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社会语言中产生了许多新词，“美女”算是其中之一，因为它已经不是传统语意上的“美女”了，而是几乎泛指一切女性。“美女”一词的滥用，似乎发端于文学界，所谓“美女作家”。当从文学自身寻找价值比较艰难的时候，从语言学角度去寻找，反而显得容易些了，这也许可以算作中国文学对于语言学的新贡献吧。继女作家统统被称为“美女作家”之后，电视上每出现一位女教授，都会被称为“美女教授”。现在到商场去买东西，都会有营业员凑上来问：“美女，买什么？”

在“美女”中，“美”已经成为虚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美女”对语言学带来了新的挑战，那就是需要重新定义“美”的内涵。如果从前称美女是对女性美的赞赏的话，现在已经完全沦为一种轻薄了。而且，从前的人含蓄，似乎很少在口语中直呼一个人为“美女”，哪怕她真的是一个美女。这不是审美的个体差异问题，也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特定审美现象，而是“美”字的滥用和美女称谓的泛化。就拿文化界来说，百姓对于知识女性的面孔可能是存在着“阅读定势”的，一看没到丑的地步，“美女”一词就脱口而出了，所以，现在大家需要区分的不是谁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而是谁不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了。当特殊取代一般时，人们所做的就不是从一般中区别特殊，而是从特殊中区别一般了。

一个词汇的运用越是被泛化，意义也就越是被抽空。汉语中有很多词已经被用死掉了，属于一用就滥，一滥就死，比如文化、愿景等等。在文化界，死掉的词可能还有“大师”和“伟大”。评价一个文化人，动辄就是“大师”；评价一件文化产品，动辄就是“伟大”；一个二流作家可以被称为“大师”，一部三流小说可以被称为“伟大”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这个时代恰恰无大师，恰恰不伟大，才导致了“大师”与“伟大”词汇的泛滥。真正在大师辈出的伟大时代，“大师”与“伟大”这两个词反而是很少用的，大家在谦虚认真地思考、交流与商榷，而不是随随便便把“大师”和“伟大”的帽子一扣拉倒。只有目力不逮的人，才会到处乱扣“大师”与“伟大”的帽子。

苏联解体以后，“同志”不好再称呼了，俄罗斯人不知所措，干脆称呼：男人、女人。于是，有人在喊一个人，却能引起半条街的回头率。“男人”和“女人”可以成为一种称谓，似乎是回到了对人的最本质、最普世的称谓层面，但也消解了语言的存在价值，实际上是语言的悲哀。“美女”所显示的，也是语言的滑稽与悲哀，对于用词和称谓的不加节制，有一天也许会导致中国人只能相互称“男人”和“女人”的尴尬境地了。“美女”一词的泛化体现的恰恰是语义的匮乏，以及词语尊严的下滑和人的漫不经心。

2019年，我国电信业务收入完成1.3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0.8%。其中：固定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完成2175亿元，比上年增长5.1% ；移动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6082亿元，比上年增长1.5%；固定增值业务收入1371亿元，比上年增长21.2%，其中，IPTV（网络电视）业务收入294亿元，比上年增长21.1%；物联网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25.5%。

国家统计局采用定基指数方法，以2014年为100，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修订结果以及部分指标最新数据，将5个分类指标的权重均设定为0.2，对2015～2019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总指数进行测算，结果见下表。

2016年，我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2316亿元。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85814亿元，增长10.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6503亿元，增长10.9%。按消费类型统计，商品零售额296518亿元，增长10.4%；餐饮收入额35799亿元，增长10.8%。

在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0.5%，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7.0%，化妆品类增长8.3%，金银珠宝类与上年持平，日用品类增长11.4%，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8.7%，中西药品类增长12.0%，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11.2%，家具类增长12.7%，通讯器材类增长11.9%，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14.0%，汽车类增长10.1%，石油及制品类增长1.2%。

全年网上零售额51556亿元，比上年增长26.2%。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41944亿元，增长25.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2.6%。在网上商品零售额中，吃类商品增长28.5%，穿类商品增长18.1%，用类商品增长28.8%。

所谓创新型经济，它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要求，是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着力点，以创新产业为标志的经济。我国各地发展创新型经济的经验证明，经济增长由物质资源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节省的是物质资源、环境资源之类的物质投入，但不能节省资金投入。创新本身需要足够的投入来驱动。既然创新投入对创新型经济意义重大，对创新投入的激励机制建设就尤为重要，这种激励机制的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关系密切。

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排斥政府作用，至多是在市场失效以后才需要政府干预。这是在不考虑创新的条件下提出的。而一旦引入创新，就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政府主动介入创新的必要性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创新成果具有溢出效应。创新的知识和技术，不仅创新者受益，社会也会受益。这种外溢性同时也表明，创新不仅要支付私人成本，也要支付社会成本，这种公共性特征不只是靠政府规制来克服仿冒、剽窃等免费搭车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制定重大科技创新的国家计划，并通过公共财政对此类创新进行直接的或引导性的投入。

我国目前的提法是技术创新体系以市场为导向。这是针对以企业为创新源头的技术创新而言的，而对以科技进步为源头的科技创新来说，还应明确以国家目标为导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对技术有自主的选择，市场也会通过资源配置来推动创新，但不排斥政府积极介入其自主的研发过程。自主创新的各个阶段与市场的距离大致可确定政府和市场结合作用的界线。离市场越近的阶段，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越大；离市场越远的阶段，政府的作用越大。这意味着在创造新知识和新思想的阶段，更多地需要政府介入，包括政府提供引导性投资和支持引进高端创新人才。根据各地发展创新型经济的实践，政府介入创新不是代替企业的主体地位，更不是挤出企业的创新投资，而是做更为公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