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农村和城市郊区农业生产结构特征。南方农作物主要为早稻和晚稻，北方主要为小麦和玉米，大中城市郊区主要以蔬菜为主。2005年，南方早、晚稻每公顷平均年产1.23万元，北方小麦和玉米每公顷年产1.04万元，大中城市郊区蔬菜每公顷平均年产值为3.89万元。按照现行征地补偿最高标准30倍，南方每公顷耕地的最高征地补偿为36.9万元，北方每公顷耕地的最高征地补偿为31.2万元。大中城市郊区每公顷耕地最高征地补偿为116.7万元。根据国家农调队统计数据，2005年农户人均从耕地（即种植业）中获得的纯收入为1098元，农户人均耕地面积为0.14公顷即每公顷耕地的纯收入为7842元。以预期寿命70岁计算农民一生从1公顷耕地中获得的纯收入为54.89万元，这还没有考虑农产品价格上涨因素和土地增值、保值因素（即70年后土地还可以用于农业生产）。在实际征地时，通常不按最高标准进行补偿，大中城市郊区也仍然以价值较低的粮食作物产值作为补偿依据。因此，我国目前征地补偿严重偏低。

2010年1-3月，我国鲜苹果出口总量为31.2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11%；总出口额为2.1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4%；平均单价为679美元/吨，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17%。

2010年1-3月，我国鲜苹果对俄罗斯的出口量为5.71万吨，同比减少13%，总出口额为3693万美元，同比减少3%；对欧盟27国的出口量为3145吨，同比减少55%，总出口额为311万美元，同比减少45%。

近几年来，我国开始对国内20个制造业行业中820家企业的采购经理进行月度问卷调查，加工汇总他们对所在行业的采购和供应等问题的判断结果，得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PMI是一个综合指数，由生产、新订单、主要原材料库存、从业人员、供应商配送时间5个分类指数乘以相应的权数后相加得到。PMI指数反映了当月制造业采购和供应状况相对于上月的变化。各类指数在50%以上，通常反映其对应的某一方面经济扩张；低于50%，通常反映其经济活动衰退。

2010年，我国医院总数为20918家，较上年增长627家，医院接待诊疗20.40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18亿人次，综合医院接待诊疗人次占全部医院接待诊疗人次的74.1%，是位居第二的中医医院诊疗人次的4.6倍。

201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9727.6亿美元，同比增长34.7%。

2010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为9334.3亿美元，同比增长30.9%；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4924.1亿美元，同比增长30.7%。船舶、汽车零部件出口额保持较快增长，其中船舶出口额同比增长44.5%，汽车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长44.1%。

2010年，机电产品进口额达到6603.1亿美元，同比增长34.4%，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达到4126.7亿美元，同比增长33.2%。

201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情况

截至2018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11.9%。全国共有老龄事业单位1600个，老年法律援助中心2.0万个，老年维权协调组织6.4万个，老年学校4.9万所，在校学习人员704.0万人，各类老年活动室35.0万个；享受高龄补贴的老年人2682.2万人，比上年增长13.9%；享受护理补贴的老年人61.3万人，比上年增长51.5%；享受养老服务补贴的老年人354.4万人，比上年增长25.3%。

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孤儿41.0万人，其中集中供养孤儿8.6万人，社会散居孤儿32.4万人，2017年全国办理收养登记近1.9万件，其中内地居民收养登记近1.7万件，港澳台华侨收养登记103件，外国人收养登记2228件。

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农村特困人员466.9万人，比上年减少6.0%。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269.4亿元，比上年增长17.7%。全国共有城市特困人员25.4万人，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21.2亿元。

“市民杨女士去茶馆打牌后遗落5000元现金，服务员帮忙收起来并归还，杨女士因此拿出了200元表示感谢，没想到服务员收下了。事后杨女士认为服务员这种行为不对，打电话给报社希望曝光。这样的‘客气’与‘不客气’，你怎么看？”海南《南国都市报》12日在微博上发布的这一调查引发了网友关注。在超过3.7万次转发与过万次评论中，绝大部分网友都认为在失主主动的情况下，收取酬谢这一行为是正确的。

网友之所以一边倒地支持收取酬金的行为，一方面是基于我们所面临的道德现状。虽然近来涌现出不少道德模范人物，但道德滑坡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好人难做”的语境下，拾金不昧已是一种稀缺的品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苛求拾金不昧的成立，况且还是失主的主动行为，在法律上这是一种赠与行为。也就是说，服务员收下酬金，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合法。

……。时光倒退几十年，“做好事不留名”是一种社会共识，倘若有人拾金不昧要求收取酬金，必然遭到社会舆论的批判。再往后，人们对“做好事不求回报”这个命题产生了动摇，一些不同的声音开始响起。而至今日，绝大多数人认可收取酬金，包括在法律层面鼓励有偿做好事——我个人认为，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不仅是从当下社会道德严重滑坡中得到的一种教训，事实上也是一种理性和常识的回归。

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绝大多数人都是不完美的，都有利己的一面，而人又是可以改良和引导的，正是因为人是可以改良和引导的。正是因为人是不完美的，所以才需要有道德约束，才需要制度上的激励和社会舆论的反馈，甚至包括利益上的奖惩，来激发人性向善的一面，抑制向恶的一面。如果我们先假定人性是完美无瑕的，道德只是一种本能，不应附带任何条件，那么很容易陷入一种“道德原教旨主义”，即把道德绝对化、空洞化，认为道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是，怎么来解决道德本身的问题呢？

呵护行善者的利益诉求，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也是推动社会前行的一种正能量，某种意义上说，这比个体某一次的拾金不昧更有价值。因为人人都可能是一个行善者，也可能是被助者，只有在这种相互宽容和理解的社会氛围中，道德的成长才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做好事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