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保护自然？近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实质上已经变成两种观点之间的辩论。一些人认为保护自然是为了自然本身，即自然的内在价值；另一些人则认为保护自然是为了人类自己的利益，即自然的使用价值。

自然使用价值的支持者们认为，为了自然本身的利益而保护自然并不能有效阻止物种灭绝的趋势，自然环境的保护应当通过和产业界合作产生最大化的影响，通过让人们更直接地关注和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如食品和饮用水安全），进一步扩大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支持；而内在价值的倡导者们则坚持认为，关于保护自然的伦理道德论据已然充分，和产业界合作会将环境保护工作出卖给环境问题的始作俑者，况且社会已经非常关注环境保护了。

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开始时尚且理性温和的辩论，逐渐沦为一场在大学、研究机构、环境保护组织、学术会议以至媒体中广泛进行的尖酸刻薄的个人论战。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扼杀有益的言论，影响环境保护的经费筹措并使实践层面的环保工作停滞不前。

另一个问题的存在有一点_______________，那就是争论由少数人主导，且几乎都是男性。这说明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性别和文化的偏见，也在不断阻碍实际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展。

环境保护时常会遇到现实世界中各种观点和价值观的挑战。为了处理和吸纳这些观点和价值观，在描绘这一领域的未来时，需要科学家和实践工作者更加包容的态度以及处理环境问题更加包容的方式。

在对环境保护科学家的科研训练中，应当更加精确地描绘这一领域悠久的、全球的共同参与的历史进程，介绍数个世纪以来人类珍爱自然、保护自然的各种方法，还需要在会议和媒体上举办更多的论坛，让人们听到不同性别不同文化背景的环境领域科学家和实践工作者的声音。同时，要动员环保科学家及实践工作者积极参与媒体的相关活动，使得媒体报道能够反映全面真实的观点，而非少数人的一家之言。环境保护组织和科学家们应当欢迎所有的环境保护执行机构，无论是公司、政府机关，还是宗教组织、有志之士，无论有功利目的的，还是纯公益的，和衷共济地将环境保护工作推向前进。要让环境保护不再停留在学理辩论的层面，而是对工作的有效性进行精细严格的评价，从而建立起能容纳不同性别、不同文化、不同年龄和不同价值观的环境保护规范。

①几百万年前，气候变化导致森林退化，人类祖先被迫走出森林，到草原上生活。这被认为是人类与其生活在森林里的类人猿亲戚们分化的关键时刻。传统观点认为，在草原上，猿人们很快过上了狩猎者的生活。作为灵长类生物，他们并不具备强健的肌肉和锋利的牙齿，仅凭体力很难成功捕获猎物，不得不依靠精细的社会分工进行合作，并通过发明各种工具和武器捕猎求生。捕猎所获肉食，使得他们获得了丰富的蛋白质，对大脑发育也有某种助益。总之，狩猎的生活方式最终塑造了我们目前熟悉的人类。
②然而，这个观点也并非没有漏洞。在原始人类究竟是否为狩猎者这个问题上，学界始终有不同意见。唐娜·哈特与罗伯特·W.苏斯曼就在他们所著的《被狩猎的人类：灵长类、捕食者和人类的演化》中提出了“人类猎物假说”。他们认为猿人不是猎人，而是各种食肉动物的猎物。这个假说有不少证据支持，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原始人类遗留的骨骼中经常包含明显的被啃咬的痕迹。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头骨底部有巨大破口，研究者曾一直认为这个现象证明了北京猿人有“人吃人”的习惯。实际上，这一损伤更可能是鬣狗啃噬造成的。在远古时代，有些种类的鬣狗体型巨大，完全有能力咬碎猿人的头骨。
③那么，“原始人类是各种食肉动物的猎物”这个假说对于解释人类的进化又有什么意义呢？哈特和苏斯曼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比如，他们认为语言可能起源于声音警报，在此声音信号系统上继续发展，便慢慢奠定了语言形成的基础。支持“人类猎物假说”的学者认为，人类形成复杂的大脑功能并不是为了更好地协调狩猎行为，而是为了挫败食肉动物的攻击。具有一定智慧的复杂大脑可以使原始人类更好地互相协调，从而及时制订躲避乃至反制策略。
④除了上述“人类猎物假说”，还有另外一种假说，即“人类长跑者假说”。该观点认为原始人类很可能属于一种本着“机会主义”生存原则的食腐动物，需要长时间在非洲草原四处游走，寻找新鲜的动物尸体食用。这个假说可以解释现代人类为何具有较强的耐力这一事实。虽然人类的冲刺能力不如很多食肉或食草动物，但是如果在炎热的非洲草原上进行万米长跑比赛，大部分哺乳动物会输给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的骨骼与韧带结构更适合长距离奔跑。人类还可以高效利用分布于全身的汗腺来控制体温，防止在炎热环境下长距离奔跑导致的躯体过热。此外，直立行走的姿态和人类的胸腔结构，使人类能在奔跑时更好地调节呼吸。
⑤实际上，在上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生态位并非一成不变，上述假说也许都不全面。真正的人类故事很可能是古老的猿类从猎物和食腐动物向猎人演变的过程，他们作为“猎物”“食腐者”所进化出的一些特征，比如为防止被捕猎而形成的复杂社会网络、为了适应食腐生活而逐渐形成的适合长跑的身体结构等，很可能也为后来人类成为“猎人”打下了基础。当人类祖先真正成为合格的猎人之后，智人也就登上了历史舞台，改变了其他各种生物的命运，也让整个地球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学办的好不好，并不完全取决于“国际化水平”，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X大学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就论X大学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

