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列音乐作品与作者对应不正确的是:
《黄河大合唱》——冼星海
《义勇军进行曲》——聂耳
《命运交响曲》——贝多芬
《仲夏夜之梦》——柴可夫斯基
当下社会语言中产生了许多新词,“美女”算是其中之一,因为它已经不是传统语意上的“美女”了,而是几乎泛指一切女性。“美女”一词的滥用,似乎发端于文学界,所谓“美女作家”。当从文学自身寻找价值比较艰难的时候,从语言学角度去寻找,反而显得容易些了,这也许可以算作中国文学对于语言学的新贡献吧。继女作家统统被称为“美女作家”之后,电视上每出现一位女教授,都会被称为“美女教授”。现在到商场去买东西,都会有营业员凑上来问:“美女,买什么?”
在“美女”中,“美”已经成为虚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美女”对语言学带来了新的挑战,那就是需要重新定义“美”的内涵。如果从前称美女是对女性美的赞赏的话,现在已经完全沦为一种轻薄了。而且,从前的人含蓄,似乎很少在口语中直呼一个人为“美女”,哪怕她真的是一个美女。这不是审美的个体差异问题,也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特定审美现象,而是“美”字的滥用和美女称谓的泛化。就拿文化界来说,百姓对于知识女性的面孔可能是存在着“阅读定势”的,一看没到丑的地步,“美女”一词就脱口而出了,所以,现在大家需要区分的不是谁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而是谁不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了。当特殊取代一般时,人们所做的就不是从一般中区别特殊,而是从特殊中区别一般了。
一个词汇的运用越是被泛化,意义也就越是被抽空。汉语中有很多词已经被用死掉了,属于一用就滥,一滥就死,比如文化、愿景等等。在文化界,死掉的词可能还有“大师”和“伟大”。评价一个文化人,动辄就是“大师”;评价一件文化产品,动辄就是“伟大”;一个二流作家可以被称为“大师”,一部三流小说可以被称为“伟大”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这个时代恰恰无大师,恰恰不伟大,才导致了“大师”与“伟大”词汇的泛滥。真正在大师辈出的伟大时代,“大师”与“伟大”这两个词反而是很少用的,大家在谦虚认真地思考、交流与商榷,而不是随随便便把“大师”和“伟大”的帽子一扣拉倒。只有目力不逮的人,才会到处乱扣“大师”与“伟大”的帽子。
苏联解体以后,“同志”不好再称呼了,俄罗斯人不知所措,干脆称呼:男人、女人。于是,有人在喊一个人,却能引起半条街的回头率。“男人”和“女人”可以成为一种称谓,似乎是回到了对人的最本质、最普世的称谓层面,但也消解了语言的存在价值,实际上是语言的悲哀。“美女”所显示的,也是语言的滑稽与悲哀,对于用词和称谓的不加节制,有一天也许会导致中国人只能相互称“男人”和“女人”的尴尬境地了。“美女”一词的泛化体现的恰恰是语义的匮乏,以及词语尊严的下滑和人的漫不经心。
对于“美女”一词滥用的现象,作者的态度是:
愤怒
幽默
悲哀
无奈
所谓创新型经济,它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要求,是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着力点,以创新产业为标志的经济。我国各地发展创新型经济的经验证明,经济增长由物质资源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节省的是物质资源、环境资源之类的物质投入,但不能节省资金投入。创新本身需要足够的投入来驱动。既然创新投入对创新型经济意义重大,对创新投入的激励机制建设就尤为重要,这种激励机制的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关系密切。
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排斥政府作用,至多是在市场失效以后才需要政府干预。这是在不考虑创新的条件下提出的。而一旦引入创新,就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政府主动介入创新的必要性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创新成果具有溢出效应。创新的知识和技术,不仅创新者受益,社会也会受益。这种外溢性同时也表明,创新不仅要支付私人成本,也要支付社会成本,这种公共性特征不只是靠政府规制来克服仿冒、剽窃等免费搭车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制定重大科技创新的国家计划,并通过公共财政对此类创新进行直接的或引导性的投入。
我国目前的提法是技术创新体系以市场为导向。这是针对以企业为创新源头的技术创新而言的,而对以科技进步为源头的科技创新来说,还应明确以国家目标为导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对技术有自主的选择,市场也会通过资源配置来推动创新,但不排斥政府积极介入其自主的研发过程。自主创新的各个阶段与市场的距离大致可确定政府和市场结合作用的界线。离市场越近的阶段,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越大;离市场越远的阶段,政府的作用越大。这意味着在创造新知识和新思想的阶段,更多地需要政府介入,包括政府提供引导性投资和支持引进高端创新人才。根据各地发展创新型经济的实践,政府介入创新不是代替企业的主体地位,更不是挤出企业的创新投资,而是做更为公共的事情。
