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phaGo（阿尔法围棋程序）总体上由两个神经网络构成，以下把它们简单称为“两个大脑”。这只是一个比喻，在对弈时，这两个大脑是这样协同工作的：第一个大脑的简单模式会判断出在当前局面下有哪些走法值得考虑。第一个大脑的复杂模式通过蒙特卡洛树来展开各种走法，即所谓的“算棋”，以判断每种走法的优劣。在这个计算过程中，第二个大脑会协助第一个大脑通过判断局面来砍掉大量不值得深入考虑的分岔树，从而大大提高计算效率。与此同时，第二个大脑通过下一步棋导致的新局面的优劣也能给出关于下一步棋的建议。最后，两个大脑的建议被平均加权，做出最终的决定。

其实，这两个大脑的工作方式确实和人类很相似，一个__________细部，一个__________全局。但AlphaGo最终结合两者的方式相当简单粗暴：让两者各自评估一下每种可能的优劣，然后取一个平均数，这可绝不是人类的思维方式。

对人类来说，这两种思考问题方式的结合要复杂得多——不仅仅在围棋中是这样。人们并不总是同时对事态做出宏观和微观的判断，而是有时情绪、心理和潜意识的应激反应。这当然是人类不完美之处，但也是人类行为丰富性的源泉。

为什么要让人工智能去下围棋？有很多理由。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个，是能够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智能的本质。

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在过去十年里跃进式的发展，确实让人工智能做到许多之前只有人脑才能做到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的思维方式接近了人类。而且吊诡的是，人工智能在计算能力上的巨大进步，反而掩盖了它在学习人类思维方式上的短板。和国际象棋中的深蓝系统相比，AlphaGo已经和人类接近了许多，深蓝仍然依赖于人类外部定义的价值函数，所以本质上只是个高效计算器。但AlphaGo的价值判断是自我习得的，这就有了人的影子，而且AlphaGo的进步依赖于海量的自我对局数目，这当然是它的长处，但也恰好说明它并未真正掌握人类的学习能力。一个人类棋手一生至多下几千局棋，就能掌握AlphaGo在几百万局棋中所训练出的判断力，这足以证明，人类学习过程中还有某种本质是暂时无法用当前的神经网络程序来刻画的。

这当然不是说AlphaGo应该试图去复制一个人类棋手的大脑，但是AlphaGo的意义也不应该仅仅反映在它最终的棋力上。它是如何成长的？它的不同参数设置如何影响它的综合能力？如果有其他水平相当的人工智能和它反复对弈，它能否从对方身上“学到”和自我对弈不同的能力？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恐怕比单纯观察它是否有朝一日能够超越人类重要得多。

哈佛大学生物学家马丁•诺瓦克写道：“合作是进化过程中创造力的源泉，从细胞、多细胞生物、蚁丘、村庄到城市莫不如此。”人类在力求迎接全球新挑战的同时，必须找到新的合作方式。利他主义必须是合作的基础。

愿意无私向他人伸出援手，提升了我们和子孙后代的生活品质。事实上，这甚至可能是生存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尽可能让更多人知道。

当前，人类面临着三项重要挑战：确保所有人拥有体面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满意度和保护我们的地球。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很难把上述要求统一到一起，因为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时间框架。我们担心每年的经济状况；我们关注自己终生的幸福；而我们对环境的忧虑，则主要是为了子孙后代着想。

但奉行利他主义原则需要进行取舍。即使自己有可能从中受益，负责任的投资者也绝不会轻率地利用客户一生攒下的积蓄进行冒险投机；一位充满爱心的公民总是先想到自己的行为会对社会造成何种影响；无私的一代会处处关爱地球，而这恰恰是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宜居的世界。利他主义让所有人都能更好地生活。

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似乎过于理想化，毕竟，心理学、经济学和进化生物学普遍认为人类的本性同样是自私的。但过去30年的研究表明，真正的利他行为确实存在，而且可以超越亲属和社区，兼顾人类甚至是其他物种的普遍福祉。此外，利他主义者并不一定会因善举而受损；相反，在自私者为自己和他人带来痛苦的同时，利他主义者往往会间接受益于自己的善举。

研究还表明，个人可以学会利他的行为方式。神经学家已确定了利他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来最终掌握：理解并分享他人感受的同理心、希望传播快乐的慈爱心和希望减轻别人的痛苦的同情心。

