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曼哈顿城区是全世界高楼密度最大的地方，狭窄的街道却能看到阳光；这里是世界上行人密度最高的地方，但行人却不会感到拥堵。曼哈顿城区林立的高楼大都是竹笋般的退台式建筑，保证了阳光的照射路径，街道对行人也非常友好，摩天大楼纷纷将宝贵的底层镂空，作为行人行走、休憩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街道事实上被拓宽了。是什么原因，让阳光从高楼的狭缝中打到纽约的街道上，让开发商奢侈地放弃建筑底层，“好心”考虑行人的需求？

20世纪初，纽约市迅猛发展，地产商纷纷投资曼哈顿，诸多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黄金地段自然价格不菲，出于经济考虑，地产商对建筑师提出了在当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要求——建造高度更高、面积最大的摩天大楼。从审美角度来说，这是一场灾难——曼哈顿城市用地被臃肿、庞大的建筑体块占满，狭窄的街道终年不见阳光，阴暗、逼仄，空气非常浑浊，城市环境日渐恶化。著名的丑陋项目恒生大楼，就是当时建筑风格的代表之一，容积率惊人，体量巨大，不仅阻挡了周边地块建筑的采光和通风，1.3万人的容量也给交通和服务造成不小的压力。冬季，恒生大楼形成面积高达2.6公顷的阴影，相当于自身面积的6倍，直接造成周边地块办公楼出租率下降。

纽约市敏锐地意识到这种问题，1916年纽约出台了区划法案，旨在遏制这种贪婪攫取空间的趋势。法案明确规定了地块中建筑高度和体量的标准——地产开发者可以在一定的高度限制范围内，在用地上保持100%的建筑密度；超过这一高度，则应让出临街一侧的空间；如果更高，则继续让出面积。只有建筑体量出让到一定程度，即主楼的平面面积少于用地面积的25%时，才不必继续后退。这部分改善了曼哈顿的街道环境，此后的建筑形体也变得稍微克制、美观起来，从平顶、方盒子形状，向山坡般跌落式转变，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等就是退台式建筑的代表，这种建筑形态，被人们戏称为“婚礼蛋糕”或“巴比伦塔”。区划法案颁布后的近40年中，纽约新建成的摩天大楼无一不层层后退，街道上因此保留了一些阳光。也就是说，纽约的早期法案有效地缓解了城市高楼病。

如果一直如此，类似帝国大厦的建筑早就应该占领曼哈顿了，相似的退台式建筑会成为纽约统一的建筑风格，纽约的立法者应该感到欣慰。直到1952年，一名富有创造性的建筑师用全新的方案，巧妙地糅合法案要求、建筑美感、商业需要于一身，引领了20世纪中期曼哈顿的建筑时尚。他的作品就是利华大厦。

2012年全国粮食种植面积11127万公顷，比上年增加69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470万公顷，减少34万公顷；油料种植面积1398万公顷，增加12万公顷；糖料种植面积203万公顷，增加9万公顷。

全年粮食产量58957万吨，比上年增加1836万吨，增产3.2%。其中，夏粮产量12995万吨，增产2.8%；早稻产量3329万吨，增产1.6%；秋粮产量42633万吨，增产3.5%。其中，主要粮食品种中，稻谷产量20429万吨，增产1.6%；小麦产量12058万吨，增产2.7%；玉米产量20812万吨，增产8.0%。

全年棉花产量684万吨，比上年增产3.8%。油料产量3476万吨，增产5.1%。糖料产量13493万吨，增产7.8%。烤烟产量320万吨，增产11.5%。茶叶产量180万吨，增产11.2%。

罗马数字是阿拉伯数字传入欧洲之前欧洲所使用的一种计数符号，共有7个基本符号，采用7个罗马字母表示，即Ⅰ（1）、Ⅴ（5）、Ⅹ（10）、L（50）、C（100）、D（500）、M（1000），利用这7个不同字母进行重复或者组合来表达任意的正整数。

