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生物学家马丁•诺瓦克写道：“合作是进化过程中创造力的源泉，从细胞、多细胞生物、蚁丘、村庄到城市莫不如此。”人类在力求迎接全球新挑战的同时，必须找到新的合作方式。利他主义必须是合作的基础。

愿意无私向他人伸出援手，提升了我们和子孙后代的生活品质。事实上，这甚至可能是生存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尽可能让更多人知道。

当前，人类面临着三项重要挑战：确保所有人拥有体面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满意度和保护我们的地球。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很难把上述要求统一到一起，因为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时间框架。我们担心每年的经济状况；我们关注自己终生的幸福；而我们对环境的忧虑，则主要是为了子孙后代着想。

但奉行利他主义原则需要进行取舍。即使自己有可能从中受益，负责任的投资者也绝不会轻率地利用客户一生攒下的积蓄进行冒险投机；一位充满爱心的公民总是先想到自己的行为会对社会造成何种影响；无私的一代会处处关爱地球，而这恰恰是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宜居的世界。利他主义让所有人都能更好地生活。

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似乎过于理想化，毕竟，心理学、经济学和进化生物学普遍认为人类的本性同样是自私的。但过去30年的研究表明，真正的利他行为确实存在，而且可以超越亲属和社区，兼顾人类甚至是其他物种的普遍福祉。此外，利他主义者并不一定会因善举而受损；相反，在自私者为自己和他人带来痛苦的同时，利他主义者往往会间接受益于自己的善举。

研究还表明，个人可以学会利他的行为方式。神经学家已确定了利他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来最终掌握：理解并分享他人感受的同理心、希望传播快乐的慈爱心和希望减轻别人的痛苦的同情心。

社会也可以向利他主义转化，这样的社会甚至可以比自私型社会更美好。对文化演变的研究表明，人类价值观可以以超过人类基因的速度发生变化。因此，如果要建设一个充满关爱的世界，我们必须先意识到利他主义的重要性，接着需要在人与人之间培育利他主义，并推动社会的文化变革。

关于“起床”，有人总结了一些有趣的心理学研究。在被叫醒的那一刻，我们的大脑需要完成一系列复杂的转换：环境安全检查→潜意识切换→神经系统启动→让四肢苏醒。这个过程被称为“切换启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潜意识接收到“醒来”的指令后，它会先检查一下周遭的环境是否安全，如果安全感很充足，潜意识就满意地准备下班了。于是，意识会接替潜意识逐渐控制大脑，切断梦境。然后，所有休息中的神经系统开始启动。当你的大脑逐渐清醒，它会下命令给四肢：伸展、坐起、揉眼睛、掀被子、下地。这整个过程，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与安全的环境来启动大脑。

我们很多人，担心叫不醒别人，常会用“锲而不舍”的大噪音来叫别人起床。比如一直对着对方喊“起床了，起床了……”，直到他坐起下地才罢休；或者一直摇晃对方的身体，摇到对方起来为止。很不幸，这都属于“杀伤性叫醒”，即用惊醒的方式切断启动过程，让人立即恢复意识。这种粗暴的方式会带给人极糟的影响。

睡眠是由潜意识负责的，睡着时它非常活跃，会接收大量的外界信号，并保留下来，制作成梦境，如果在此时被“粗暴”地惊醒，潜意识就会戛然而止，它还没来得及叫意识来接班，就仓皇逃离，这个时候“惊吓”的记忆和感受，会很容易在潜意识中沉淀下去，形成深层的惊悚，导致神经系统的紊乱。小则令人起床后迷迷糊糊，把鞋油当牙膏；大则一天浑浑噩噩，头脑不清。长期以来都被“杀伤性叫醒”，会带来一系列神经或心理的问题，比如被坏情绪控制、冲动易怒、心境低落、反应迟缓、注意力涣散等等。

再有，人在睡眠时，对环境的安全感要求非常高，“杀伤性叫醒”往往会剥夺这种安全感。潜意识在检查环境时，觉得不安全，于是人在极度不安、恐慌、焦虑的环境中醒来，就会出现一些防御行为，比如攻击叫醒人，冷漠麻木，或者情绪崩溃等。

