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柴油一直被誉为是减少我们对化石燃料依赖的可能的解决办法。目前大部分采用生物柴油的车辆使用的都是经过再加工的食用油，这种生物柴油的原材料非常昂贵，而且也很稀缺，因此很难进行大规模商业生产。如果生物柴油想对现实生活产生不可磨灭的真正影响，它就必须直接来源于植物。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生产价格低廉的植物生物柴油的化学过程很快就会变成现实。

最近通过大肠杆菌进行的试验表明，这种细菌可能是把植物成功转变成生物柴油的关键。利用植物切实可行地生产生物柴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迄今为止还没有用植物大规模生产这种燃料的可行方法。大肠杆菌能把植物糖分转变成脂肪酸衍生物，一种与肥皂类似的化学物质，是一种行得通的燃料的好前体。但是科学家还不确定这种细菌是否具有可供大规模生产的足够的化学“能力”。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了相关研究，他们想看一看大肠杆菌在把糖转变成脂肪酸衍生物方面是否存在理论上的“限制”，例如这种细菌是否有能力将常规植物转变为“燃料”。相关研究报告称，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研究人员表示：“好消息是大肠杆菌制造脂肪酸衍生物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超强能力，它能以极高的速度把糖转变成燃料。”

但是这一过程受到细菌的严密控制，因此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大肠杆菌。科研小组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并在实验室环境下隔离了产生脂肪酸衍生物的分子机制。他们说：“我们想弄明白是什么限制了大肠杆菌处理糖的能力。我们正在询问的这个问题就像是什么限制汽车的速度达到每小时150英里的问题。”

我们发现，大肠杆菌限制脂肪酸衍生物产生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阻止这种物质对它造成伤害。它采取的“防御措施”非常有效，但是研究人员已经开始研究如何能让这种细菌产生更多脂肪酸衍生物。如果研究取得成功，生物柴油将会突然从一个传奇转变成切实可行的商用燃料。

科技对学术进程影响巨大，影响中国学术进程的科技活动，有三个重要的关键点，一是纸的发明，二是印刷技术的普及，三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异军突起（古籍数字化为其中之一）。前二者对学术的巨大作用已被历史证明，现代信息技术左右学术的趋向也初露端倪。

不过，人们在认识科技与学术的关系时，往往关注积极方面。比如人们认为纸张的发明和应用，促进了书籍的出版和文学的繁荣；汉末魏晋时期纸张取代简牍极大地促进了知识普及和文化传播。雕版印刷的积极作用也被充分认识。两宋时期的刻书最大限度地促进了教育文化传播，并且作为一种产业加速了商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都市文化的布局，对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_______________。不讲或少讲并不等于不存在，事实上早在北宋，苏轼等人已经开始思考印刷流行对文人的影响。苏轼认为，书籍多且易得，反而使记忆力衰退。对此问题，叶梦得亦颇有体悟。其《石林燕语》指出刻本书籍广泛传播后的两个弊端：一是读书人诵读灭裂，和苏轼的担忧相同；二是刻本流行后，其据以刊刻的刻本反而不被重视，导致讹谬之处无法刊正。

古籍数字化与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一样，虽然也对学术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却是历史的必然，无可逆转。根据历史经验预测数字化进程，可能有两个特点：一是数字化古籍最终取代纸本书籍，二是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从历史来看，纸书取代简牍，印刷取代抄写，都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经济成本的降低需要技术改进的支持，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比如纸张起初很稀有，只有特权阶层才能享用，随着技术改进、成本降低，纸张才逐渐普及。二是因为观念的变化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汉末魏初重简轻纸，对粗糙的纸张并不认同，纸的应用往往与俗文化连在一起。但最终纸张的轻便廉价等好处慢慢为人接受，逐渐取代简牍。纸简替代的完成约在魏晋时期，刻本取替写本则在明清刻书产业全面兴隆之后方才完成，均完成了较长的一段时期。可以设想，电子文本全面取代纸本同样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如电子出版得到官方认可，电子文献征引获得“合法性”，各种电子书籍和电子商品全面普及等等，均需漫长的时日。

2007年前三个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346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3.2%，同比提高3.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3321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4.8%，同比提高3.4个百分点。由此中国出现了比较罕见的城镇居民投入增长幅度低于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的现象。2007年前三个季度，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853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国有经济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980元，同比增长20.8%，集体经济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1111元，同比增长18.0%，其他经济类型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1794元，同比增长15.6%，而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月平均工资为1015元，同比增长11.8%。由此可见，农民工的收入增长远无低于城镇居民工资的平均水平。

无论是火爆一时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还是深受年轻观众喜欢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抑或是“故宫淘宝”上那些妙趣横生的文创产品、故宫微博上那些“萌萌哒”的“段子”……进入网络时代，故宫仿佛开始了“逆生长”，不断以新的方式，走进公众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古建筑群、院藏文物和专家学者的智力资源，是故宫博物院独具特色的资源。如何让这些资源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故宫给出的答案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公众”。再珍稀的文物，也是为人而保存；再高深的学问，也是为人而研究。“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千千万万的今人与后人。