对于罗马数字起源历史，没有清楚的文献记载，所以，人们对其起源一直争论不休。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数字形成于大约两千五百年前，那个时候罗马人还处在文化发展的初期，当时他们用手指作为计算工具。为了表示一个物体、二个物体、三个物体、四个物体，就分别伸出一个手指、二个手指、三个手指、四个手指；表示五个物体就伸出一只手；表示十个物体就伸出两只手。罗马人为了记录数字，便在羊皮上画出Ⅰ、Ⅱ、Ⅲ来代替手指的数；要表示一只手时，就写成“Ⅴ”形，表示大拇指与食指张开的形状；表示两只手时，就画成“ⅤⅤ”形，后来又写成一只手向上，一只手向下的“Ⅹ”，这就是罗马数字的雏形。

罗马数字是与阿拉伯数字完全不同的数字系统，与十进位数字的意义不同，7个基本数字在位置上不论怎样变化，所代表的数是不变的，与进位制无关。此外，罗马数字没有表示零的数字。下面来看看罗马数字的记数规则。（1）连写重复：相同的数字连写，所表示的数等于这些数字相加得到的数，连写的数字重复不得超过三次。例如：Ⅲ表示3；ⅩⅩ表示20；40不可表示为ⅩⅩⅩⅩ，而要表示为XL。（2）右加左减：在较大的罗马数字的右边组合上较小的罗马数字，表示大数字加小数字（例如：Ⅷ表示8，Ⅻ表示12）；在较大的罗马数字的左边记上较小的罗马数字，表示大数字减小数字（例如：Ⅳ表示4，XL表示40）；对于左减的数字有限制，仅限于Ⅰ、Ⅹ、C，且左减不能跨越等级做减法（例如：45不可以写成VL只能是XLV，99不可以写成ⅠC而要写成ⅩCⅨ）；左减数字必须为一位，右加数字不可连续超过三位（例如：8写成Ⅷ而非ⅡⅩ，14写成ⅩⅣ，而非ⅩⅡⅡ）。（3）加线乘千：在一个数的上面画一条横线，表示这个数扩大1000倍，数字上方加两根横线，表示该数扩大100万倍。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手表上的罗马时标用ⅡⅡ而不是用Ⅳ表示，由于Ⅳ是古罗马神话主神朱庇特（即IVPITER，英文里的Jupiter，对应希腊神话里的宙斯，古罗马字母里没有J和U）的首字，因此有时用ⅡⅡ代替Ⅳ。

从一般视角看，充分陈述法律理由有助于促进公正，但本书《司法的逻辑：实践中的方法与公正》作者却提出：司法中是应该作出法律论证，但这种法律论证不应该追求“充分”。为什么？首先，“充分”是指除了运用细节化的明确法律规定和一般形式逻辑推理加以论证这两种方式之外，对其他辅助性论证资源的大量使用，辅助性论证资源则主要包括说理方法、经验常识、法律原理。多数情况下，仅仅运用细节化的明确法律规定及一般形式逻辑推理，这种论证只会让人感到“本来如此”，而要实现“很有道理”的论证，则势必需要不断地使用说理方法、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等。

然而，作者经过研究后发现：其一，人们关于“说理方法”的日常经验，本身就是复杂的，比如中国古代的许多经典文本，以模糊思维和飘逸说理为特征，典型如《论语》《老子》，而西方许多经典文本，却以分析思维和精细说理为特征，两种思维说理明显不同；其二，日常生活的论证语境和法律过程的论证语境存在较大区别，后者比前者更凸显利益以及是非立场的纠葛，参与者及旁观者对后者中的论证，审视、期待、要求显然更高，从“经验常识”展开理由论证，总会引发新的疑问和追问；其三，在法学话语及法律实践话语中，关于“法律原理”的争论不胜枚举，在中国法学甚至世界法学中，几乎难以看到一个法律原理未曾遭遇反论，且法律原理常涉及规范问题，注定在价值上有主观性。

因此，作者的结论是：法律论证是否充分与争议的化解、裁判的正当性、司法公正之间均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单纯”的法律论证，仅适用细节化的法律规定及一般形式逻辑，以展现法律裁判的理由，是最理想的，它清晰明确、难以质疑，几乎能最好、最有效地抵挡外部裁判异议。

