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社会语言中产生了许多新词，“美女”算是其中之一，因为它已经不是传统语意上的“美女”了，而是几乎泛指一切女性。“美女”一词的滥用，似乎发端于文学界，所谓“美女作家”。当从文学自身寻找价值比较艰难的时候，从语言学角度去寻找，反而显得容易些了，这也许可以算作中国文学对于语言学的新贡献吧。继女作家统统被称为“美女作家”之后，电视上每出现一位女教授，都会被称为“美女教授”。现在到商场去买东西，都会有营业员凑上来问：“美女，买什么？”

在“美女”中，“美”已经成为虚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美女”对语言学带来了新的挑战，那就是需要重新定义“美”的内涵。如果从前称美女是对女性美的赞赏的话，现在已经完全沦为一种轻薄了。而且，从前的人含蓄，似乎很少在口语中直呼一个人为“美女”，哪怕她真的是一个美女。这不是审美的个体差异问题，也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特定审美现象，而是“美”字的滥用和美女称谓的泛化。就拿文化界来说，百姓对于知识女性的面孔可能是存在着“阅读定势”的，一看没到丑的地步，“美女”一词就脱口而出了，所以，现在大家需要区分的不是谁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而是谁不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了。当特殊取代一般时，人们所做的就不是从一般中区别特殊，而是从特殊中区别一般了。

一个词汇的运用越是被泛化，意义也就越是被抽空。汉语中有很多词已经被用死掉了，属于一用就滥，一滥就死，比如文化、愿景等等。在文化界，死掉的词可能还有“大师”和“伟大”。评价一个文化人，动辄就是“大师”；评价一件文化产品，动辄就是“伟大”；一个二流作家可以被称为“大师”，一部三流小说可以被称为“伟大”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这个时代恰恰无大师，恰恰不伟大，才导致了“大师”与“伟大”词汇的泛滥。真正在大师辈出的伟大时代，“大师”与“伟大”这两个词反而是很少用的，大家在谦虚认真地思考、交流与商榷，而不是随随便便把“大师”和“伟大”的帽子一扣拉倒。只有目力不逮的人，才会到处乱扣“大师”与“伟大”的帽子。

苏联解体以后，“同志”不好再称呼了，俄罗斯人不知所措，干脆称呼：男人、女人。于是，有人在喊一个人，却能引起半条街的回头率。“男人”和“女人”可以成为一种称谓，似乎是回到了对人的最本质、最普世的称谓层面，但也消解了语言的存在价值，实际上是语言的悲哀。“美女”所显示的，也是语言的滑稽与悲哀，对于用词和称谓的不加节制，有一天也许会导致中国人只能相互称“男人”和“女人”的尴尬境地了。“美女”一词的泛化体现的恰恰是语义的匮乏，以及词语尊严的下滑和人的漫不经心。

过去100年来，人类寿命的延长，完全是因为对传染性疾病的控制——通过公共卫生、疫苗接种和抗菌治疗，由此人们才有余裕死于癌症、心脏病、中风。

科学家认为，一种疾病爆发的严重程度和四个因子有关：致命性、是否容易传染、感染多久出现症状、是否有疫苗和有效的治疗手段。即使疾病只符合其中的一部分特征，也能在人群中肆虐。如果它们满足大多数特征或者全部因素，我们需要非常加以小心。

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最有可能进化成符合这四个条件的病原体是流感。人类流感病毒很容易在人际间传播，至少在症状出现一天前就开始传染，人类需要6～12个月来制造新的疫苗，但幸运的是它们没有很强的致命性。

为什么呢？

关于病菌的传染性与毒性之间的制衡，美国进化生物学家保罗•埃瓦尔德有一个著名的假说，如果一个寄主必须四处走动才能扩散病菌，这种病菌不可能变得太凶猛。从病菌的角度来看，病菌不得不从一个宿主迁移到另一个宿主，并且它们通常不得不依赖于相对健康的宿主把它们迁移到另一个宿主上。比如流感病毒就必须保持寄主的合理健康，至少他们得能四处走动、与人握手，冲着人家的脸打喷嚏。所以流感病毒一般是比较温和的，除非寄主本身的身体有问题，比如怀孕、心脏病或者免疫系统太弱。

当然，还有另一种例外——如果在一个人群拥挤的场合，一个病到毫无行动能力的人也能轻易地把病菌传到新的寄主身上，病菌毒性的刹车就会失灵。自然选择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更具有侵略性、更能造成破坏的病菌。它们的毒性也会愈演愈烈，直至毒株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杀死寄主而不必受到任何惩罚——新的寄主就近在咫尺。