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X大学，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

相对而言，Y大学的师生普遍缺乏X大学的这种气度与情怀。高薪礼聘的教授来自四面八方，眼界不限于本土，其表演舞台很可能设定在遥远的北美或欧洲。这就难怪，Y大学的校园里，关心国家之前世今生者并不很多。教授们不太有介入社会、影响变革的意愿与能力。老师认真教书，学生勤恳求学，一切按部就班。如此过早的职业化追求，与X大学学生的“志大才疏”恰好形成鲜明对照。

今天Y大学的青年学生，其视野、志向及趣味明显与以前有别。六年前我在Y大学讲研究生主课，一旦脱离技术问题，听众便反应漠然。现在，学生们不仅关心学校自身发展，也关心整个大中华的命运，在此过程中，Y大学开始“接地气”了。

X大学如今正恶补“国际化”这一课。只希望不要如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

大学办的好不好，并不完全取决于“国际化水平”，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X大学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就论X大学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

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X大学，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

相对而言，Y大学的师生普遍缺乏X大学的这种气度与情怀。高薪礼聘的教授来自四面八方，眼界不限于本土，其表演舞台很可能设定在遥远的北美或欧洲。这就难怪，Y大学的校园里，关心国家之前世今生者并不很多。教授们不太有介入社会、影响变革的意愿与能力。老师认真教书，学生勤恳求学，一切按部就班。如此过早的职业化追求，与X大学学生的“志大才疏”恰好形成鲜明对照。

今天Y大学的青年学生，其视野、志向及趣味明显与以前有别。六年前我在Y大学讲研究生主课，一旦脱离技术问题，听众便反应漠然。现在，学生们不仅关心学校自身发展，也关心整个大中华的命运，在此过程中，Y大学开始“接地气”了。

X大学如今正恶补“国际化”这一课。只希望不要如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

每提起屈原的《涉江》，人们总喜欢把它与《离骚》作比较，有人说它是“一部小型的《离骚》”，有人认为，“《涉江》同《离骚》一样，反映了诗人对真理的追求和遭贬后的愤懑与不平。”有些学者把《离骚》和《涉江》都看作是屈原晚年的作品，都写于放逐江南之时，陶今雁在《漫谈屈原的〈涉江〉》中说：“《涉江》与《离骚》一样，都是诗人对一生生活经历的总结，是他晚年流放于湘沅一带写的”。郭沫若也说过下面的话：“《涉江》之作殆与《离骚》相去不远。屈原在长期窜逐中，南下湘沅流域应不止一次，余昔以《涉江》作于《哀郢》之后，今知其非是。”（《屈原赋今译》）固然《涉江》与《离骚》都像一面闪光的镜子，反映出屈原伟大的人格和坚贞的品质，也像一道深深的辙印，印下了诗人求索中坎坷的历程。但《涉江》与《离骚》是有明显的不同的，仅就写作时间与地点来说，差别也是巨大的。对于《涉江》的写作时间与地点，我对传统的看法是没有疑义的，但《离骚》却是作于放逐汉北之时，大约是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之前不久，当时屈原应为四十四岁左右。

这个问题，还可以从《离骚》本身的内容来看。细析《离骚》诗意，诗中对君王听信谗言、朝废昔替，是有埋怨和责难的，但也有希冀和期待，希望他能改其度，继前王之踵武；同时有对年华易逝的惋惜和懊丧，但也表示要珍惜这大好时光，并没有自弃和绝望。有对自己受谗遭贬怀着牢骚和不平，但对未来也还抱有希望企求。这与后期作品那种决绝的调子，凄凉的色彩是有所不同的。在《离骚》中，我们看不到《涉江》中“世溷浊而莫余知兮，余将高驰而不顾”，“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那种对世事极度伤心的态度；我们也听不到像《悲回风》中“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来者之逖逖”，“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任重石”即抱石投河之意）那种对君王、对前途完全绝望的凄绝的心声。相反地，它却有着强烈的牢骚和不平。一个人只有在有希冀、有企求之时，才会有因实现不了这希冀、企求而产生的牢骚和不平。不然，也就如老子所云“无可无不可”了。所以，这牢骚和不平也正是有进取心的产物，如同白居易所云，“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另外，《离骚》中还有强烈的改变现实的自信心，这更是一个对事业和前途并未绝望的人的心理特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