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然而，在小说原著中，电影讲述的故事只是地球路过木星时的几小段文字而已。这样一部小说，也给了“中国科幻”一个宏阔的背景。人类带着地球在宇宙流浪，距离将以4.3光年为计、时间将以2500年为计，其间该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有着无限可能性的故事，更是一个能够不断拓展想象力边界的舞台。从这个角度看，《流浪地球》开启的，可能将是一个新的电影世界。

在《流浪地球》这个电影世界中，我们还能看到许多熟悉的中国元素。不仅是地下的北京、冰封的上海，甚至是对“流浪”与“回家”这一组关系的理解，都充满了中国式的对家的向往、对故土的眷恋——面对危机的人类，竟然带着地球这个家园一起去往远方。这或许也是很多人对这样一部电影开启的世界更为期待的原因。我们期待能看到更多中国价值、东方理念，在人类想象力的疆域里延伸，在更为极端与特殊的情况下处理人类面临的永恒拷问。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从《战狼II》到《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准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已接近60亿。这些也反映着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

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这个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而中国科协的调查显示，2018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8.47％，其中上海、北京两地的比例超过20％。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科幻文艺创作，既有改革开放40年科技巨大进步这一“巨人的肩膀”，又有着公众不断增强的科学向往这一“深厚的土壤”，中国的科幻人、电影人有能力、也有责任抓住机遇，为世界的科幻文艺创作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拓展人类对于未来的想象空间。

应该说，相对影视经典、科幻大片，《流浪地球》都还有一些差距。①但一部电影能成为公共话题、激发公共讨论，也意味着这部影片有讨论的价值，更意味着观众对中国科幻有着进一步的期待。②对于观众而言，对电影的评价，或许可以少一些哗众取宠、意气之争，多一些中肯建议、理性之言。③指出电影甚至原著的不足，也给予足够的支持和鼓励，才能让我们的想象力跟着小说、跟着电影一起激荡，迎接中国科幻真正的春天。④

每提起屈原的《涉江》，人们总喜欢把它与《离骚》作比较，有人说它是“一部小型的《离骚》”，有人认为，“《涉江》同《离骚》一样，反映了诗人对真理的追求和遭贬后的愤懑与不平。”有些学者把《离骚》和《涉江》都看作是屈原晚年的作品，都写于放逐江南之时，陶今雁在《漫谈屈原的〈涉江〉》中说：“《涉江》与《离骚》一样，都是诗人对一生生活经历的总结，是他晚年流放于湘沅一带写的”。郭沫若也说过下面的话：“《涉江》之作殆与《离骚》相去不远。屈原在长期窜逐中，南下湘沅流域应不止一次，余昔以《涉江》作于《哀郢》之后，今知其非是。”（《屈原赋今译》）固然《涉江》与《离骚》都像一面闪光的镜子，反映出屈原伟大的人格和坚贞的品质，也像一道深深的辙印，印下了诗人求索中坎坷的历程。但《涉江》与《离骚》是有明显的不同的，仅就写作时间与地点来说，差别也是巨大的。对于《涉江》的写作时间与地点，我对传统的看法是没有疑义的，但《离骚》却是作于放逐汉北之时，大约是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之前不久，当时屈原应为四十四岁左右。

