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陵兰年平均气温在0℃以下，最低可达-70℃，冰雪覆盖面积占整个岛屿的81%，这么寒冷的一个地方，实在与它绿意盎然的名字不相符（“格陵兰”意为“绿色土地”）。随着气候变暖，格陵兰的冰川逐渐融化，冰融水沿着冰川裂隙向下流动，形成深坑，就像一口口锅，称为冰川锅穴。这些锅穴大小不一，大的可达10米宽，上百米深，一直延伸到冰川底部，甚至形成冰川洞，可能导致整个冰川崩塌。

格陵兰无疑是地球变暖的“前线”。冰川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格陵兰可以作为地球上的一个气候指示器。北极的冰川储存着气候的信息，通过冰芯我们可以测定冰川的年龄及其形成过程，还可以得到相应历史年代的气温和降水资料。冰雪中含有三种不同的氧同位素，因此，如果在格陵兰的冰帽上打钻，测量冰芯中的每个冰层的氧-18比例，就可以得知格陵兰每一年夏季和冬季的气温变化。

“从现有的可靠测量来看，格陵兰岛正快速消融。”丹麦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安德斯·波克这么认为。2011年，他在哥本哈根北极研究所的档案中找到一些老旧飞行日志，其中有关于北极附近冰川的观察记录。几乎同一时间，丹麦国家调查局在清理地下室时发现一批旧图片，这些图片是极地探险家克努兹·拉斯穆森1933年到格陵兰进行第七次极地探险的记录。波克和同事将图像数字化，并用软件对比格陵兰岛东南部海岸线，查看其中的不同之处。波克说，20世纪30年代冰川融化得比现在快，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冷却期，这期间形成了新的冰层，但在2000年又开始加速融化。
“20世纪90年代，格陵兰岛的冰川差不多能达到平衡状态（即降雪和融化、冰裂相等），但现在的总质量亏损超过3000亿吨/年。如果按照每人一年使用4万升水来计算，这是地球上人们一年的用水量。按现在的趋势看，这个数字还在上升。”波克认为，“从最新研究来看，海洋在冰川的消融中起着关键作用，暖流一经过已经破裂的冰川，大面积的融化就会发生，这和气温升高共同导致冰川融化。”

格陵兰气候变化几乎决定着当地以捕猎为生的土著的去留。岛上主要的陆地哺乳动物有北极熊、麝牛、驯鹿、北极狐、雪兔、貂和旅鼠，附近水域中主要有海豹和鲸，它们过去是岛上因纽特人的主要食物来源。到了20世纪初期，海水温度上升使海豹几乎在格陵兰南部绝迹，后来气候转冷，大群海豹才又现身。而现在，因为浮冰融化，依赖浮冰捕食海豹的标志性动物——北极熊的生存也出现危机。

①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算法”的时代。我们究竟应该买什么东西、看什么新闻、去哪里上学……在作出这些决策时，我们通常会遵循算法的指引。算法让我们完成过去难以完成的任务，还能为我们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②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对算法进行有效规制，让算法的好处得到充分发挥呢？有专家认为，必须让算法实现透明化；另一些专家认为，应该让算法可以被共享。这些观点在操作中面临的困难很大。以算法的透明性为例，尽管很多人都呼吁将算法公开，以便其被监督，但这很不现实。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说，算法是核心资产。强行要求将这些算法公开，是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一种侵犯。另一方面，由于很多算法十分复杂，就算被公开、被共享了，要想对它们进行有效的监管，会面临很高的成本。由此，需要探索一条更为有效的路径。

③虽然，现在很难有一套完整的、明晰的算法规制思路。不过，有两条原则可以被参考，分别是：“将人的事情留给人，将算法的事情留给算法”，以及“用规制人的思路来规制算法”。

④先看第一条原则。在很多情况下，算法本身只是一种工具，要负责任的应该是人。例如，一些电商平台利用算法对用户进行分级，然后根据分级状况决定商品的销售价格。这就是价格歧视，要对此负责的是人，而非算法。