如果希望你的亲朋好友安全地醒来，一定要避免使用“杀伤性叫醒”。叫醒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温柔与耐心，让一个人感到足够的安全。你可以用一些舒缓的乐曲叫人醒来。如果有一些特殊环境音，比如清脆的几声鸟叫、小溪潺潺声等也不错。

长远以来，中国就重视文化立国，礼治即表现在国家治理中体现出文化的精神。儒释道、诸子百家文化数千年来成为中国人的思想血脉，影响了各个朝代的主流思想。“仁义礼智信”“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念，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以及全体中国人的人格言行影响很深。众所周知的如《论语》《大学》等成为数百年来包括帝王在内的治国理政者们的必读书，历史上国家治理者推行“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等理念和做法，都是礼治的表现。

中国历史的主流，与其说是人治，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思想影响下的帝王及士大夫们在治理国家。虽然经历许多次改朝换代，期间也有一些_______________的帝王，但中国社会治理的背后，总体来说都有着中国文化思想作为底蕴，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_______________。

在礼治之下，总体来看中国历史上也发展出了与其相应的法治，有法制体系以规范社会治理的各方面。比如有监察制度以保证官员廉洁奉公，有官员选拔制度以保证任人唯贤，等等。就监察制度来说，唐朝就有“四善二十七最”“六察法”等，对官员的监察和考核进行严格详细的规定。对皇帝本身，也不是没有约束制度。比如在唐朝三省六部制下，虽然最高命令是皇帝诏书，但诏书由中书省拟撰，后经门下省复审。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可以“封驳”，也就是把皇帝命令挡回去。“封驳”在汉代已经出现，唐代“封驳”的例子屡见不鲜，宋朝也延续了这一制度。明朝来华多年的传教士利玛窦也注意到，“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对法治的推崇，屡见于古代经典。比如《管子》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荀子认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这些思想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些人质疑中国历史上是否有法治，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国人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时期，整个社会能按照一定规则和制度来进行治理，并实现较长时间的良性运转，至少应说是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法治特色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认为“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连《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治理，有时代的局限性，也有很多不完善乃至糟粕的东西，但我们不应简单以人治抹杀中国古代治理经验，从而失去了取其精华的机会。比如历史上的监察制度、选官制度等经验就值得借鉴。笔者也注意到，历史上治理较好的时期，都是那些文化较昌明开放的时代，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当文化精神比较衰退、保守的时候，便出现社会治理和制度的相对颓废。所以今天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法治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应大力加强“礼治”，注重夯实优秀传统文化的内蕴。