①1928年，洛阳金村的古墓里出土了数千件战国时期文物，其中有一面镜子，上面雕镂着一个披甲执剑、头上戴冠的武官。有趣的是，冠两侧都插着羽毛，专家认为那是一种名为“鹖”的鸟的尾羽，这种冠就叫“鹖冠”。“鹖冠”是战国到汉代时武官所戴之冠，鹖鸟生性好斗，至死不却，因此武官佩戴鹖冠，以此昭示英勇气概。

②武官戴“鹖冠”，文官的冠则叫“进贤冠”，代表文官有举荐贤能的义务。那么“进贤冠”又有怎样的装饰呢？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有一个画面：两位身穿袍服的文官，头戴“进贤冠”，耳旁像簪花一样插着一支笔，这种装饰叫作“簪笔”。“簪笔”是汉代的一种制度，文官上朝奏事时，要在奏牍上书写，写完之后笔没处放，就插在耳边，久而久之就成了服制的定规。“簪笔”制度一直沿用到北朝，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名称也由“簪笔”变成“垂笔”。

③在古代男子的冠中，最尊贵的是“冕”。“冕”是帝王、诸侯和卿大夫所戴的一种礼冠，专门用于重大祭祀，也叫做“冕冠”。“冕冠”每个部分的形制都有特殊意义，比如其顶盖叫作“冕板”，一般为长条形，前圆后方，后端又比前端高出三厘米左右，这是象征戴冠者的匍匐形态，表示对天地宇宙的尊崇；“冕板”的前后两端分别垂挂数串玉珠，叫做“旒”，一旒就是一串珠玉，旒的多少视身份而定，帝王专用十二旒，其余按等级递减为九旒、七旒和五旒。在“冕板”的两侧还垂有两根丝带，下端分别系着一枚丸状玉石，名曰“充耳”。“旒”与“充耳”的设计也有用意：“旒”用来“障视”，“充耳”用来“止听”，这是提醒人们在庄严神圣的祭祀场合，不看不正之物，不听不正之语，成语“视而不见”和“充耳不闻”即由此而来。

④冠冕形制如此复杂，却还不是极限。北周有位皇帝退位后当起了太上皇，为了将自己与现任皇帝区分开来，规定太上皇的冕用二十四串垂旒。但是旒数多了，走起路来更得小心翼翼、缓步而行，其实这也正是戴冠冕的用意之一，就是要让人端正行走。身形一端正，人就显得有气派，这就是所谓“冠冕堂皇”。

⑤当然，“冠冕”不仅仅是为了“堂皇”。《礼记•冠义》中说“冠者，礼之始也”，这是古人重视冠冕的主要原因。“礼”是古代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是古代帝王稳定社会的手段。礼有如此宏大的意义，作为“礼之始的冠当然意义非凡。所以在古代，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戴的，古书上说“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可见在当时，只有贵族子弟才能戴冠，平民百姓还没有这个资格。古代贵族男子到了二十岁，就要举行隆重的加冠典礼，以示成年，而后才能被赋予贵族子弟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冠礼极其复杂，单是加冠仪式就要举行三次，每次戴的冠都不一样，依次是缁布冠、皮弁和爵弁。这三种冠分别用于平日起居、打猎征战和祭祀活动，也分别象征着“士”的日常、战争和宗教生活。

⑥冠的象征含义既然如此之多，那么可想而知，冠是不能乱戴的，乱戴就意味着不尊礼。《左传》曾记载过一桩“失礼”之事：卫国国君请两个大臣来朝中喝酒，两个大臣早早就穿着朝服在朝中等候，国君却忘记此事，跑到园子里打猎去了，两个大臣只好到园中见他。国君听闻，戴着打猎的皮弁就出来了，惹得两位大臣十分愤怒。由此可见，依据场合戴冠才是合乎礼制的，即使君王也不能无礼。所以孔子说“君子正其衣冠”，其意不仅在于要衣冠周正，还在于要符合礼仪。正因如此，孔子的弟子子路在即将战死的时候，也要将自己被打落的冠系好，所谓“君子死，冠不免”。在死亡面前，子路还要结缨正冠，这在现代人看来未免太过迂腐，但这正是当时所崇尚的君子品格，也说明服饰制度对经国治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么一想，“冠冕”确实要“堂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