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这一新生名词迅速成为社会上流行的词语，因为它隐喻了社会的变革发展中正在形成的重要问题，即教育在个人的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所具有的效用与价值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中，平等开放与普适化的教育是社会个体成员获取社会地位与资源，获得向上的社会流动的基本途径，青年学生通过接受教育，积累知识、技能、经验与才干等人力资本，使自己在职业变换、居住迁移、身份地位的改变等社会流动的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将会是一个更为开放的平等社会，然而现如今“蚁族”的出现和蔓延，或明或暗地表述了另一种事实与逻辑。它反映了在当今社会流动与地位获得的过程中，教育所铺架的向上流动的梯桥出现了明显的短路和断线。

在现代社会中，相对于金钱财富、权势身份以及关系网络，教育更有助于开放平等的社会流动与地位获得，也是社会中间阶层得以形成壮大的重要条件。但是教育的这些效用的实现是有条件的，相比而言，钱财、权势和关系的向上流动效用，依赖于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的需求与交换，靠的是在这样的需求与交换基础上所形成的市场。【①】存在着交换的可能，形成了这样的市场，他们【②】可以推动向上的流动与地位资源的获得，【③】这样的一个市场缺少合理的规则和公正的秩序。

但教育效用的实现则不仅需要有体现教育价值的和力资本的市场，更需要有掩护与保障市场公正的规则与机制。这些规则与机制包括公正开放的市场竟争规则、公平合理的收入公配机制以及完善健全的福利保障制度，缺少了这些，教育所累积的人力资本，将难以实现其应有的竟争能力，教育所产生的收入回报也将难以得到稳定的增加和提高，最终的向上滚动和抢位获得的功能效用将难免大打折扣，那么，在不断的社会流动五阶层重构的过程中，教育所拥有的促进社会平等、培育社会中间阶层和建构社会理想与价值的功效和用用无疑的靖然失色，以知识技能见长的新兴阶层也终将难以成为支撑起社会中间阶层的稳定和坚实的社会力量，对比需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与清醒的认识，在改进教育体制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切实地完善和健全相关各方面市场与社会的规则和机制。

过去100年来，人类寿命的延长，完全是因为对传染性疾病的控制——通过公共卫生、疫苗接种和抗菌治疗，由此人们才有余裕死于癌症、心脏病、中风。

科学家认为，一种疾病爆发的严重程度和四个因子有关：致命性、是否容易传染、感染多久出现症状、是否有疫苗和有效的治疗手段。即使疾病只符合其中的一部分特征，也能在人群中肆虐。如果它们满足大多数特征或者全部因素，我们需要非常加以小心。

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最有可能进化成符合这四个条件的病原体是流感。人类流感病毒很容易在人际间传播，至少在症状出现一天前就开始传染，人类需要6～12个月来制造新的疫苗，但幸运的是它们没有很强的致命性。

为什么呢？

关于病菌的传染性与毒性之间的制衡，美国进化生物学家保罗•埃瓦尔德有一个著名的假说，如果一个寄主必须四处走动才能扩散病菌，这种病菌不可能变得太凶猛。从病菌的角度来看，病菌不得不从一个宿主迁移到另一个宿主，并且它们通常不得不依赖于相对健康的宿主把它们迁移到另一个宿主上。比如流感病毒就必须保持寄主的合理健康，至少他们得能四处走动、与人握手，冲着人家的脸打喷嚏。所以流感病毒一般是比较温和的，除非寄主本身的身体有问题，比如怀孕、心脏病或者免疫系统太弱。

当然，还有另一种例外——如果在一个人群拥挤的场合，一个病到毫无行动能力的人也能轻易地把病菌传到新的寄主身上，病菌毒性的刹车就会失灵。自然选择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更具有侵略性、更能造成破坏的病菌。它们的毒性也会愈演愈烈，直至毒株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杀死寄主而不必受到任何惩罚——新的寄主就近在咫尺。

埃瓦尔德认为，1918年大流感就是在“一战”西方前线战事的特定条件下进化出它的致命毒性的。1918年春天，第一波流感在美国爆发时还是相对温和的。不久，病菌随军队船只传播到欧洲，在“一战”的战壕、医院、前线火车、卡车上（在这些地方，伤员和病患一起运送，没有移动能力的人身上的病菌一次次感染健康的人，整个系统就是一个巨大的病毒传递服务）迅速升温至致命的毒性。病毒的毒性达到什么程度呢？按照当时的记录，早上生病，晚上就已经奄奄一息。一般流感病毒的致死率是千分之一，1918年大流感则是1/40。不久，病毒离开西方前线，在全球各地爆炸，造成全球5000万人口死亡。

他认为，那场大流感的爆发和演变，不是几种动物流感病毒的随机组合，而是遵循了一种可预测的物竞天择的进化原则。人们一般以为进化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事情，需要百万年的时光。但事实上，进化也可以发生得很快——尤其对微生物而言，比如在几个星期之内发展出抗药性。因为它们分裂得很快，能快速产生变异，与不同成员交换基因信息。每一次迭代中，最能适应传播的病菌会得到传播。所以，自然选择会推动这种病菌进化出更有效的传播手段，从而更适应人类寄主。

从这个角度来说，流行病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人类流行病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条件允许它们进化。是我们，而不是自然，创造了环境，允许这些致命病菌的进化和攻击。

比如，正是在亚洲分布广泛的养鸡场，数百万的鸡挤在“疾病工厂”的状况下，甲型H5N1流感获得了强烈的毒性，成了复杂而高效的杀鸡机器。

“一战”前线作为一种人类“疾病工厂”大概很难再在历史上重现，但这些巨型工业化饲养场作为致命病菌的天然孵化器（在那种拥挤的状况下，最无害的细菌也能迅速进化出剧烈的毒性），仍然是现代社会巨大的威胁。事实上，很多病毒学家呼吁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饲养动物的方法，而不是如此拥挤地放置于巨大的工业化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