及酸碱度等因素会影响混合的快慢,而水量、流速以及交汇河道的角度,也会影响分界线的长短。通常情况下,两河交汇角度如果呈比较小的锐角,交汇后两道水流更易于保持各自之前的方向,几乎是“平行”流动,齐头并进,不会很快交融,于是出现绵延很长的分界线;如果以接近直角的方向交汇,水流的方向相互交叉,很快就能融合到一起,分界线也很快就模糊不清了。以上说的是两条河水量相当的情况。两河如果水量差异很大,那么水多的很快会稀释掉水少的,分界线会很短,而且不太明显。总体来说,两条河越是势均力敌、交叉的角度越小,越有可能形成“泾渭分明”的风景。河流入海口也常能看到类似景观——河流所含的泥沙,把蓝色的海水染黄了一大片。
④原版的“泾渭分明”出现在陕西西安郊外泾河与渭河的交汇处。两千多年前的《诗经》就有“泾以渭浊,湜湜其沚”的诗句,“泾渭分明”由此而来。然而此后漫长的岁月中,总有不少好事者实地考证,谁清谁浊却争议不休,甚至有人说泾河与渭河并不分明!为什么呢?原来泾河、渭河是否清浊分明,与河流汛期、河道环境变迁密切相关。渭河上游河道泥沙沉积多,河水常年浑浊。而泾河上游虽流经黄土高原,但河道深切入岩层,大多数时候泥沙少,河水清澈。但每当雨季,山洪会把大量泥沙冲刷入泾河,短时间内泾河含沙量会比渭河高得多。这时如果到泾渭交汇处,就会看到二河“同流合污”,甚至泾河比渭河更浑浊。
下面的句子放在文中哪个位置最合适:
很多地理、地质景观能保持百万年不变,但是“泾渭分明”的景色却常常发生变化,时大时小,时有时无,有时甚至发生反转。
①
②
③
④
自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开辟以来,研究者们就一直在试着捣鼓一个能作出创造性选择的人工智能。被视为现代人工智能之父的马文·明斯基,在1960年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确信终有一天我们能得到拥有强大的解决问题能力的程序,方法是以错综复杂的方式组装一大堆启发式的部件——多目标优化、模式识别技巧、规划代数、递归管理过程等等。但在这些程序中,没有智能安坐。”智能不单是模式识别,但寻找智能的“位置”是个棘手问题,它一直困扰着人工智能研究者。
对画线部分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人们能开发出具有解决问题能力的程序,但人工智能发展并不乐观
人们能开发出具有解决问题能力的程序,但人工智能并没有出现
人们开发出的程序中并没有人工智能的位置
人们开发出的程序并不是人工智能
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对“人口红利”理解不正确的是:
“人口红利”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利好因素
“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持续高速增长
优化人口结构是保持“人口红利”的主要途径
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缓解“人口红利”的不利影响
过去100年来,人类寿命的延长,完全是因为对传染性疾病的控制——通过公共卫生、疫苗接种和抗菌治疗,由此人们才有余裕死于癌症、心脏病、中风。
科学家认为,一种疾病爆发的严重程度和四个因子有关:致命性、是否容易传染、感染多久出现症状、是否有疫苗和有效的治疗手段。即使疾病只符合其中的一部分特征,也能在人群中肆虐。如果它们满足大多数特征或者全部因素,我们需要非常加以小心。
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最有可能进化成符合这四个条件的病原体是流感。人类流感病毒很容易在人际间传播,至少在症状出现一天前就开始传染,人类需要6~12个月来制造新的疫苗,但幸运的是它们没有很强的致命性。
为什么呢?
