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保护自然？近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实质上已经变成两种观点之间的辩论。一些人认为保护自然是为了自然本身，即自然的内在价值；另一些人则认为保护自然是为了人类自己的利益，即自然的使用价值。

自然使用价值的支持者们认为，为了自然本身的利益而保护自然并不能有效阻止物种灭绝的趋势，自然环境的保护应当通过和产业界合作产生最大化的影响，通过让人们更直接地关注和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如食品和饮用水安全），进一步扩大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支持；而内在价值的倡导者们则坚持认为，关于保护自然的伦理道德论据已然充分，和产业界合作会将环境保护工作出卖给环境问题的始作俑者，况且社会已经非常关注环境保护了。

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开始时尚且理性温和的辩论，逐渐沦为一场在大学、研究机构、环境保护组织、学术会议以至媒体中广泛进行的尖酸刻薄的个人论战。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扼杀有益的言论，影响环境保护的经费筹措并使实践层面的环保工作停滞不前。

另一个问题的存在有一点_______________，那就是争论由少数人主导，且几乎都是男性。这说明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性别和文化的偏见，也在不断阻碍实际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展。

环境保护时常会遇到现实世界中各种观点和价值观的挑战。为了处理和吸纳这些观点和价值观，在描绘这一领域的未来时，需要科学家和实践工作者更加包容的态度以及处理环境问题更加包容的方式。

在对环境保护科学家的科研训练中，应当更加精确地描绘这一领域悠久的、全球的共同参与的历史进程，介绍数个世纪以来人类珍爱自然、保护自然的各种方法，还需要在会议和媒体上举办更多的论坛，让人们听到不同性别不同文化背景的环境领域科学家和实践工作者的声音。同时，要动员环保科学家及实践工作者积极参与媒体的相关活动，使得媒体报道能够反映全面真实的观点，而非少数人的一家之言。环境保护组织和科学家们应当欢迎所有的环境保护执行机构，无论是公司、政府机关，还是宗教组织、有志之士，无论有功利目的的，还是纯公益的，和衷共济地将环境保护工作推向前进。要让环境保护不再停留在学理辩论的层面，而是对工作的有效性进行精细严格的评价，从而建立起能容纳不同性别、不同文化、不同年龄和不同价值观的环境保护规范。

古人比较重视步行，无论是走路的速度，还是步形、体态都有较为明确的划定和区别。步行须遵制合礼是古代礼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古代以右、前为尊。道路之上，男居右行，女居左行；与父辈外出，小辈随后相从，不得逾前；与兄弟朋友外出，须并行，有如雁阵，不得超速领先。否则为越位，越位即越礼，要受到非议。在古人看来，走路的速度、方式须在不同的场合有所区别。《尔雅》说：“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东汉人解释，两脚进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奔”即后人所说的奔跑，如果不遵此行走，无疑既不合礼，又不合理。汉代还明文规定在帝王面前要“疾趋”。对朝廷有特殊贡献的人或皇上特别亲近的人，可以免去此礼，当然那是独沐皇恩、荣耀无比的事了。在官场之中，则有“趋礼”之说。对趋礼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如若行走迟缓则要遭到斥责，甚至有降职免官的危险。县令拜谒知府若行步迟缓，知府的守门人便可斥责县令。

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在不背道逾礼的情况下，古人也十分讲究步行美，以此体现人的性格情趣和风度教养。先秦君子步行鸣佩玉，既喻示着君子言行举止要符合德行的要求，而佩玉之声伴随着步行的节奏，又显示出一种庄重和谐的美。对待步行，儒道两家态度素不相同。儒家容美于善，道家容美于真。因此，庄子曾尖刻地批评了学行于邯郸的寿陵余子和亦步亦趋效仿孔子走路的颜回，借此嘲讽了儒士们拘守礼义、失去故我的荒唐。但同时，寿陵余子和颜回的行为又侧面反映了一种“时尚”。寿陵余子认为首都邯郸人的步法独特优美，有节有度，有仪有威，是有许多可学之处的。颜回步、趋、走、奔处处要学孔子，除了他遵守纪律外，起码在他的眼里，这些是非学到手不可的特技，是他人无法企及的极美的东西。汉末至魏晋时代，随着儒学的日益衰落和人们思想的逐渐解放，人们对美的崇尚与追求更为显著，因此节度迟缓不迫、举止舒泰优雅的步行，作为衡量一个人的修养、气质和风度的重要标准，常为品评者称誉。乐府民歌《陌上桑》载秦罗敷在拒绝使君求婚时，就夸说自己的丈夫：“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古人还把与步行有关的词语用来表情达意。如常见的徘徊、彷惶、踟躇、容与等，就被演化为举步不定、犹豫不决的意思。“徒跣”一词，原义是脱掉鞋子赤脚走路，后演化为表示发怒、着急、匆忙和痛苦的情感。徒跣又如倒屣，碰到身份特殊的人或情状特殊的事，需急遽迎接或前往以示重视时常用此词。刘邦赦免了萧何，萧何“徒跣入谢”，即是表示急速前往致谢的意思。