作者认为,政府在创新型经济中的角色不包括:
在市场失效后进行干预
制定法规保护专利
通过公共财政进行投入
制定重大科技创新的国家计划
下列音乐作品与创作作者对应不正确的是:
《蓝色多瑙河》——巴赫
《安魂曲》——莫扎特
《天鹅湖》——柴可夫斯基
《命运交响曲》——贝多芬
下列著作与作者对应不正确的是:
《忏悔录》——奥古斯丁
《人性论》——萨特
《正义论》——罗尔斯
《理想国》——柏拉图
索引以及一切检索工具,本质上都是揭示人类知识内在关联的认知方式,而且完全符合人类的认识习惯。我们通过研究索引的________________,可以获得极大的启示。索引揭示的知识规则,是构建新媒体时代人类知识体系的基础,也是实现知识发现新方案的基础。索引具有三种功能:学术进阶的工具、知识发现的手段和学术评价的标准,传统的检索工具,其实是人类认知思维的外在表现。
索引有两种形态,分别代表了人类的两种认知形式,即知识扩展和模式识别。知识扩展又分为两种形式,其一是单向度的知识扩展模型,就是在同一个文献内部提出某些关键词制成索引,当读者在一个段落中发现其中一个关键词,可以经由索引扩展到本书其他段落、篇章中的同一词,这是个闭合循环的知识扩展模型;其二是开放性的知识扩展,就是读者在书中发现一个关键词,通过综合索引跳转至多种文献中与之相关的关键词,从而不断向外扩展。在这个模型之上,如果把多个知识关联序列进行叠加,我们便掌握了一种新的认知形式,就是模式识别。不是说通过一个已知的关键词去找它在文献中出现的位置,而是根据某些边际条件探索某个关键词集,即获取位于一个相关知识序列中的知识集合。比如说,我们综合利用唐代的士族世系表、科举年表、职官年表,可以探索士族出身的文士通过科举途径入仕和此后的升迁途径中较之寒门子弟有何优势,甚至可以结合士族郡望表进一步细致分析不同地域士族的升降与科举之间的关系。模式识别是学术研究更高级的思维过程。
知识扩展和模式识别都依赖于知识系统的有序性和关联性,由此形成的知识图谱,是有关联的、有序的知识集合。这个知识集合中,所有知识点都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体系中,不是单个的珠子,而是固定在一串项链上,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定位,知道它跟其他知识之间的关联。
知识图谱正是用以实现模式识别思维功能的方案,它由多个知识本体库和多个知识模型组成,把这些知识模型进行叠加以实现模式识别功能。知识图谱的综合架构有点像生物分子模型,任何一个知识点都能够在它的分子链上找到,而每个分子链跟其他的分子链之间还有一种关联,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颜色、大小、方向来定位它到底是哪个具体的知识。我们看单独的知识点,它是海量知识中一个不确定的点,但当我们把不同来源的知识进行拼合的时候,其实它就变成了一个某种七巧板拼成的固定形状,每一个单块都是不可移动的,是互相关联从而互相限定的。那么,以往所有的问题、错误,包括误解,其实都可以在这个体系中再认识。
这种知识管理方案能够让我们把传统媒体中的经验、知识和智慧,平滑地移入新媒体中,实现基于规则的方案和基于统计的方案的结合,也就是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和基于专业领域知识的知识管理方案的完美结合,进而辅助人类更广阔、深入地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作者认为检索工具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
学者需要将其作为学术研究的工具
学者需要将其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
人们需要这样一种构建庞大知识体系的基本规则
人们需要这样一种揭示知识内在关联的认知方式
在当今知识社会,学科门类越来越细化,各种专业术语层出不穷,各种学说流派、各种观点五花八门。社会知识总量的快速膨胀,带来了学科间的认知障碍,很难再出现通晓各门学问的宗师大家了。但学者以学问立身,并不主要看其涉猎学科领域、通晓概念术语的多少,而是看其是否具有稳定的价值系统,立言立行是否具有一以贯之的标准。
学者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传承者和文明守望者,未必一定要绝顶聪明,重要的是有着对真实知识的执着心,有着推己及人的学识修养,有着稳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因而可以超然物外,成为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真伪善恶的一把直尺。而这恰恰是精于利益算计、价值标准游移不定的“聪明人”做不来的。
是否保持价值标准的一致性,不仅是学理的要求,也是学品的要求。学者“外察诸物,反求诸己”,没有内心的澄明,反思自我的悟性不够,将会影响到对外部世界的审视能力,学业修为是很难登堂入室的,所谓“_____________________”。另一方面,即便学富五车,如果没有稳定的价值立场,所掌握的知识只能是浮萍飞絮,这样的人很容易趋炎附势,物化为权力和金钱的附庸。