埃瓦尔德认为，1918年大流感就是在“一战”西方前线战事的特定条件下进化出它的致命毒性的。1918年春天，第一波流感在美国爆发时还是相对温和的。不久，病菌随军队船只传播到欧洲，在“一战”的战壕、医院、前线火车、卡车上（在这些地方，伤员和病患一起运送，没有移动能力的人身上的病菌一次次感染健康的人，整个系统就是一个巨大的病毒传递服务）迅速升温至致命的毒性。病毒的毒性达到什么程度呢？按照当时的记录，早上生病，晚上就已经奄奄一息。一般流感病毒的致死率是千分之一，1918年大流感则是1/40。不久，病毒离开西方前线，在全球各地爆炸，造成全球5000万人口死亡。

他认为，那场大流感的爆发和演变，不是几种动物流感病毒的随机组合，而是遵循了一种可预测的物竞天择的进化原则。人们一般以为进化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事情，需要百万年的时光。但事实上，进化也可以发生得很快——尤其对微生物而言，比如在几个星期之内发展出抗药性。因为它们分裂得很快，能快速产生变异，与不同成员交换基因信息。每一次迭代中，最能适应传播的病菌会得到传播。所以，自然选择会推动这种病菌进化出更有效的传播手段，从而更适应人类寄主。

从这个角度来说，流行病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人类流行病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条件允许它们进化。是我们，而不是自然，创造了环境，允许这些致命病菌的进化和攻击。

比如，正是在亚洲分布广泛的养鸡场，数百万的鸡挤在“疾病工厂”的状况下，甲型H5N1流感获得了强烈的毒性，成了复杂而高效的杀鸡机器。

“一战”前线作为一种人类“疾病工厂”大概很难再在历史上重现，但这些巨型工业化饲养场作为致命病菌的天然孵化器（在那种拥挤的状况下，最无害的细菌也能迅速进化出剧烈的毒性），仍然是现代社会巨大的威胁。事实上，很多病毒学家呼吁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饲养动物的方法，而不是如此拥挤地放置于巨大的工业化农场。

长久以来，人们都把脂肪当作健康的“大敌”，尤其是饱和脂肪被认为是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因素。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是，脂肪的摄入应该占每天总能量摄入的30%以下，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应该在10%以下。

而最近《柳叶刀》杂志上发表的一项大型研究似乎“颠覆”了这一观念。这是一项前瞻性的大型研究。研究者从世界5大洲的18个国家，选择了高中低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区，共招募了超过13.5万名志愿者，通过统计他们的饮食习惯来计算营养组成，并在此后的多年（5.3至9.3年）中，追踪他们的死亡以及心血管疾病发病情况。

基于对这些数据的分析，研究者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两篇论文。
一篇论文是关于蔬菜、水果和豆类的影响，其结论没有新鲜的地方，大致就是每天总共4份左右（375到500克）这三类食物对健康好处明显，进一步增加摄入量带来的好处不大。
而另一篇论文则是关于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对心血管健康以及死亡率的影响，结果是，脂肪摄入量和种类，跟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以及死亡风险都不相关；与脂肪摄入量最低的那一组相比，摄入量最高的那组整体死亡率、中风以及心血管疾病之外的死亡风险还要低一些。而碳水化合物的影响则相反，碳水化合物摄入量高的那一组比最低的那一组，总体死亡率高28%，而对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和导致的死亡率则没有影响。

在发表这两篇论文的同时，《柳叶刀》杂志还发表了一篇评论，认为这项研究“挑战了健康饮食的定义，但关键问题并没有解决”。在这篇评论中，作者认为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补充了中低收入地区饮食与健康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加深了“饮食与健康”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但是，评论作者并没有赞同研究者的结论，而是指出了以下三点：

第一，在这项研究中，饱和脂肪和单不饱和脂肪的主要来源是动物食品（肉和奶制品）。除了脂肪外，这些食品也是锌、铁、维生素K、维生素B12等微量成分的良好来源。而在脂肪摄入量低（从而碳水化合物摄入量高）的人群中，这些营养成分的摄入可能是不足的。所以，“脂肪降低死亡率”这个调查结果，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富含脂肪的这些食物营养密度高，解决了这些食物摄入量低的人群某些微量营养成分的缺乏”。

第二，在这两篇论文中，一篇的结论是“碳水化合物摄入量高增加了死亡率”，另一篇的结论是“蔬菜、水果、豆类摄入量高降低了死亡率”。但是，蔬菜、水果和豆类，都富含碳水化合物。也就是说，不同种类的碳水化合物对于健康的影响需要分开讨论，比如添加糖、精制碳水化合物和粗粮。