步行这个简单的行为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某些历史文化现象，这对我们是不无裨益的。

关于“韦编三绝”

“韦编三绝”是说孔子读《易》次数之多，竟把编联简册的编绳翻断了多次。此语最早见于《史记·孔子世家》。

对“韦编”的“韦”如何理解？新版《辞海》的解释是：“韦，熟牛皮。古代用竹简写书，用皮绳编缀，故曰韦编。”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其一，现代的形声字古代常常写作假借字，汉代文献中此例不胜枚举。汉代许慎《说文》有“经，织从丝也”。许慎所用的“从”，即今之形声字“纵”字的假借字。我们既知“纵”字在汉代实写作“从”，那么我们把汉人（司马迁）写的“韦编”读作“纬编”是合乎汉人用字常理的。纬编即编联简册的纬绳。因为古人常把纵横称作经纬，所以《说文》又称“纬，织横丝也”。简书的竹简是纵向排列的，犹如织布帛的经线，编联简册的组绳则是横向编联的，犹如织布帛的纬线。据此，把横向编联简册的组绳称作“纬绳”、“编纬”是理所当然的。其二，古代简书并不一定是用皮绳编缀的。陈梦家在《汉简缀述》中写道：“所用以编简札为册者，多为丝纶。有时写作‘编’。”荀勖《穆天子传》记“燕郡魏冢所出‘皆竹简素丝编’，《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记襄阳古冢所出《考工记》‘竹简书，青丝编……’居延出土汉简册，则用麻绳。”毫无疑问，所谓“素丝编”“青丝编”都是指的丝绳。出土简册，则木简仅见用麻绳。除了“韦编三绝”的“韦”被译为皮绳外，尚不见任何关于用皮绳编联简册的记载和实物。

历史的变局，往往隐藏于一些被史书一笔带过的细节中。

弓箭是人类最早发明的工具之一，它利用竹、木、牛角和兽筋的弹性，将箭矢投射到远处，以杀伤野兽和敌人。但只有经过多年严格训练才能百步穿杨，洞穿重甲则需要过人的臂力。中国人在春秋时开始大规模使用弩。弩利用机械，将拉弦和射击分解为各自独立的动作，于是使用者可以脚踏弩臂上弦，以腰力补充臂力的不足，之后精确瞄准。这种武器的广泛使用，使得秦汉两朝的农耕民族军队可以击败长于骑射的匈奴，迫使他们西迁，改变了欧洲历史；也使宋代在缺乏骑兵的劣势中，与北方游牧民族抗衡数百年，发展出辉煌的文明。

__________________。在史前时代，独木舟和木筏就已经帮助人类迁徙到大洋洲。在那之后，船使河流和海洋成为人类运输的快速通道。一辆八匹马拉的马车可以装载四吨货物。而八个人驾驶的船可以运二百吨货。船运给河流和海洋的沿岸带来了繁荣，人在水运的枢纽处聚集，形成城市，而城市甚至王朝也因此依赖于航运。中国南方的粮食通过河流只能运到开封，北宋不得不在这个危险的地域定都，最后付出惨重代价；南宋的泉州因为海运贸易而繁荣发达，也恰恰是泉州的失陷，让蒙古人获得了南宋的船队，南宋失去最后的抵抗机会；在元明清三个南北统一的朝代，又是航运使得南方粮食源源不断供应北方的都城，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与弩的发明一样，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曾经领先世界，但最终在西方的技术大跃进时代走向衰落。在公元2世纪就能造出十丈楼船的民族，到18世纪只能建造被西方人嘲笑的小船。技术衰落无疑是文明衰落最明显的表征。让中国人一直感到不甘甚至悲愤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创造，却最终输掉了竞争？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给出了他的见解：“因为欧洲是如此吵闹不已打来打去的一盘散沙。”欧洲的吵闹，让轻视技术发展的国家不断被打败、淘汰；而追求步调一致的中国呢？乾隆十二年，清廷下了一条禁令，禁止福建的工匠建造一种“桅高篷大，利于走风”的新船，因为它速度太快，不利于水师稽查管理。船运维持了中国的大一统，也恰恰是大一统，使得中国的船运和国运走向衰败。

钱学森曾提出一个问题，后来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很多领域。比“钱学森之问”更为具体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

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不过，对知识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们说的知识通常指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知识也应该包括跨学科知识、跨领域知识、跨界知识。创造力多产生于学科交叉和融合。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来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________________”。他还说过，“________________”，在我们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这些知识以外的因素通常不受重视。知识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比较简单，通常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多而增多，但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则更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难怪爱因斯坦感叹过，“________________”。如果这些分析是对的，那么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二个回答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发展。

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也就是与追求创新的动机和动力有关。创新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能够在短期带来奖励。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见到成效。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源于一种内在动力，源自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奖赏。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然而，科学和社会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立竿见影”急于求成的心态，这样的价值观很难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