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累计完成业务收入81658亿元，同比增长13.3%。实现利润总额10676亿元，同比增长7.8%；人均实现业务收入115.8万元，同比增长8.6%。

分领域看，2020年，软件产品实现收入22758亿元，同比增长10.1%；其中，工业软件产品实现收入1974亿元，增长11.2%。信息技术服务实现收入4986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579亿元；其中，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入9095亿元，同比增长10.5%；云服务、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4116亿元，同比增长11.1%。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实现收入1540亿元，同比增长10.0%，增速较上年回落2.4个百分点。嵌入式系统软件实现收入749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03亿元，增速较上年提高4.2个百分点。

2013年末全国共有群众文化机构44260个，比上年末增加384个。其中乡镇文化站34343个，增加242个。年末群众文化机构从业人员164355人，比上年末增加8127人。群众文化机构实际使用房屋建筑面积3389.4万平方米，比上年末增长6.9%。年末群众文化机构共有馆办文艺团体6022个，演出15.13万场，观众6569万人次。

2009年H省年末常住人口达到7034.4万人，出生人口90.7万人，出生率为12.93‰；死亡人口45.1万人，死亡率为6.43‰；净增人口45.6万人。

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718.3元。其中，工资性收入9830.6元，增长10.66%；转移性收入4674.2元，增长18.4%。农民人均纯收入达5150元，增长7.4%。其中，工资性收入2251元，增长13.7%。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678.8元，增长6.5%；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350元，增长7.2%。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为33.6%，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5.7%，分别比上年下降1.1和2.5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建筑面积29.95平方米，农民人均居住面积31.9平方米，分别增长1.5%和4.0%。

钱学森曾提出一个问题，后来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很多领域。比“钱学森之问”更为具体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

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不过，对知识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们说的知识通常指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知识也应该包括跨学科知识、跨领域知识、跨界知识。创造力多产生于学科交叉和融合。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来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________________”。他还说过，“________________”，在我们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这些知识以外的因素通常不受重视。知识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比较简单，通常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多而增多，但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则更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难怪爱因斯坦感叹过，“________________”。如果这些分析是对的，那么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二个回答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发展。

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也就是与追求创新的动机和动力有关。创新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能够在短期带来奖励。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见到成效。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源于一种内在动力，源自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奖赏。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然而，科学和社会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立竿见影”急于求成的心态，这样的价值观很难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

我们习惯了出门要先看看天气预报。其实在太空中也是如此——空间环境预报对保证航天员的工作、保障载人空间站的安全非常重要。
中科院空间环境预报中心承担着空间环境预报的任务，不仅要为发射任务提供空间环境保障服务，还将开启________的空间环境保障模式，不间断地为我国载人空间站的在轨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影响载人空间站发射和运行安全的轨道空间环境主要是大气环境、高能辐射环境和流星体环境等。这些环境的变化主要受太阳活动和地磁活动的制约。太阳活动是近地空间环境的扰动源，大的太阳爆发活动直接影响近地空间环境，如产生太阳质子事件引起高能辐射环境的变化。地磁暴期间，高层大气密度会迅速上升，导致低轨道上航天器的阻力增加，从而改变航天器的正常运行轨道，增大航天器定轨和轨道预测的误差。
载人空间站各个舱段的发射期（2021-2022年）处于第25太阳活动周的开始和上升阶段，太阳爆发活动的强度和频次相对低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空间环境就可以平静无虞了。太阳上的冕洞经常连续几个太阳自转周（27天）引起地磁扰动，偶发的日冕物质抛射也会时不时引起地磁暴。
最重要的是，载人空间站的运行期为10余年，将横跨第25太阳活动周，甚至延长至第26太阳活动周。长期的在轨运行，工程任务将越来越复杂，也将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空间环境要素威胁。
首先，空间站是一个大型航天器，更容易遭受空间粒子辐射、原子氧腐蚀、碎片撞击等效应影响。它在轨时间很长，这就使得空间环境影响的累计效应非常突出。其次，空间站要正常运行，必备一个高压供电系统，太空中的等离子体环境会导致弧光放电、电流泄露等效应突出。再次，空间站将一直运行在低轨道区域，大气环境和碎片环境恶劣，轨道衰变、机械碰撞效应更为显著。对于航天员而言，需要常驻在空间站，并开展出舱、交会对接等航天活动，遭受空间辐射的概率大大增加。空间站长期运行任务中，将包括核心舱、货运飞船、载人飞船、实验舱1、实验舱2、光学舱等频繁的发射和回收，航天任务重。要保障这些飞行任务的空间安全，需要的空间环境安全窗口更多。
预报中心早在天和核心舱发射前一年就进入保障状态，对空间站任务期的整体空间环境态势及其对任务的可能影响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为后续预报任务的制定和实行奠定了基础。
自2020年6月以来，预报中心对现有的空间环境预报保障系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和改造，重点增加了针对空间站轨道预报的支持产品和针对航天员辐射安全的预警评估产品，并于2021年1月完成了整个系统的建设和改造任务。
从核心舱发射前三个月开始，预报中心持续不断地向工程有关部门提供空间环境预报报告，对发射窗口的空间环境状况进行精密的分析和预测，并分析空间环境可能对核心舱的影响，给出了精确的短期预报结论：太阳不会发生强爆发活动，地磁不会发生强扰动，预计发射窗口的空间环境是安全的。从4月29日核心舱入轨开始，预报中心进入空间站在轨飞行空间环境保障任务状态。空间环境预报员24小时值班，时刻监视空间环境的变化，及时报告空间环境态势，评估空间环境变化对载人空间站可能带来的威胁，协助空间站系统和航天员及时规避未知的空间环境危害，保障载人空间站的安全稳定运行。