关于病菌的传染性与毒性之间的制衡,美国进化生物学家保罗•埃瓦尔德有一个著名的假说,如果一个寄主必须四处走动才能扩散病菌,这种病菌不可能变得太凶猛。从病菌的角度来看,病菌不得不从一个宿主迁移到另一个宿主,并且它们通常不得不依赖于相对健康的宿主把它们迁移到另一个宿主上。比如流感病毒就必须保持寄主的合理健康,至少他们得能四处走动、与人握手,冲着人家的脸打喷嚏。所以流感病毒一般是比较温和的,除非寄主本身的身体有问题,比如怀孕、心脏病或者免疫系统太弱。
当然,还有另一种例外——如果在一个人群拥挤的场合,一个病到毫无行动能力的人也能轻易地把病菌传到新的寄主身上,病菌毒性的刹车就会失灵。自然选择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更具有侵略性、更能造成破坏的病菌。它们的毒性也会愈演愈烈,直至毒株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杀死寄主而不必受到任何惩罚——新的寄主就近在咫尺。
埃瓦尔德认为,1918年大流感就是在“一战”西方前线战事的特定条件下进化出它的致命毒性的。1918年春天,第一波流感在美国爆发时还是相对温和的。不久,病菌随军队船只传播到欧洲,在“一战”的战壕、医院、前线火车、卡车上(在这些地方,伤员和病患一起运送,没有移动能力的人身上的病菌一次次感染健康的人,整个系统就是一个巨大的病毒传递服务)迅速升温至致命的毒性。病毒的毒性达到什么程度呢?按照当时的记录,早上生病,晚上就已经奄奄一息。一般流感病毒的致死率是千分之一,1918年大流感则是1/40。不久,病毒离开西方前线,在全球各地爆炸,造成全球5000万人口死亡。
他认为,那场大流感的爆发和演变,不是几种动物流感病毒的随机组合,而是遵循了一种可预测的物竞天择的进化原则。人们一般以为进化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事情,需要百万年的时光。但事实上,进化也可以发生得很快——尤其对微生物而言,比如在几个星期之内发展出抗药性。因为它们分裂得很快,能快速产生变异,与不同成员交换基因信息。每一次迭代中,最能适应传播的病菌会得到传播。所以,自然选择会推动这种病菌进化出更有效的传播手段,从而更适应人类寄主。
从这个角度来说,流行病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人类流行病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条件允许它们进化。是我们,而不是自然,创造了环境,允许这些致命病菌的进化和攻击。
比如,正是在亚洲分布广泛的养鸡场,数百万的鸡挤在“疾病工厂”的状况下,甲型H5N1流感获得了强烈的毒性,成了复杂而高效的杀鸡机器。
“一战”前线作为一种人类“疾病工厂”大概很难再在历史上重现,但这些巨型工业化饲养场作为致命病菌的天然孵化器(在那种拥挤的状况下,最无害的细菌也能迅速进化出剧烈的毒性),仍然是现代社会巨大的威胁。事实上,很多病毒学家呼吁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饲养动物的方法,而不是如此拥挤地放置于巨大的工业化农场。
1991年,秘鲁爆发霍乱,两个月内病菌传播至邻国智利和厄瓜多尔。霍乱有三种传播方式: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播、从人到食物(被污染)再到人、通过污染的水源进行传播。其中第三种传播方式,病菌不依赖于健康的宿主进行传播。三个国家中,智利有良好的水源供应,厄瓜多尔是整个南美洲水源保护最差的地方,而秘鲁的水源供应保护水平处于两者之间。
根据文意我们可以推断,1991年霍乱中病菌毒性进化最强的国家可能是:
秘鲁
厄瓜多尔
智利
三国并无差异
蜡烛∶电灯与( )在内在逻辑关系上最为相似。
算盘∶计算机
信鸽∶电报机
鞭炮∶火枪
电视∶电影
飞机∶汽油与( )在内在逻辑关系上最为相似。
手串∶珠子
蔬菜∶种子
手电筒∶电池
葡萄∶健康
稻谷∶粮食∶种植与( )在内在逻辑关系上最为相似。
钢笔∶文具∶绘画
水果∶西瓜∶切割
人才∶资源∶培养
煤炭∶石油∶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