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研究人员曾经做过一个很有趣的试验：他们建立了一个工厂，试着用污泥来生产燃料。他们先是通过机械方法去除污泥里的大部分水分和泥沙，然后将干污泥放进高温蒸馏器中，结果发现：蒸馏之后得到的气态组分转化成了燃油，而固态组分转化成了炭。于是，这家工厂开始利用这种方法生产燃料，每吨污泥可以生产2桶燃油和0.5吨烧结炭。从那以后，随着对城市污泥组成的进一步了解，人们渐渐意识到，污泥中富含碳、氮、磷等资源性物质，这些物质让污泥拥有了变废为宝的可能性。如今，世界多国的科学家都在城市污泥的资源化利用方面做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开发了许多城市污泥的利用途径。
虽然污泥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但是要想把污泥变成资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污泥的处理处置要一步步来：首先要经过减量化和稳定化处理，也就是减少污泥的质量和体积，并且降解污泥中的易腐有机物质；然后进行无害化处理，使其不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不会危害人体健康；最后才是资源化处理，也就是回收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和资源。每一个过程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污泥处理处置技术。例如：浓缩、脱水适用于减量化处理，厌氧消化、好氧堆肥、焚烧适用于稳定化处理，厌氧沼气回收、焚烧热能回收、土地有机质利用、建材无机质利用等技术可用于资源化处理，等等。当然，其中有一些技术可以同时满足多个处理目标。
乍一看，污泥的处理处置有这么多技术路线，似乎“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综合考虑技术的成熟程度、经济成本、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等因素，厌氧消化技术仍然是最值得关注的技术之一。这种技术利用厌氧微生物，将污泥中的大分子有机物分解为甲烷、二氧化碳、水等简单化合物，产生的沼气可以用作绿色燃料。厌氧消化技术在解决了污泥污染问题的同时，还顺便实现了生物质能的回收，可谓一举两得。但是很可惜，这种技术在我国的应用和运行遇到了很多困难，国外厌氧消化技术装备在我国的运行稳定性很低，效率也不尽如人意。
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污泥泥质特点与国外存在巨大差异。我国污水厂污泥普遍存在微细砂含量高、有机质含量低的特点，而且污泥组成非常复杂，既含有碳、氮、磷等资源性物质，也含有重金属、难降解有机物、微塑料等污染性物质。另外，我国人口密度高，城市污泥的处理量很大。因此，开发适合我国污泥泥质特点的高级厌氧消化技术迫在眉睫。

钱学森曾提出一个问题，后来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很多领域。比“钱学森之问”更为具体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

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不过，对知识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们说的知识通常指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知识也应该包括跨学科知识、跨领域知识、跨界知识。创造力多产生于学科交叉和融合。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来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________________”。他还说过，“________________”，在我们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这些知识以外的因素通常不受重视。知识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比较简单，通常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多而增多，但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则更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难怪爱因斯坦感叹过，“________________”。如果这些分析是对的，那么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二个回答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发展。

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也就是与追求创新的动机和动力有关。创新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能够在短期带来奖励。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见到成效。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源于一种内在动力，源自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奖赏。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然而，科学和社会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立竿见影”急于求成的心态，这样的价值观很难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

器官捐献率在各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太乐观，然而一组来自欧洲的数据引起了人们注意。这组数据显示，欧洲各国人口中签署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的比率，分别如下：匈牙利99.997%，奥地利99.98%，法国99.91%，葡萄牙99.64%，波兰99.5%，比利时98%，瑞典85.9%，荷兰27.5%，英国17.17%，德国12%，丹麦4.25%。统计结果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前七个国家的同意率都很高，在这几个国家之后，器官捐献的民意率_______，是什么因素让那些国家有如此高比例的人同意捐献自己的器官呢？

英国和法国教育、经济水平相当，可英国仅有17%的人同意捐献器官，而法国却接近100%；另一组比较则更能说明问题，德国和奥地利接壤，也同为德语国家，然而德国只有12%，奥地利却为100%，说明以上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解释。

会不会是宣传的作用呢？在荷兰，全国对器官移植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每个家庭都能收到关于器官捐献的信件，在电视、广播中也时常能看到宣传广告，甚至还有一档极具争议的综艺节目，让亟待器官移植的患者选择想要谁做他的供者。做了这么多活动，钱也花了不少，然而荷兰器官捐献的同意率却只有28%，与邻国比利时一比就相形见绌：人家没花过一分钱做宣传，器官捐献的同意率却高达98%。

原因究竟是什么？当研究者排除了以上这些因素后，他们将目光聚集在一个极其细微的环节上，那就是人们签署的那张器官捐献的知情同意书。在那些同意率低的国家中，知情同意书是这么写的：“如果您想参与器官捐献计划，请在这里画勾。”而在同意率高的国家中，知情同意书里只有一个地方不同，那就是：“如果您不想参与器官捐献计划，请在这里画勾。”器官捐献率如此悬殊，原因就在于知情同意书中的那一个词：“想”或“不想”。

这是两种不同的“默认选项”。第一种默认的情况是所有人都不参与器官捐献计划，因此参与者需要做出行动改变——“画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默认选项，因为在潜意识里这被看做是推荐的方案，而“画勾”做出改变则需要费力气，付出认知、情绪和行为上的投入，以换取改变默认选项后的收益。同样的，在第二种默认选项中，默认的情况是所有人都在器官捐献计划内，这也是默认的推荐，不捐献才需要人们去做决定和做出行动改变，而这需要花费人们更多的精力。也正因此，在两种情况下，“画勾”的都是少数，而接受“默认选项”则是大多数人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