据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管理局估计，玻璃建筑每年“杀死”超过3.6亿只鸟。英国鸟类学信托基金会估计，英国每年发生的鸟类撞击玻璃幕墙事件数量高达1亿起，其中三分之一死亡。我国目前尚没有相关统计数据，但关于鸟类撞击玻璃幕墙伤亡的新闻报道的确不少。北京猛禽救助中心近几年收治的猛禽当中，明确因撞击玻璃幕墙等建筑受伤的多达50只，均为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城市建设中采用玻璃幕墙之风是如何兴起的？其实，玻璃幕墙发明和使用的历史已走过半个多世纪。钢骨架和玻璃的组合给人以简约明快的感觉，加之玻璃比天然石材便宜、轻盈且透光性好，其一经采用便大受欢迎。但人们很快发现，高层幕墙在热胀冷缩作用下易发生高空爆裂事故。20世纪70年代全球能源危机后，人们对于节能建筑的呼声高涨。受此驱动，玻璃幕墙材料技术不断改进，安全性和保温性能得到提升。尽管材料成本水涨船高，但城市高层建筑具有地标意义，能够为投资者带来广告效应，对个人而言，自建房安玻璃幕墙能够满足某种炫耀心理，因此玻璃幕墙再次受到追捧。
美观前卫的人类建筑缘何成为“鸟类杀手”？①鸟类有自己强大的“定位导航系统”，不同鸟类在飞行中判断方位的机理也不尽相同。有的鸟会凭借地磁场、偏振光判断方向，有的鸟在夜晚会以星辰作为“导航卫星”，还有的鸟凭借强大的记忆往返万里而不迷航。②但是，再强大的定位系统也会有“信号盲区”。③玻璃幕墙倒映天空和附近树林的影像，会使鸟类产生错觉；玻璃反射阳光会暂时造成鸟儿视觉障碍，来不及躲避；透明玻璃还会使飞鸟误以为没有障碍，义无反顾地冲向玻璃；夜晚城市中的灯光霓虹，也会对鸟儿造成误导。④鸟儿一旦产生错觉，朝玻璃幕墙飞去，结果很可能是非死即伤。
有网友要求在城市建设中禁用玻璃幕墙。对此，有专家坦言，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没有哪个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玻璃幕墙；从建筑创作和市场发展来看，一时也很难做出根本性改变。目前的共识是，有关各方都要积极应对因使用玻璃幕墙而产生的生态问题和其他环境问题。也有专家认为，可尝试对玻璃幕墙做出一些调整，尽可能地对鸟类起到提示或警示作用。比如，选择有醒目花纹的玻璃，或在玻璃上粘贴一些猛禽图案贴纸，都可以起到减少鸟类撞击玻璃幕墙的作用。许多鸟类具备一定的紫外线视觉功能，楼宇建造者可采用添加紫外线反射材质的新型玻璃，以使幕墙在鸟类眼中不再透明，而在人类眼中仍是一片通透。还有法律顾问谈到，环境公益诉讼是社会组织参与生态保护和社会治理的法律途径，但仍面临诉讼成本高、举证难等挑战。

历史的变局，往往隐藏于一些被史书一笔带过的细节中。

弓箭是人类最早发明的工具之一，它利用竹、木、牛角和兽筋的弹性，将箭矢投射到远处，以杀伤野兽和敌人。但只有经过多年严格训练才能百步穿杨，洞穿重甲则需要过人的臂力。中国人在春秋时开始大规模使用弩。弩利用机械，将拉弦和射击分解为各自独立的动作，于是使用者可以脚踏弩臂上弦，以腰力补充臂力的不足，之后精确瞄准。这种武器的广泛使用，使得秦汉两朝的农耕民族军队可以击败长于骑射的匈奴，迫使他们西迁，改变了欧洲历史；也使宋代在缺乏骑兵的劣势中，与北方游牧民族抗衡数百年，发展出辉煌的文明。

__________________。在史前时代，独木舟和木筏就已经帮助人类迁徙到大洋洲。在那之后，船使河流和海洋成为人类运输的快速通道。一辆八匹马拉的马车可以装载四吨货物。而八个人驾驶的船可以运二百吨货。船运给河流和海洋的沿岸带来了繁荣，人在水运的枢纽处聚集，形成城市，而城市甚至王朝也因此依赖于航运。中国南方的粮食通过河流只能运到开封，北宋不得不在这个危险的地域定都，最后付出惨重代价；南宋的泉州因为海运贸易而繁荣发达，也恰恰是泉州的失陷，让蒙古人获得了南宋的船队，南宋失去最后的抵抗机会；在元明清三个南北统一的朝代，又是航运使得南方粮食源源不断供应北方的都城，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与弩的发明一样，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曾经领先世界，但最终在西方的技术大跃进时代走向衰落。在公元2世纪就能造出十丈楼船的民族，到18世纪只能建造被西方人嘲笑的小船。技术衰落无疑是文明衰落最明显的表征。让中国人一直感到不甘甚至悲愤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创造，却最终输掉了竞争？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给出了他的见解：“因为欧洲是如此吵闹不已打来打去的一盘散沙。”欧洲的吵闹，让轻视技术发展的国家不断被打败、淘汰；而追求步调一致的中国呢？乾隆十二年，清廷下了一条禁令，禁止福建的工匠建造一种“桅高篷大，利于走风”的新船，因为它速度太快，不利于水师稽查管理。船运维持了中国的大一统，也恰恰是大一统，使得中国的船运和国运走向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