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杰出舞蹈家杨丽萍在昆明推出了歌舞剧《云南映象》，《云南映象》提出了一个新词：原生态。2004年，文化部开始征用这个概念，制订和实施抢救性文化挖掘计划。2006年央视举办第12届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增设原生态组比赛，而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更是高举“原生态民歌”的旗帜，成为媒体竞相追踪的焦点。经过三年的培育，“原生态”已成为最热烈的文化时尚。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原生态已变得如此稀缺珍贵，以致它成为21世纪人们主要致力开发的资源。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歌舞极易失传，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而这种挖掘还必须依赖市场和商业的支撑；但这种草根艺术一旦被票房控制，其质朴纯真的原生状态便会荡然无存。另一方面，维系原生态文化的前提，就是维持它赖以生长的民族（地域）的自然与文化空间，而这势必跟原住民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渴望发生激烈冲突。

我把这种由正题推演出反题的逻辑命题，命名为“杨丽萍悖论”，它来自杨丽萍《云南映象》的启示。这个歌舞剧首次向我们展示了原生态文化的强大魅力，但它被开发出之后，必将失去原生活力，退化成僵死的橱窗标本。一个著名的前车之鉴，就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歌舞。它是80年代的原生态品种，但经过20多年的旅游开发，已被市场之手打造得面目全非，沦为商业艳俗文化的反面样板。

“杨丽萍悖论”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今未能解决各国在遗产申报中出现的悖论现象。在旅游局、文物局和环保部门之间，保护和开放的博弈经久不息，文官们的相互抱怨和指责，回荡在21世纪中国的文化开发现场。

与“杨丽萍悖论”相似的是“嬴政悖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废除六国，建立“车同轨”和“书同文”的技术—文化体系，无疑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并为秦帝国三大战略工程——长城、阿房宫和墓室的建造提供了最广阔的资源，但它同时也是区域文明的严酷杀手。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强大发达的吴越文化、楚文化和蜀文化等，毫无例外地遭到了致命的摧毁。而区域文明的死亡，则反过来激发了地方贵族的反叛欲望，加剧了帝国的行政危机。

在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将继续面临各种文化悖论的困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新建筑浪潮，令中国的大中城市迅速完成旧城的硬件改造，现代化的生活梦想，变得唾手可得，但它同时也摧毁了城市历史脉络，令文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并瓦解了人与城市的内在和谐，造成了梦的永久性破裂。这种任何权力都无法解决的悖论，应当以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来命名，因为正是这枚梦式“巨蛋”，充分表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困局。

美国科学家最新指出，质子的半径比以前所认为的要小4%，如果这个结论获得证实，那么不是解释光和物质相互作用的量子电动力学理论本身有问题，就是许多基于现有质子大小计算所使用的里德伯常量（原子物理学中的基本物理常量之一，为一经验常数），是【①】的。不管是何种情况，都意味着我们需要重写基础物理理论。

质子是带正电荷的基本粒子，它同中子和电子一起，组成了宇宙的基本元件——原子。过去，粒子物理学一直使用由一个质子和一个电子组成的氧原子作为基准来测量质子大小。

一个有32名科学家参与的国际研究团队表示，他们的最新实验将精确度提高了10多倍，结果表明，质子半径要比以前认为的小4%、或许，用来计算质子大小的里德伯常量将失去价值。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其他基础的计算也都要重新【②】。

在实验中，科学家使用μ介子取代氧原子中的电子。μ是一种带负电、质量为电子207倍的基本粒子。由于其质量比电子大许多，所带的负电可以屏蔽原子核的正电。所以，它能够同原子核更接近，发生的作用力更大，科学家也就更能够精确地探测质子的结构。

另外，μ介子以不同的能量状态存在，能量状态会影响其围绕质子旋转的方式。同时，质子的大小也会影响这些能量状态，也会影响让μ介子从一种能量状态跃迁到另一种能量状态所属的能量。