从大蒜、生姜，到香蕉、菠萝，在农产品价格暴跌中，农民很受伤。订单农业作为以销定产的重要手段，对稳定农产品价格、确保农民合理收益、抵御市场价格风险具有一定的作用。然而，经调查发现，订单农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因为部分农民契约意识差、恶意违约而变得难以推行，这反过来又伤害了商户和农民。

作为抵御农产品价格周期波动的重要机制，订单农业一度被各方寄予厚望。然而近些年的实践表明，这一理想化的风险平抑工具，远远未能发挥预想中的作用。不少农民契约意识____________，动辄毁约，一次次使得一纸购销合同____________。轮番上演的单方面毁约事件，不仅让相关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也让农民群体本身付出了惨痛代价。

众所周知，农业生产天然存在着滞后性和长周期性，这决定了农民很难及时、准确地安排生产过程。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才形成了农产品价格“周期怪圈”现象。而所谓订单农业，其核心逻辑就在于“以销定产”。倘若严格执行，这一模式将有效实现供需平衡，避免由生产不足或过剩而引发价格巨震。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一些农民受眼前短利驱动，往往会选择性执行购销合同，这无异于亲手解除了“自我保护”的机制。

现如今，订单农业所面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小农心理”作祟。农民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并不熟悉商品社会的那套契约体系和交易方式，而且对违约行为的性质和后果也缺乏完整的认知。再加上大多数的涉农购销合同，都不具备必要的担保机制和强制执行的可能。一旦农民单方面撕毁合同，企业顾忌于超高的催收成本，往往也只能听之任之。

没有“履约保证金”作保，没有追责索赔渠道兜底，订单农业以及相关产销合同，当然没有任何约束力可言，对此已有学者提出，要加强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可是在此之前，我们最先应该做的，还是改变分散化、个性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将孤立的农业生产者，吸收进组织化的专业生产合作社中，吸收进金融惠农和科技惠农的扶持体系之内——只有让他们处于更为紧密的人际网络和利益结构之内，其才会更为重视个人诚信的价值。

当反思订单农业所面临的尴尬遭遇，我们往往将矛头指向农民契约精神的缺失。试问，有没有一套合理的议价机制，能够保证农民可以获得一个相对实惠的合同收购价？又有没有一种动态的博弈平台，来回应农民由短期市场行情所产生的利益关切？相较于培育农民的信用意识，建立真正公平合理的市场定价和交易体制，对于发展订单农业同样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