正是抱持着这样的目的，故宫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年轻一代。从“故宫萌物”系列文创产品，到人见人爱的“故宫猫保安”，再到各种令人________ 的《上新了•故宫》，紧扣年轻人的笑点、兴趣点，故宫告别了________的形象，在撩拨时代心弦的过程中一点点走近年轻人，血脉筋骨也为之舒活。

年龄的“跨界”填平文化的代沟，更多的跨界催生无数意外的惊喜。正在打造中的“数字故宫”，不仅注重博物馆与社会的融合，更把多学科的跨界融合、传统技艺和现代科技的跨界融合当作追求，塑造博物馆的新形态。一旦这些“完美碰撞”擦出火花，故宫就“活”了起来、“火”了起来，产生1+1远大于2的效果。我们欣然看到，这种“故宫模式”近年来已经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国内文博机构，甚至在年轻一代中引发了报考故宫博物院以及大专院校文博专业的热潮……
2020年是故宫600岁生日，“把一个壮美的故宫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是故宫孜孜以求的目标。我们“交给下一个600年”的是一堆冰冷的文物，还是一个涌动着鲜活生命力的文化存在？对于所有从事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人来说，这是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

通常，滨海国家的人民对于自己的海军，都是以历史愈久而倍感骄傲，纵是自己的海军曾经遭遇过大的失败，也通常会从失败的黑暗中寻找、提炼可贵的光芒，抑或是歌颂悲壮的牺牲，以期永志不忘。然而中国的北洋水师，却处于被国人习惯性的羞辱之中。

海军是西方大工业背景下诞生的彻头彻尾的洋事务，建设海军也由此成为清末进行近代化建设的一个难得的突破口。但在当时占主流的中国知识阶层看来，北洋水师的大部分军人连最基本的道德修养和国学功底都不具备，却获得了普天下多少寒窗苦读的士子孜孜以求而不得的前途，其收入也比同级陆军军官要高得多。

甲午战争时，一些人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上，催促北洋水师作战，却对当时的战争走向全无了解。北洋水师固守军港，被视为畏葸避战；北洋水师出发巡海，则被骂为畏敌远遁，总之进退皆不是。_______________，如此不仅可以一释之前对北洋水师所积郁的怒火，也可以证明建设海军及其相关的洋务活动都是错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北洋水师的甲午海战，更像是一场内战。

战败后，保守势力对那支海军取得了报复式的反攻胜利，大量未经证实或是出于不了解海军而出现的关于北洋水师的负面信息层出不穷。民国时期对北洋水师的抹黑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外部压力，国内社会批评军队腐化、政治腐化时，习惯性地将北洋水师拖出来作标本。而新时代对北洋水师的抹黑，很多时候其用意和百年前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在于借古喻今，在寻找负面典型时，可以将任意的歪曲故事嫁接在北洋水师身上。

当把甲午战争这场举国大失败的责任推给北洋水师时，实际上真正的罪魁祸首已经逃脱事外，甚至洋洋得意地扮演起对这支军队进行道德裁判的角色。

实际上，在封闭黑暗的清末，北洋水师是照亮通向近代化之路的一缕微弱火光，虽最终不幸熄灭，但其所指引的方向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在120年后的今天，这个方向应该看得更为清楚。

跟电视一样，收视率对中国的电视和广告行业而言，是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在中国的应用不过短短二十余年。由于这是一个全新的行业指标，因此不仅国内开展此类业务的经验还有待摸索和积累，而且对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的专家和机构也少之又少。如此一来，在当前收视率已经被看作电视、广告行业的通行货币的情况下，促进收视率调查的公开、透明和公平，就显得尤为迫切。根据美国、英国等开展该项业务较早的国家的经验，要真正实现收视率调查的公正、可信，不仅需要收视率调查机构本身的科学方法和诚信态度，更需要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调控及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通过一组报道，让更多公众知道了收视率这个行业术语，了解了收视率调查的方法，未尝不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另一方面，在获得了准确可信的收视率后，更为重要的恐怕是如何看待和使用收视率。说到底，收视率只是一个可供行业参考的数据，任何对其本身的攻击都只是______________，而如何将它用得科学、用得合理，却完全关乎从业人员的态度。

实际上，与收视率一样，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今天，网络点击率、电影票房、图书销售量、剧院上座率等等一系列数字，也越来越多地被提及，俨然将成为衡量文化产业各门类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殊不知，文化产品质量的优劣，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却远不是几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量化评估的。一味地追求与商业利益挂钩的数字效应，不仅不能反映产业发展的真实面貌，还难免使产业发展走向歧途。从这个意义上说，收视率造假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不仅要警惕“唯收视率是瞻”，更要警惕整个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唯数字是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