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火爆一时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还是深受年轻观众喜欢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抑或是“故宫淘宝”上那些妙趣横生的文创产品、故宫微博上那些“萌萌哒”的“段子”……进入网络时代，故宫仿佛开始了“逆生长”，不断以新的方式，走进公众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古建筑群、院藏文物和专家学者的智力资源，是故宫博物院独具特色的资源。如何让这些资源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故宫给出的答案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公众”。再珍稀的文物，也是为人而保存；再高深的学问，也是为人而研究。“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千千万万的今人与后人。

正是抱持着这样的目的，故宫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年轻一代。从“故宫萌物”系列文创产品，到人见人爱的“故宫猫保安”，再到各种令人________ 的《上新了•故宫》，紧扣年轻人的笑点、兴趣点，故宫告别了________的形象，在撩拨时代心弦的过程中一点点走近年轻人，血脉筋骨也为之舒活。

年龄的“跨界”填平文化的代沟，更多的跨界催生无数意外的惊喜。正在打造中的“数字故宫”，不仅注重博物馆与社会的融合，更把多学科的跨界融合、传统技艺和现代科技的跨界融合当作追求，塑造博物馆的新形态。一旦这些“完美碰撞”擦出火花，故宫就“活”了起来、“火”了起来，产生1+1远大于2的效果。我们欣然看到，这种“故宫模式”近年来已经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国内文博机构，甚至在年轻一代中引发了报考故宫博物院以及大专院校文博专业的热潮……
2020年是故宫600岁生日，“把一个壮美的故宫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是故宫孜孜以求的目标。我们“交给下一个600年”的是一堆冰冷的文物，还是一个涌动着鲜活生命力的文化存在？对于所有从事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人来说，这是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

人类是地球生物圈中的一员，作为有智慧的生物，人类从这个生物圈中受益很多，用野生植物做药物就是其中之一。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每年有40%的药物来自野生植物的提取物。这里还未包括古老民族都有的传统疗法：直接用野生植物做药，中医的草药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你牙疼，西医解释为细菌感染，用杀菌的消炎药治疗；中医却解释为“上火”，用清热的草药治疗。无数实践证明两种方法都有效，但哪种解释有道理，人们的看法就大相径庭了。

用高倍显微镜可以看到造成发炎的细菌，因此人们不怀疑西医的科学性。但是，中医说的“上火”，却令人难以解释。于是有人就把中医斥之为“不科学”。事实上，只是因为中医的道理更深奥，过去的条件不成熟，无法理解它而已。

中医体系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得以初步建立。公元前5世纪的扁鹊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医学的最高成就，他所采用的切脉、望色、闻声、问病四诊法和当时广为流行的砭石、针灸、按摩、汤液、手术、吹耳、导引等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战国晚期出现的《黄帝内经》是当时医学的集大成著作，它第一次提出了脏腑、经络学说，成为日后中医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采用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处理医学中各种问题的总原理，为临床诊断提供了理论说明。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中医的科学性，正如英国《自然》杂志主编坎贝尔博士所说，中国古代科学方法重视从宏观、整体、系统角度研究问题，其代表是中医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学习。

归功于人们对基因复制和蛋白质制造过程越来越多的知识，现在的医学界已经认识到，人类的疾病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些制造过程有关。细菌或病毒能致病，是因为它们可以侵入细胞，影响这些复制或制造过程。当前化学家们在研究分子自复制和自组装过程，溶液的物理化学性质，如成分、浓度和酸碱度等，也会影响这些过程。比如烟酒过度后，溶液的物理化学性质会变得有利于细菌或病毒侵入后非正常复制或制造过程，因而致病。溶液的物理化学性质的这种状态，就是中医说的“上火”。在服用了中药后，溶液的物理化学性质变得不利于细菌或病毒侵入后非正常复制或制造过程，因此逐步恢复正常。

目前，解开中草药科学原理之谜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正需要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实验，直接观察中药是如何影响细胞的物理化学性质，并进而影响基因复制和蛋白质的复制和生产。实现这种观察有不少技术上的困难，需要中医、西医和化学、物理学家们通力合作才能解决。