这个问题，还可以从《离骚》本身的内容来看。细析《离骚》诗意，诗中对君王听信谗言、朝废昔替，是有埋怨和责难的，但也有希冀和期待，希望他能改其度，继前王之踵武；同时有对年华易逝的惋惜和懊丧，但也表示要珍惜这大好时光，并没有自弃和绝望。有对自己受谗遭贬怀着牢骚和不平，但对未来也还抱有希望企求。这与后期作品那种决绝的调子，凄凉的色彩是有所不同的。在《离骚》中，我们看不到《涉江》中“世溷浊而莫余知兮，余将高驰而不顾”，“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那种对世事极度伤心的态度；我们也听不到像《悲回风》中“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来者之逖逖”，“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任重石”即抱石投河之意）那种对君王、对前途完全绝望的凄绝的心声。相反地，它却有着强烈的牢骚和不平。一个人只有在有希冀、有企求之时，才会有因实现不了这希冀、企求而产生的牢骚和不平。不然，也就如老子所云“无可无不可”了。所以，这牢骚和不平也正是有进取心的产物，如同白居易所云，“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另外，《离骚》中还有强烈的改变现实的自信心，这更是一个对事业和前途并未绝望的人的心理特征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开展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是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创新发展，是人民调解制度的丰富和完善。
自2011年国务院颁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旧区改造工作开始适用房屋征收新政。新政以政府实施、公众参与、补偿透明、程序规范等特点加之有效的技术手段，有效遏制了拆迁旧政中存在的前紧后松、暗箱操作、暴力强拆等问题，公正、公开、公平的制度得到了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可，旧区改造速度得以加快，居民满意度得以提升。为积极应对近年来房屋征收矛盾多发、频发的现状，为推动人民调解工作优势向矛盾纠纷积聚领域进一步延伸，A市各区逐步在房屋征收实践中引入人民调解工作，并不断完善。
在A市的房屋征收实践中，近年来产生的房屋征收民间纠纷主要有三类：一是家庭内部矛盾，包括房产确权、补偿款分割、补偿方式不一致、财产分割后的履行保障纠纷，以及连带产生的老年人赡养、未成年人抚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抚养等纠纷；二是被征收房屋房东与租客之间的租赁纠纷，主要涉及用以经营的店铺或门面房；三是对一些建筑物、附属物、混合物的认定引起的邻里纠纷。其中第一、第二类纠纷属于人民调解的可调范围，第三种需由专业部门依据事实认定，实践中第一类纠纷占绝大多数。
例如，B区在旧区改造任务最繁重的S街道和J街道，采取由街道办事处牵头，在房屋征收基地设立由分管综合司法工作的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任组长的人民调解组，街道司法所全体成员、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员、居委调解干部、律师、民警、退休法官等任组员，在征收基地区域设立专门的接待场所，回答居民的法律咨询、受理调解申请并开展具体的调解工作。户籍在J街道72街坊某号的王某，因诈骗罪被判刑13年，已服刑8年。由于该户目前由其前妻姚某承租，王某非常担心其安置权益被忽略，出狱后无家可归，故向司法所帮教人员提出希望通过征收补偿得到一套住房。司法所立即联系征收事务所了解情况。之后，司法所会同调解工作室，牵头征收事务所和居委会，主动与姚某接触，开展矛盾化解工作。通过数次与姚某的沟通，及进监做王某的工作，双方终于就调解方案达成一致。姚某将价值59万的安置房登记在王某名下，并表示给予王某适当的装修费。王某的旧改权益，在多方努力下得到了维护，他出狱后的生活也获得了保障。

 2013年第11周：全国主要水系131个重点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站的监测结果表明：Ⅰ～Ⅲ类水质的断面为100个，占78%；Ⅳ类水质的断面为11个，占9%；Ⅴ类水质的断面为5个，占4%；劣Ⅴ类水质的断面为12个，占9%。

2006年末，浙江省拥有人才资源数379.5万人，比2005年增长18.7%；每万人口中拥有人才资源数达820人，比2005年增长18%。人才资源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204.3万人，比2005年增长26%；拥有高级技术职称人员13.7万人，比2005年增长23.9%。

2006年，浙江省各市、县（市、区）本级财政科技拨款为44.6亿元，比2005年增长31%；本级财政科技拨款占本级财政支出的比例达4.19%，比2005年提高0.42个百分点。财政科普活动经费拨款为6632万元，比2005年增长23.2%，人均科普活动经费达1.43元，比2005年提高0.25元。

2006年，全省全社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达407.8亿元，比2005年增长26.9%，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达2.59%，比2005年提高0.2个百分点；其中，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224亿元，比2005年增长37.2%，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达1.42%，比2005年提高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支出328.1亿元，比2005年增长26.7%，企业技术开发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由2005年的1.14%提高到2006年的1.15%。企业消化吸收经费支出占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的比例也由2005年的29%提高到2006年的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