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卫计委统计，2016年1-11月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出院人数达19912.9万人，同比提高7.7%。其中：医院15392.5万人，同比提高8.5%；基层医疗卫生机构3618.6万人，同比提高3.6%；其他机构901.8万人。医院中：公立医院13080.0万人，同比提高6.2%；民营医院2312.5万人，同比提高23.5%。

2010年，我国医院总数为20918家，较上年增长627家，医院接待诊疗20.40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18亿人次，综合医院接待诊疗人次占全部医院接待诊疗人次的74.1%，是位居第二的中医医院诊疗人次的4.6倍。

2012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3540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7118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52.6%，比上年末提高1.3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为1635万人，出生率为12.10‰；死亡人口为966万人，死亡率为7.15‰；自然增长率为4.95‰。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70（女性＝100）。

为全面掌握我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以下简称R&D）活动情况，国家统计局、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国防科工局于2009年联合开展了第二次全国R&D资源清查。清查对象是国民经济中R&D活动相对密集行业的法人单位。现将全社会R&D主要指标公布如下：
2009年全国R&D人员318.4万人，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48.9%；女性人员78.9万人，占24.8%。

2009年按实际工作时间计算的R&D人员全时当量229.1万人年，其中研究人员115.2万人年，占50.3%。R&D人员全时当量是2000年的2.5倍。

按活动类型分，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16.5万人年，占7.2%；应用研究人员31.5万人年，占13.8%；试验发展人员181.1万人年，占79.0%。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分别是2000年的2.1倍、1.4倍和2.9倍。

2009年全国R&D总经费5802.1亿元，比2000年增长5.5倍，年平均增长23.0%。R&D经费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1.70%，比2000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

按活动类型分，基础研究经费270.3亿元，占4.7%；应用研究经费730.8亿元，占12.6%；试验发展经费4801.0亿元，占82.7%。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分别是2000年的5.8倍、4.8倍和6.9倍。

按东、中、西部地区分，东部地区工业企业R&D经费2759.4亿元，占73.1%；中部地区工业企业R&D经费668.8亿元，占17.7%；西部地区工业企业R&D经费347.5亿元，占9.2%。

据国家卫计委统计，2016年1-11月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出院人数达19912.9万人，同比提高7.7%。其中：医院15392.5万人，同比提高8.5%；基层医疗卫生机构3618.6万人，同比提高3.6%；其他机构901.8万人。医院中：公立医院13080.0万人，同比提高6.2%；民营医院2312.5万人，同比提高23.5%。

2003年8月，杰出舞蹈家杨丽萍在昆明推出了歌舞剧《云南映象》，《云南映象》提出了一个新词：原生态。2004年，文化部开始征用这个概念，制订和实施抢救性文化挖掘计划。2006年央视举办第12届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增设原生态组比赛，而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更是高举“原生态民歌”的旗帜，成为媒体竞相追踪的焦点。经过三年的培育，“原生态”已成为最热烈的文化时尚。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原生态已变得如此稀缺珍贵，以致它成为21世纪人们主要致力开发的资源。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歌舞极易失传，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而这种挖掘还必须依赖市场和商业的支撑；但这种草根艺术一旦被票房控制，其质朴纯真的原生状态便会荡然无存。另一方面，维系原生态文化的前提，就是维持它赖以生长的民族（地域）的自然与文化空间，而这势必跟原住民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渴望发生激烈冲突。

我把这种由正题推演出反题的逻辑命题，命名为“杨丽萍悖论”，它来自杨丽萍《云南映象》的启示。这个歌舞剧首次向我们展示了原生态文化的强大魅力，但它被开发出之后，必将失去原生活力，退化成僵死的橱窗标本。一个著名的前车之鉴，就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歌舞。它是80年代的原生态品种，但经过20多年的旅游开发，已被市场之手打造得面目全非，沦为商业艳俗文化的反面样板。

“杨丽萍悖论”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今未能解决各国在遗产申报中出现的悖论现象。在旅游局、文物局和环保部门之间，保护和开放的博弈经久不息，文官们的相互抱怨和指责，回荡在21世纪中国的文化开发现场。

与“杨丽萍悖论”相似的是“嬴政悖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废除六国，建立“车同轨”和“书同文”的技术—文化体系，无疑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并为秦帝国三大战略工程——长城、阿房宫和墓室的建造提供了最广阔的资源，但它同时也是区域文明的严酷杀手。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强大发达的吴越文化、楚文化和蜀文化等，毫无例外地遭到了致命的摧毁。而区域文明的死亡，则反过来激发了地方贵族的反叛欲望，加剧了帝国的行政危机。

在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将继续面临各种文化悖论的困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新建筑浪潮，令中国的大中城市迅速完成旧城的硬件改造，现代化的生活梦想，变得唾手可得，但它同时也摧毁了城市历史脉络，令文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并瓦解了人与城市的内在和谐，造成了梦的永久性破裂。这种任何权力都无法解决的悖论，应当以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来命名，因为正是这枚梦式“巨蛋”，充分表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