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民航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577.44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7.2%。其中旅客周转量403.53亿吨公里，增长12.2%；货邮周转量173.91亿吨公里。

2011年，国内航线完成运输周转量380.61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10.2%。其中港澳台航线完成12.64亿吨公里，增长9.1%；国际航线完成运输周转量196.84亿吨公里，增长2.0%。

2011年，全行业运输收入水平为5.83元/吨公里，同比增长0.56元/吨公里，其中国内航线（不含港澳台航线）6.91元/吨公里，同比增加0.69元/吨公里；港澳台航线7.58元/吨公里；国际航线3.68元/吨公里。

2006年末，福建省全省常住人口为3558万人，其中，男性人口1797万人，女性人口1761万人。全年净增人口23万人，比上年增长0.65%，自2000年以来，人口总量持续保持低速增长的态势。

某社区通过随机发放问卷的方式对社区居民的业余生活进行了调查，问卷回收率为96.7%，在所有回收的问卷中，18岁及以下居民40人，19—36岁居民440人，37—59岁居民380人，60岁及以上居民107人，调查结果如下表所示：

技术塑造全新的理论范式。大数据技术给公共管理带来了一场新的范式革命，这场范式革命表现在：第一，方法论范式的转型。大数据借助于云平台而具有数据搜集、分析、管理、挖掘和重组的功能，以及基于多类型数据和海量数据的预测功能，从而形成一整套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方法。此类方法在大数据技术诞生前是完全没有的。其数据能实时更新，且接近于全数据，因此被广泛运用于恐怖主义研究、移民研究、战争与冲突研究、国际反腐败研究等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和技术，传统的管理方法如定性和定量研究、比较分析、案例分析等基于“小数据”的研究方法，将更多地为数据挖掘、全数据分析等全新的研究方法所代替。简言之，“大数据+”开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技术和新方法。第二，研究思维范式的转型。过去的案例研究、样本研究体现的是数据“精确性”思维、因果关系思维和定性思维，而借助于大数据技术，现已转向“量化”思维，即以全数据为目标的思维，以“混杂性”思维为形式，以量化数据值之间的“相关关系”为核心内容。单纯的“计算社会科学”也并不完全反映“量化”思维。第三，研究对象的转变。大数据技术诞生前，公共管理的对象是人及其相互关系。人既成为管理对象，也成为管理的工具，结果是人成为管理者的“被管理者”。大数据的公共管理对象是人所有活动所产生的数据，目的是用数据及其产生的价值来为人服务，体现了人本主义管理思想。第四，绩效检验方式的转变。此前，绩效检验的目的是以政策的落实和政策对人发挥规制作用来衡量，但政策是否科学则容易被忽视，而且，往往采取刚性强制手段。就是说政策确实发挥了作用，但人也可能因强制而对政策产生抱怨，甚至有些情况下有些人成为反政策的一员。大数据条件下的绩效检验则强调技术对人的所有社会活动产生的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最终使数据通过服务于人来体现其价值，使人在享受价值服务的过程中自觉维护良好的秩序。
从具体的实践层面看，也有了变化。第一，大数据技术使公共管理的实践内容从流量管理向数据管理转化。传统的公共管理尤其强调流程的重要性，这主要是基于行政的科层体制。但在实践中，这会慢慢演变成流程的刻板化，效率日趋下降，甚至影响流程的合法性。而大数据技术则专注于对管理对象的数据收集、分析，它管理的对象是数据，核心是对数据进行处理。第二，大数据使公共管理的实践从事后机械应对转向智能化预先治理。传统的方式，无论是管理还是治理，都是出现了问题才采取措施。即便有所谓的预防性治理或预防性管理，也常常非常盲目，甚至可能没有任何针对性。因此，其典型特征就是事后的机械性。大数据条件下则截然不同，其核心就是预测。它通常被视为人工智能的一部分，是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的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它是建立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基于某个人的主观判断。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高性能计算机领域存在的没得用、不适用、用不起的严重问题制约着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总体来看，我国的计算机比国外落后十几年，高性能计算机用户群窄小，只应用在科学计算类的“象牙塔”中，对各行各业的迫切需求的适配性很差，更没法大面积推广，没法形成产业。
为此，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成立了智能中心，着力发展既要“顶天”更要“立地”的高性能计算机，即“曙光”高性能计算机。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智能中心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地按照“863”计划“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的宗旨来发展曙光机，其内涵是：系统地发展机群架构技术体系，使得曙光机的计算速度不断提高、适用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机器台数不断增多。这也是“曙光”之路的“三叉戟”——性能、应用和产业。
这一时段，在国外封锁的条件下，高性能计算机只为“两弹一星”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提供支撑。但因本身起步比国际上晚，加上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这些机器的研制大都耗费了较长的研制周期（如DJS系列、757机、“银河-Ι”），成果也不可能实现商品化、产业化，不过，对打破国外的封锁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曙光一号”诞生后仅3天，西方国家便宣布解除10亿次计算机对中国的禁运。
21世纪初，随着国内各行各业对高性能计算的需求急剧增加并呈多样化，以及改革开放的浪潮，很多国外高性能计算机品牌（如IBM、HP等）涌入中国市场，在民用市场形成了垄断地位。当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技术和产业水平发展起来后，西方国家开始从产业链条与技术层面进行遏制。意识到严峻局势，智能中心决心走上引领创新之路。“曙光”“神威”“天河”都开始自主研制高性能处理器和加速器，用自己的核心部件构建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2010年6月，“曙光6000”系统排名世界第二，从此拉开中国高性能计算机持续占据超算排名前三甲的序幕。“神威·太湖之光”系统更是排名世界第一。
正是因为在技术和市场两方面都具备了能与国际巨头媲美的实力，对很多行业应用性能更高、价格更便宜、功耗更低，中科曙光成为国内第一家以高性能计算机为主业的上市公司。曙光机群高性能计算机强力竞争，也彻底改变了由国际大厂商制定的游戏规则，迫使国外的一些大公司也不得不采取“跳楼价”销售。目前，高性能计算在我国科研单位、大学基本实现了普及。但相比研制，更高性能计算机推广应用的历程却更加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