第三，混杂因素会影响到结果，尤其是人们的健康意识。比如在欧美发达地区，人们有更好的健康意识，从而可能有更多对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比如遵守医嘱、合理的睡眠、控制饮酒、食用“推荐的食物”等等。而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地区，人们接受的健康生活指导会少一些。所以，评论作者认为，人们的健康意识，可能是这项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混杂因素。

“蚁族”这一新生名词迅速成为社会上流行的词语，因为它隐喻了社会的变革发展中正在形成的重要问题，即教育在个人的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所具有的效用与价值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中，平等开放与普适化的教育是社会个体成员获取社会地位与资源，获得向上的社会流动的基本途径，青年学生通过接受教育，积累知识、技能、经验与才干等人力资本，使自己在职业变换、居住迁移、身份地位的改变等社会流动的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将会是一个更为开放的平等社会，然而现如今“蚁族”的出现和蔓延，或明或暗地表述了另一种事实与逻辑。它反映了在当今社会流动与地位获得的过程中，教育所铺架的向上流动的梯桥出现了明显的短路和断线。

在现代社会中，相对于金钱财富、权势身份以及关系网络，教育更有助于开放平等的社会流动与地位获得，也是社会中间阶层得以形成壮大的重要条件。但是教育的这些效用的实现是有条件的，相比而言，钱财、权势和关系的向上流动效用，依赖于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的需求与交换，靠的是在这样的需求与交换基础上所形成的市场。【①】存在着交换的可能，形成了这样的市场，他们【②】可以推动向上的流动与地位资源的获得，【③】这样的一个市场缺少合理的规则和公正的秩序。

但教育效用的实现则不仅需要有体现教育价值的和力资本的市场，更需要有掩护与保障市场公正的规则与机制。这些规则与机制包括公正开放的市场竟争规则、公平合理的收入公配机制以及完善健全的福利保障制度，缺少了这些，教育所累积的人力资本，将难以实现其应有的竟争能力，教育所产生的收入回报也将难以得到稳定的增加和提高，最终的向上滚动和抢位获得的功能效用将难免大打折扣，那么，在不断的社会流动五阶层重构的过程中，教育所拥有的促进社会平等、培育社会中间阶层和建构社会理想与价值的功效和用用无疑的靖然失色，以知识技能见长的新兴阶层也终将难以成为支撑起社会中间阶层的稳定和坚实的社会力量，对比需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与清醒的认识，在改进教育体制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切实地完善和健全相关各方面市场与社会的规则和机制。

现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相声明显竞争不过小品。为什么呢？

我想，主要的原因，在于现代相声在思想性的追求上有些落伍，整体上不如小品的思想性深刻。

按说，相声艺术发展到今天，在艺术上已经相当成熟了，说学逗唱的功夫和技巧，应该不会比小品逊色多少。小品是舶来品，直接借鉴了西方许多艺术手法，尤其在思想性和哲理性上独领风骚，这是它顺应时代风尚，后来居上的首要原因。

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的整体素质和文化修养普遍提高，人们的审美层次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以往仅仅有趣的艺术形式已经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在追求艺术享受的同时，还追求思想的升华和哲理的启迪，追求“有益的”教诲。这“有益的”，不能理解为政治说教，也不能理解为道德说教，它更多地倾向于知识和哲理，倾向于生活中的真理。

每年的春节联欢电视节目中，那些艺术性和思想性俱佳的小品总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它值得人们花费时间和精力来欣赏。人们在观赏的同时，心灵得到了陶冶，智慧得到了启迪。相反，那些显得有些粗俗，仅仅为了逗得观众一乐的小品，往往并不能赢得广大观众的青睐。

有人说，中国人接受了几千年的说教，现在都有点厌烦了，艺术应该向纯艺术的方向发展。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觉。中国人是受了几千年的说教，这不假，但那是什么样的说教呢？如果是违背科学，违背真理的说教，不要说中国人，更不要说现代的中国人，就是外国人不是也同样反感吗？但说教并不意味着就非要违背科学，违背真理，它不许传播科学、弘扬真理、启迪人生的智慧吗？人们心中排斥的，只是虚伪造作无用的说教，决不会排斥真、善、美的教诲。向往真理，探究生活的哲理，是人的本能，什么时候也不会改变。

这几年，哲理故事逐渐流行于故事刊物中，为仅仅有趣、出奇的故事注入了一针强心剂，重新拉回了大量的读者，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大量的哲理美文，正风行于网络和各种期刊中，也是一种佐证。它证明人们永远不会拒绝真、善、美的艺术熏陶，不会拒绝有益的启迪。

所以，我愿意为说教争鸣，愿艺术永远不要脱离主题，脱离它该有的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