社会也可以向利他主义转化，这样的社会甚至可以比自私型社会更美好。对文化演变的研究表明，人类价值观可以以超过人类基因的速度发生变化。因此，如果要建设一个充满关爱的世界，我们必须先意识到利他主义的重要性，接着需要在人与人之间培育利他主义，并推动社会的文化变革。

孩子的经济成本由孩子出生前后费用支出构成。

孩子出生前的有关支出，即从怀孕至孩子出生这段时期与孩子相关的费用估计平均为2685.36元。其中在孩子出生前费用比中名列前三名的是怀孕期间的营养费(38.58%)、住院接生费(26.91%)和婴儿用品预购费(23.46%)。胎教支出相对有限，只占6.03%。处于各项支出的最后一位。统计结果表明，男孩的妊娠分娩费用(3216元)要比女孩的费用(2109元)高，高出的部分主要体现在额外营养费、雇工照顾费和婴儿用品预购费上的性别差别，生男孩的母亲要比生女孩的母亲多进补289元，高出37.1%；生女孩的家庭几乎不请雇工帮忙，比生男孩的家庭少支出195元的雇工照顾费；男孩的婴儿用品预购费比女孩高出631元，是女孩的3.5倍。

孩子出生后，抚养其0—16周岁的费用为118934.45元。食品费用支出最多，为52314.68元；教育费用次之，为23615.31元；然后依次是家庭生活服务费(12651.68元)、衣着费用(11683.94元)、零花和压岁钱的支出(9876.85元)、文化娱乐活动的支出(8431.25元)、健康保险费(5216.34元)、日用品支出(4562.31元)和医疗保健费(3984.62元)。

当下社会语言中产生了许多新词，“美女”算是其中之一，因为它已经不是传统语意上的“美女”了，而是几乎泛指一切女性。“美女”一词的滥用，似乎发端于文学界，所谓“美女作家”。当从文学自身寻找价值比较艰难的时候，从语言学角度去寻找，反而显得容易些了，这也许可以算作中国文学对于语言学的新贡献吧。继女作家统统被称为“美女作家”之后，电视上每出现一位女教授，都会被称为“美女教授”。现在到商场去买东西，都会有营业员凑上来问：“美女，买什么？”

在“美女”中，“美”已经成为虚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美女”对语言学带来了新的挑战，那就是需要重新定义“美”的内涵。如果从前称美女是对女性美的赞赏的话，现在已经完全沦为一种轻薄了。而且，从前的人含蓄，似乎很少在口语中直呼一个人为“美女”，哪怕她真的是一个美女。这不是审美的个体差异问题，也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特定审美现象，而是“美”字的滥用和美女称谓的泛化。就拿文化界来说，百姓对于知识女性的面孔可能是存在着“阅读定势”的，一看没到丑的地步，“美女”一词就脱口而出了，所以，现在大家需要区分的不是谁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而是谁不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了。当特殊取代一般时，人们所做的就不是从一般中区别特殊，而是从特殊中区别一般了。

一个词汇的运用越是被泛化，意义也就越是被抽空。汉语中有很多词已经被用死掉了，属于一用就滥，一滥就死，比如文化、愿景等等。在文化界，死掉的词可能还有“大师”和“伟大”。评价一个文化人，动辄就是“大师”；评价一件文化产品，动辄就是“伟大”；一个二流作家可以被称为“大师”，一部三流小说可以被称为“伟大”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这个时代恰恰无大师，恰恰不伟大，才导致了“大师”与“伟大”词汇的泛滥。真正在大师辈出的伟大时代，“大师”与“伟大”这两个词反而是很少用的，大家在谦虚认真地思考、交流与商榷，而不是随随便便把“大师”和“伟大”的帽子一扣拉倒。只有目力不逮的人，才会到处乱扣“大师”与“伟大”的帽子。

苏联解体以后，“同志”不好再称呼了，俄罗斯人不知所措，干脆称呼：男人、女人。于是，有人在喊一个人，却能引起半条街的回头率。“男人”和“女人”可以成为一种称谓，似乎是回到了对人的最本质、最普世的称谓层面，但也消解了语言的存在价值，实际上是语言的悲哀。“美女”所显示的，也是语言的滑稽与悲哀，对于用词和称谓的不加节制，有一天也许会导致中国人只能相互称“男人”和“女人”的尴尬境地了。“美女”一词的泛化体现的恰恰是语义的匮乏，以及词语尊严的下滑和人的漫不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