但是，当这个谜解开后，中医的每一点并不一定都可以用西医的理论来理解，反之亦然。中医把人这个复杂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和治疗，西医则从微观结构来观察和治疗人体。按照物理学的说法，这两种观点是互补的，每一种都是对另一种的补充，每一种都没有包含全部真理。因此，最好的医学应该是中西医相结合的医学。

“市民杨女士去茶馆打牌后遗落5000元现金，服务员帮忙收起来并归还，杨女士因此拿出了200元表示感谢，没想到服务员收下了。事后杨女士认为服务员这种行为不对，打电话给报社希望曝光。这样的‘客气’与‘不客气’，你怎么看？”海南《南国都市报》12日在微博上发布的这一调查引发了网友关注。在超过3.7万次转发与过万次评论中，绝大部分网友都认为在失主主动的情况下，收取酬谢这一行为是正确的。

网友之所以一边倒地支持收取酬金的行为，一方面是基于我们所面临的道德现状。虽然近来涌现出不少道德模范人物，但道德滑坡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好人难做”的语境下，拾金不昧已是一种稀缺的品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苛求拾金不昧的成立，况且还是失主的主动行为，在法律上这是一种赠与行为。也就是说，服务员收下酬金，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合法。

……。时光倒退几十年，“做好事不留名”是一种社会共识，倘若有人拾金不昧要求收取酬金，必然遭到社会舆论的批判。再往后，人们对“做好事不求回报”这个命题产生了动摇，一些不同的声音开始响起。而至今日，绝大多数人认可收取酬金，包括在法律层面鼓励有偿做好事——我个人认为，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不仅是从当下社会道德严重滑坡中得到的一种教训，事实上也是一种理性和常识的回归。

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绝大多数人都是不完美的，都有利己的一面，而人又是可以改良和引导的，正是因为人是可以改良和引导的。正是因为人是不完美的，所以才需要有道德约束，才需要制度上的激励和社会舆论的反馈，甚至包括利益上的奖惩，来激发人性向善的一面，抑制向恶的一面。如果我们先假定人性是完美无瑕的，道德只是一种本能，不应附带任何条件，那么很容易陷入一种“道德原教旨主义”，即把道德绝对化、空洞化，认为道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是，怎么来解决道德本身的问题呢？

呵护行善者的利益诉求，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也是推动社会前行的一种正能量，某种意义上说，这比个体某一次的拾金不昧更有价值。因为人人都可能是一个行善者，也可能是被助者，只有在这种相互宽容和理解的社会氛围中，道德的成长才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做好事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一般人常常以为，对任何问题不求甚解都是不好的。其实也不尽然，我们虽然不必提倡不求甚解的态度，但是，盲目地反对不求甚解的态度同样没有充分的理由。“不求甚解”这句话最早是陶渊明说的，他在《五柳先生传》中写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人们往往只抓住他说的前一句话，而丢了后一句话，因此，就很不满意陶渊明的读书态度。

应该承认，好读书这个习惯的养成是很重要的。而读书的要诀，全在于会意。对于这一点，陶渊明尤其有独到的见解。而真正的会意又很不容易，所以陶渊明只好说“不求甚解”了。可见，这“不求甚解”四字有两层含义：一是劝诫学者不要骄傲自负，以为什么书一读就懂，而实际上不一定真正体会得了书中的真意，因此还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只是不求甚解为好；二是劝诫学者不要太固执、咬文嚼字，而要前后贯通，了解大意。这两层意思都很重要，值得我们好好体会。

在这一方面，古人的确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诸葛亮就是这样读书的。据王粲《英雄记钞》，诸葛亮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一道游学读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看来诸葛亮比徐庶等人确实要高明得多，_______________观其大略者往往知识更广泛，了解问题更全面。

当然，这也不是说读书可以马马虎虎。观其大略同样需要认真读书，只是不死抠一字一句，不因小失大，不为某一局部而放弃整体。宋代理学家陆象山语录言：“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这也是不因小失大的意思。所谓“未晓处且放过”，不是说未读懂的地方就放过不理会了，而是暂且放过，最后仍然会了解它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