为了测量质子的大小，研究人员精确地让一束激光束对准包含了μ介子的氧原子，刺激μ介子从一种能量状态跃迁到另外一种能量状态。最终，研究人员精确地找到了他们正在寻找的跃迁，也测算出了质子的大小。足球的魅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于误判，只有科学的魅力才正正体现于一次又一次的“误判”中。科学史上的每一个废墟，都【③】着一座更加辉煌的大厦拔地而起，量子电动力学是量子场论中一个最成熟的分支，而且里德伯常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常量之一。这两样东西无论谁出了毛病，都足以改变现代物理学的乾坤。

直到梁代萧统编《文选》，才第一个要把文学和历史区分开来。他在序中提出他的文学定义，即“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但这时他所指的文学只包括诗、文、赋，并不包括小说。我国的小说脱离历史领域而成为文学创作，还是进入唐代之后的事。唐代的文化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文人的思想也有所发展、开阔；这时传奇小说应运而生，如白居易写《长恨歌》，陈鸿写《长恨歌传》、白行简写《李娃传》等等，都是依照传说创作而成，不再是历史性质的东西了。唐代小说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想象虚构与讲求文采，这就同过去的作品有所区分。参照萧统的文学定义看，虚构、想象正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则正是讲求文采。从此，小说便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了，但作为史的志怪志人传统也并没有中止。

文学较之哲学，除了共通的社会批判功能以外，还有其独特的风情。它有一种在字里行间洋溢着的诗情画意，有美好的欣赏性，这就是文学的美感。将好的文学作品成功地拍成电影，更给人以遐想、冲动和震撼。在近代文艺作品中，《简·爱》和《音乐之声》就是充分展示文学美感的作品，一往情深地讴歌了生活的美和人类道德的伟大。

但是，欧美进入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后，已经很难奉献这样的经典之作了，正像音乐领域已经很难再出贝多芬、舒伯特等大师的作品一样。另一方面是人们的欣赏情调和欣赏能力已经向简单化刺激方向蜕化。当年爱凑热闹的美国人组成拥有数十个分指挥的万人乐队来演奏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而且还盛情邀请作者本人赴美指挥。结果施特劳斯一曲指挥下来便逃之夭夭，因为那隆隆的击鼓声有如炮击，那管乐齐奏也有汽笛齐鸣的味道，美感被破坏殆尽，而那些所谓的音乐人却在那里喜形于色。由此可见，经典作品在“杯水主义”和“快餐文化”时兴的氛围里，其美感很多都要被附庸风雅和“猪八戒吃人参果”式的囫囵吞枣所销蚀。

现代人看起来太忙了，许多人在这忙碌的世界上生活，手脚不停。就好像在阿尔卑斯山上旅行，乘汽车匆匆忙忙地走过，没有时间回一回头，或者停一停步子，欣赏一下风景。结果，使这原本丰富美丽的世界，在我们眼中空无所有，只剩下匆忙和紧张、劳碌和忧愁。

受世界流行风的影响，又由于自身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当今的中国文学也甚缺那种值得咀嚼的作品，而欣赏群也有点“顾不上”美感的仓促。缺乏哲学素养也许是文学美感短缺的重要原因，在文学评论类作品中尤其可以发现这一问题。文学作品是深沉还是浅薄，生活积累是客观条件，哲学素养则是更接近天才因素的东西。现代文学中每每出现的诸如“终极关怀”“话语结构”等令人费解的新鲜辞令，其实都是作者思维概括力和阐发力不足而生出的“怪胎”；只有深入浅出能力不足的人，才需要靠“造词”来吓唬民众，而这样做只能使文学的美感更加丧失。

无论有多少客观原因，文学美感的“滑坡”仍要归结于文学的不争气。今天跟以往相比，社会的文明开放和心理健康程度已大为进步，生活的情趣和美感像春天的花朵一样绚丽开放，只有缺乏竞争力却又好高骛远的人才感受不到“世界真美好”。因此，美感问题完全应当和可以通过有才华的文学男女的努力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