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生文化和生活价值观上，问卷通过多选题型考察大学生的文化生活趋向，大学生喜欢的十类文化排序分别是：传统经典文化、现代文化、古代文化、民间民族文化、通俗流行文化、异国文化、全球共同文化、宗教文化、前卫(超前)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大学生作为一个高知群体，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展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态势，大学生既热衷于现代文化，也保持对传统经典文化最浓厚的兴趣，只有小部分的大学生自认比较喜欢前卫文化和后现代文化。

在考察法律意识方面，问卷主要通过考察公民解决纠纷的途径来反映公民的法律意识。问卷设定了三种纠纷解决途径，即法律途径(“遵循法律和政策规定解决”)、行政途径(“找单位和领导帮助解决”)和武力途径(“通过恐吓、武力或其他施压方式解决”)三种，大学生在纠纷解决方面的选择情况分别为67.6%，28.9%，3.5%。应该说，只有极少部分大学生采取武力途径解决纠纷。在法律常识方面，大学生对法律性质的正确认识高达91.2%，在对我国已经颁布的部门法的了解上，选择“宪法”、“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继承法”、“婚姻法”的分别为：96.7%、94.7%、93.7%、89.8%、95.1%，几乎都在90%以上。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大学生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和维护法律。

在知识产权方面，93%的被调查者知道“世界知识产权日”，76%的被调查者明确“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现在是从‘制定’转入‘实施’”，48%的被调查者关注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年受理的《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大学生在科学意识方面，大学生自认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选择“按他人意志办事”的仅占6.3%，选择“据自己兴趣办事”和“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占45.6%、48.1%。而对“科学发展观”，表示“明确知道”的占35.7%，表示“知道一些，不太明确”的占58.6%，而表示“不知道”的占5.6%。

在科学行为方面，大学生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考察的重点。大学生自认“很少遇到问题”的仅占22.7%，而认为“经常遇到问题”、“善于发现问题的原因”、“善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善于解决问题”四项的选择比例分别为：57.1%、43.4%、39.5%和37.2%。

2009年全国研究生教育招生51.1万人，毕业37.1万人，年末在校生人数为140.5万。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639.5万人，毕业531.1万人，年末在校生人数2144.7万。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招生873.6万人，毕业619.2万人，年末在校生人数2178.7万。全国普通高中招生830.3万人，毕业823.7万人，年末在校生人数为2434.3万。全国初中招生1788.5万人，毕业1797.7万人，年末在校生人数为5440.9万。普通小学招生1637.8万人，毕业1805.2万人，年末在校生人数为10071.5万。特殊教育招生6.4万人，年末在校生人数42.8万。

2005-2009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数以及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中招生数见下图：

2015年7月，京津冀区域13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天数平均占当月总天数的57.4%，平均达标天数比上年同期下降6个百分点。与全国74个城市相比，京津冀区域平均重度污染天数占比高4.4个百分点。而与上年同期相比，74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占比也由80.5%下降到73.1%。

与上年同期相比，2015年7月京津冀区域13个城市平均PM2.5和PM10浓度分别上升22.6%和13.5%，长三角区域25个城市平均PM2.5和PM10浓度分别上升31.4%和9.4%。

当下社会语言中产生了许多新词，“美女”算是其中之一，因为它已经不是传统语意上的“美女”了，而是几乎泛指一切女性。“美女”一词的滥用，似乎发端于文学界，所谓“美女作家”。当从文学自身寻找价值比较艰难的时候，从语言学角度去寻找，反而显得容易些了，这也许可以算作中国文学对于语言学的新贡献吧。继女作家统统被称为“美女作家”之后，电视上每出现一位女教授，都会被称为“美女教授”。现在到商场去买东西，都会有营业员凑上来问：“美女，买什么？”

在“美女”中，“美”已经成为虚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美女”对语言学带来了新的挑战，那就是需要重新定义“美”的内涵。如果从前称美女是对女性美的赞赏的话，现在已经完全沦为一种轻薄了。而且，从前的人含蓄，似乎很少在口语中直呼一个人为“美女”，哪怕她真的是一个美女。这不是审美的个体差异问题，也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特定审美现象，而是“美”字的滥用和美女称谓的泛化。就拿文化界来说，百姓对于知识女性的面孔可能是存在着“阅读定势”的，一看没到丑的地步，“美女”一词就脱口而出了，所以，现在大家需要区分的不是谁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而是谁不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了。当特殊取代一般时，人们所做的就不是从一般中区别特殊，而是从特殊中区别一般了。

一个词汇的运用越是被泛化，意义也就越是被抽空。汉语中有很多词已经被用死掉了，属于一用就滥，一滥就死，比如文化、愿景等等。在文化界，死掉的词可能还有“大师”和“伟大”。评价一个文化人，动辄就是“大师”；评价一件文化产品，动辄就是“伟大”；一个二流作家可以被称为“大师”，一部三流小说可以被称为“伟大”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这个时代恰恰无大师，恰恰不伟大，才导致了“大师”与“伟大”词汇的泛滥。真正在大师辈出的伟大时代，“大师”与“伟大”这两个词反而是很少用的，大家在谦虚认真地思考、交流与商榷，而不是随随便便把“大师”和“伟大”的帽子一扣拉倒。只有目力不逮的人，才会到处乱扣“大师”与“伟大”的帽子。

苏联解体以后，“同志”不好再称呼了，俄罗斯人不知所措，干脆称呼：男人、女人。于是，有人在喊一个人，却能引起半条街的回头率。“男人”和“女人”可以成为一种称谓，似乎是回到了对人的最本质、最普世的称谓层面，但也消解了语言的存在价值，实际上是语言的悲哀。“美女”所显示的，也是语言的滑稽与悲哀，对于用词和称谓的不加节制，有一天也许会导致中国人只能相互称“男人”和“女人”的尴尬境地了。“美女”一词的泛化体现的恰恰是语义的匮乏，以及词语尊严的下滑和人的漫不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