⑤再看第二条原则。很多人认为算法是一个黑箱，不知道里面的运行机制，因此难以被规制。这听上去有道理，但却存在纰漏。教科书上算法的定义是，为解决特定问题而规定的一系列操作。据此，人为了解决问题而进行的思考也是一种算法。虽然机器的算法很复杂，但至少我们还知道它所应用的编程语言和编程原则；而对于人脑中的算法，尽管我们已经研究多年，但却始终不了解其使用的“编程语言”，尽管如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人的行为进行规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类似的思路来思考对算法的规制呢？

⑥按照这一思路，举例来说，如果要指挥电工安装灯泡，一种思路是，在一边观察电工，一有问题就纠正。但这个思路成本很高，还会损害电工的积极性。另外一种思路是，告诉电工“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若安不好，就要赔钱”。电工同意后，他一定会仔细地把灯泡安好。

⑦其中的道理在于，我们通过调整电工的支付状况，让他自身的利益和我们达成了一致。在经济学上，这被称为“激励相容条件”。对于算法规制而言，规制者只要设法调整算法的输入目标，保证它和我们想要的目标一致，就可以引导它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照相术传入之初，被认为是“妖术”，能“摄取灵魂”。国人对于照相误解颇多，甚至引发了中西冲突。为此，有照相馆宣扬拍摄照片能摄去“衰运”，由此吸引了大批民众。当然，照相馆真正发展，还得依赖科技知识的传播和照相馆自身务实的探索。

中国在照相馆开办时大都强调“中西结合”。1891年，上海致直照相馆在《申报》上将自家特色“广而告之”，表示“巧设山石树林，曲栏园庭……仙客名媛、僧道剑侠，一应俱全”。照相馆拍照理念也被中国人引进，如1930年英国摄影学者古罗斯沙关于照相馆运营的论述，其中在如何抓拍顾客最自然的表情方面，他认为摄影师要“做一个深邃的观察者”，最重要的是“要有诚恳的态度”。

照相馆的名字最初多包含“昌”“泰”“福”等字，而且照相馆专注写实，主要拍摄肖像、个人与家庭留念照以及团体合影，因此“真”字也为商家青睐，成为晚清民国照相馆名字选用最多的汉字之一。追求馆名与中国传统意蕴的同进，这些照相馆开始追求画面的意境之美，在灯光运用、背景道具、人物姿态、表情抓拍等方面，摄影师在模仿西方摄影造型的同时，又把中国人所认同的庄重、内敛、隐逸等精神追求融入照片拍摄和制作中，从而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照相馆审美范式。

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照相从实用转向时尚，照相馆名也越来越有国际范儿，出现“派拉蒙”“维也纳”等馆名。社会名流尤其是明星如周璇、胡蝶等人的照片，成为都市风尚，普通百姓竞相效仿。照相馆印制大量明星、权贵肖像进行商业销售，并在大众出版物上刊登，在普及通讯摄影术的同时，其所代表的时尚品位和审美情调，也引领大众社会生活走向近现代化。

照相馆发展的同时，人们对理想肖像的期待从未停止，事实上，中国译介出版的第一部摄影专著《脱影奇观》的广告中，就明确表示照相术可以“再造容颜”。这首先要依靠化妆，接着是“整修”，有如今天的PS，在拍完照片进行冲印的过程中，美化照片。后来，这项业务蔚为壮观，通过“PS”改头换面以至于亲娘难认。有人讽刺曰：“你瞧，这是照‘像’呢，还是照‘不像’呢？”

此后，时代剧变，日军侵华及国内战争给中国照相馆业带来严重破坏，20世纪50年代末“公私合营”后，传统私营照相馆正式终结。改革开放后，乃至数码技术几乎一统天下的今天，照相馆仍然存在，但其精神内核已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