学品如人品,评判学品高低,辨别人品优劣,是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的,要从知与行是否具有一致性上,判断其价值系统的稳定性。知行能够统一,知识的修为和道德的完善就能够相得益彰;知行如果相悖,言行表里不一,秉持多重价值标准,势必造成道德取向的分裂。所以,有没有道德品行的自觉自律,对知识的态度是大不一样的。当学业失去了道德内化的意义,成为单纯牟利的知识工具时,离自欺欺人也就不远了。辨别学者的理论观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看其能否保持价值标准的一致性,能够言行一致的就是真学,不能言行一致的就是伪学。
作者眼中的“聪明人”具有下列哪一特征:
学得快也忘得快
价值标准不统一
对学业的理解空泛肤浅
经常在学术上追新求异
矛盾普遍存在于客观世界中,模糊性亦寓于万物运动之中。
鸡蛋可以孵鸡,当小鸡未啄出蛋壳时,总不能说它仍是蛋,亦不可称之为鸡,突变的事物会呈现短暂的模糊性,而另一些事物放到漫长的时间里考察也会使模糊性突出显现。铅块上放一比较大的金属球,短时间内它们均呈现出固体的属性,但经过长时间观察,又会发现金属球慢慢陷入铅块之中。若将上述两个过程用快镜头加以重映,则过去被看成是固体的物质就出现了类似液体的属性。这里,固体与液体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
处于昼夜之间的黎明或黄昏,门捷列夫周期表中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过渡元素,中医的脏腑辩证和脉象的浮沉迟数,都说明了客观世界的模糊性。科学的发展,也许会使这些模糊现象在某个层次上变得清晰起来,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仍是混沌不清。
客观世界的模糊性反映在人脑中,便产生了概念上的模糊性;人又巧妙地利用自己建立的模糊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和控制,完成那些现代先进设备所不能完成的工作:人们几乎可以同样地辨认胖子和瘦子、美丽和丑陋;人们无须测量车速便可明智地躲过川流不息的车队;一行草书虽然大异于整齐的印刷字体,却照样可以被人看懂。
现实生活给模糊理论提出了无数研究课题,模糊理论力图用较为精确的数学语言和概念来描述现实中的模糊现象以及人脑中的模糊概念,如果说前人利用仿生学研究飞鸟而发明了飞机,那么当我们今天研制和应用计算机的时候,却不可忘记最优秀的仿生标本——人、人的思维、判断是那样巧妙,人的经验是那样丰富,人类如何将自己的智慧教给计算机,将自己的思维方法传授给计算机,甚至用自己的艺术修养及审美观念去“陶冶”计算机,使计算机具有更多的“人性”,这成为模糊理论工作者肩负的历史使命。
作者在说明“客观世界模糊性”的一项是:
小鸡刚刚啄出蛋壳而出世的时候
金属球经过漫长的量变而显现出短暂的质变
人们可以看懂书法家的草书作品
中医的脏腑辩证和脉象上的浮沉迟数
①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算法”的时代。我们究竟应该买什么东西、看什么新闻、去哪里上学……在作出这些决策时,我们通常会遵循算法的指引。算法让我们完成过去难以完成的任务,还能为我们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②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对算法进行有效规制,让算法的好处得到充分发挥呢?有专家认为,必须让算法实现透明化;另一些专家认为,应该让算法可以被共享。这些观点在操作中面临的困难很大。以算法的透明性为例,尽管很多人都呼吁将算法公开,以便其被监督,但这很不现实。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说,算法是核心资产。强行要求将这些算法公开,是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一种侵犯。另一方面,由于很多算法十分复杂,就算被公开、被共享了,要想对它们进行有效的监管,会面临很高的成本。由此,需要探索一条更为有效的路径。
③虽然,现在很难有一套完整的、明晰的算法规制思路。不过,有两条原则可以被参考,分别是:“将人的事情留给人,将算法的事情留给算法”,以及“用规制人的思路来规制算法”。
④先看第一条原则。在很多情况下,算法本身只是一种工具,要负责任的应该是人。例如,一些电商平台利用算法对用户进行分级,然后根据分级状况决定商品的销售价格。这就是价格歧视,要对此负责的是人,而非算法。
⑤再看第二条原则。很多人认为算法是一个黑箱,不知道里面的运行机制,因此难以被规制。这听上去有道理,但却存在纰漏。教科书上算法的定义是,为解决特定问题而规定的一系列操作。据此,人为了解决问题而进行的思考也是一种算法。虽然机器的算法很复杂,但至少我们还知道它所应用的编程语言和编程原则;而对于人脑中的算法,尽管我们已经研究多年,但却始终不了解其使用的“编程语言”,尽管如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人的行为进行规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类似的思路来思考对算法的规制呢?
⑥按照这一思路,举例来说,如果要指挥电工安装灯泡,一种思路是,在一边观察电工,一有问题就纠正。但这个思路成本很高,还会损害电工的积极性。另外一种思路是,告诉电工“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若安不好,就要赔钱”。电工同意后,他一定会仔细地把灯泡安好。
⑦其中的道理在于,我们通过调整电工的支付状况,让他自身的利益和我们达成了一致。在经济学上,这被称为“激励相容条件”。对于算法规制而言,规制者只要设法调整算法的输入目标,保证它和我们想要的目标一致,就可以引导它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根据文章,作者举电工的例子是为了说明:
对人的管理需要以利益考量为主
激励措施有助于效用最大化
对人的规制可借用来规制算法
人的创造性需要宽松的管理氛围
人类是地球生物圈中的一员,作为有智慧的生物,人类从这个生物圈中受益很多,用野生植物做药物就是其中之一。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每年有40%的药物来自野生植物的提取物。这里还未包括古老民族都有的传统疗法:直接用野生植物做药,中医的草药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你牙疼,西医解释为细菌感染,用杀菌的消炎药治疗;中医却解释为“上火”,用清热的草药治疗。无数实践证明两种方法都有效,但哪种解释有道理,人们的看法就大相径庭了。
用高倍显微镜可以看到造成发炎的细菌,因此人们不怀疑西医的科学性。但是,中医说的“上火”,却令人难以解释。于是有人就把中医斥之为“不科学”。事实上,只是因为中医的道理更深奥,过去的条件不成熟,无法理解它而已。
中医体系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得以初步建立。公元前5世纪的扁鹊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医学的最高成就,他所采用的切脉、望色、闻声、问病四诊法和当时广为流行的砭石、针灸、按摩、汤液、手术、吹耳、导引等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战国晚期出现的《黄帝内经》是当时医学的集大成著作,它第一次提出了脏腑、经络学说,成为日后中医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采用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处理医学中各种问题的总原理,为临床诊断提供了理论说明。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中医的科学性,正如英国《自然》杂志主编坎贝尔博士所说,中国古代科学方法重视从宏观、整体、系统角度研究问题,其代表是中医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学习。
归功于人们对基因复制和蛋白质制造过程越来越多的知识,现在的医学界已经认识到,人类的疾病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些制造过程有关。细菌或病毒能致病,是因为它们可以侵入细胞,影响这些复制或制造过程。当前化学家们在研究分子自复制和自组装过程,溶液的物理化学性质,如成分、浓度和酸碱度等,也会影响这些过程。比如烟酒过度后,溶液的物理化学性质会变得有利于细菌或病毒侵入后非正常复制或制造过程,因而致病。溶液的物理化学性质的这种状态,就是中医说的“上火”。在服用了中药后,溶液的物理化学性质变得不利于细菌或病毒侵入后非正常复制或制造过程,因此逐步恢复正常。
目前,解开中草药科学原理之谜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正需要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实验,直接观察中药是如何影响细胞的物理化学性质,并进而影响基因复制和蛋白质的复制和生产。实现这种观察有不少技术上的困难,需要中医、西医和化学、物理学家们通力合作才能解决。
但是,当这个谜解开后,中医的每一点并不一定都可以用西医的理论来理解,反之亦然。中医把人这个复杂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和治疗,西医则从微观结构来观察和治疗人体。按照物理学的说法,这两种观点是互补的,每一种都是对另一种的补充,每一种都没有包含全部真理。因此,最好的医学应该是中西医相结合的医学。
作者认为中医被斥为“不科学”的原因是:
不注重对微观结构的观察和治疗
有效治疗疾病的原理很难解释
很难直接观察到致病的过程
不针对具体症状进行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