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梁代萧统编《文选》，才第一个要把文学和历史区分开来。他在序中提出他的文学定义，即“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但这时他所指的文学只包括诗、文、赋，并不包括小说。我国的小说脱离历史领域而成为文学创作，还是进入唐代之后的事。唐代的文化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文人的思想也有所发展、开阔；这时传奇小说应运而生，如白居易写《长恨歌》，陈鸿写《长恨歌传》、白行简写《李娃传》等等，都是依照传说创作而成，不再是历史性质的东西了。唐代小说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想象虚构与讲求文采，这就同过去的作品有所区分。参照萧统的文学定义看，虚构、想象正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则正是讲求文采。从此，小说便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了，但作为史的志怪志人传统也并没有中止。

所谓创新型经济，它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要求，是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着力点，以创新产业为标志的经济。我国各地发展创新型经济的经验证明，经济增长由物质资源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节省的是物质资源、环境资源之类的物质投入，但不能节省资金投入。创新本身需要足够的投入来驱动。既然创新投入对创新型经济意义重大，对创新投入的激励机制建设就尤为重要，这种激励机制的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关系密切。

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排斥政府作用，至多是在市场失效以后才需要政府干预。这是在不考虑创新的条件下提出的。而一旦引入创新，就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政府主动介入创新的必要性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创新成果具有溢出效应。创新的知识和技术，不仅创新者受益，社会也会受益。这种外溢性同时也表明，创新不仅要支付私人成本，也要支付社会成本，这种公共性特征不只是靠政府规制来克服仿冒、剽窃等免费搭车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制定重大科技创新的国家计划，并通过公共财政对此类创新进行直接的或引导性的投入。

我国目前的提法是技术创新体系以市场为导向。这是针对以企业为创新源头的技术创新而言的，而对以科技进步为源头的科技创新来说，还应明确以国家目标为导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对技术有自主的选择，市场也会通过资源配置来推动创新，但不排斥政府积极介入其自主的研发过程。自主创新的各个阶段与市场的距离大致可确定政府和市场结合作用的界线。离市场越近的阶段，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越大；离市场越远的阶段，政府的作用越大。这意味着在创造新知识和新思想的阶段，更多地需要政府介入，包括政府提供引导性投资和支持引进高端创新人才。根据各地发展创新型经济的实践，政府介入创新不是代替企业的主体地位，更不是挤出企业的创新投资，而是做更为公共的事情。

索引以及一切检索工具，本质上都是揭示人类知识内在关联的认知方式，而且完全符合人类的认识习惯。我们通过研究索引的________________，可以获得极大的启示。索引揭示的知识规则，是构建新媒体时代人类知识体系的基础，也是实现知识发现新方案的基础。索引具有三种功能：学术进阶的工具、知识发现的手段和学术评价的标准，传统的检索工具，其实是人类认知思维的外在表现。

索引有两种形态，分别代表了人类的两种认知形式，即知识扩展和模式识别。知识扩展又分为两种形式，其一是单向度的知识扩展模型，就是在同一个文献内部提出某些关键词制成索引，当读者在一个段落中发现其中一个关键词，可以经由索引扩展到本书其他段落、篇章中的同一词，这是个闭合循环的知识扩展模型；其二是开放性的知识扩展，就是读者在书中发现一个关键词，通过综合索引跳转至多种文献中与之相关的关键词，从而不断向外扩展。在这个模型之上，如果把多个知识关联序列进行叠加，我们便掌握了一种新的认知形式，就是模式识别。不是说通过一个已知的关键词去找它在文献中出现的位置，而是根据某些边际条件探索某个关键词集，即获取位于一个相关知识序列中的知识集合。比如说，我们综合利用唐代的士族世系表、科举年表、职官年表，可以探索士族出身的文士通过科举途径入仕和此后的升迁途径中较之寒门子弟有何优势，甚至可以结合士族郡望表进一步细致分析不同地域士族的升降与科举之间的关系。模式识别是学术研究更高级的思维过程。

知识扩展和模式识别都依赖于知识系统的有序性和关联性，由此形成的知识图谱，是有关联的、有序的知识集合。这个知识集合中，所有知识点都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体系中，不是单个的珠子，而是固定在一串项链上，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定位，知道它跟其他知识之间的关联。

知识图谱正是用以实现模式识别思维功能的方案，它由多个知识本体库和多个知识模型组成，把这些知识模型进行叠加以实现模式识别功能。知识图谱的综合架构有点像生物分子模型，任何一个知识点都能够在它的分子链上找到，而每个分子链跟其他的分子链之间还有一种关联，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颜色、大小、方向来定位它到底是哪个具体的知识。我们看单独的知识点，它是海量知识中一个不确定的点，但当我们把不同来源的知识进行拼合的时候，其实它就变成了一个某种七巧板拼成的固定形状，每一个单块都是不可移动的，是互相关联从而互相限定的。那么，以往所有的问题、错误，包括误解，其实都可以在这个体系中再认识。

这种知识管理方案能够让我们把传统媒体中的经验、知识和智慧，平滑地移入新媒体中，实现基于规则的方案和基于统计的方案的结合，也就是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和基于专业领域知识的知识管理方案的完美结合，进而辅助人类更广阔、深入地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在当今知识社会，学科门类越来越细化，各种专业术语层出不穷，各种学说流派、各种观点五花八门。社会知识总量的快速膨胀，带来了学科间的认知障碍，很难再出现通晓各门学问的宗师大家了。但学者以学问立身，并不主要看其涉猎学科领域、通晓概念术语的多少，而是看其是否具有稳定的价值系统，立言立行是否具有一以贯之的标准。

学者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传承者和文明守望者，未必一定要绝顶聪明，重要的是有着对真实知识的执着心，有着推己及人的学识修养，有着稳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因而可以超然物外，成为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真伪善恶的一把直尺。而这恰恰是精于利益算计、价值标准游移不定的“聪明人”做不来的。

是否保持价值标准的一致性，不仅是学理的要求，也是学品的要求。学者“外察诸物，反求诸己”，没有内心的澄明，反思自我的悟性不够，将会影响到对外部世界的审视能力，学业修为是很难登堂入室的，所谓“_____________________”。另一方面，即便学富五车，如果没有稳定的价值立场，所掌握的知识只能是浮萍飞絮，这样的人很容易趋炎附势，物化为权力和金钱的附庸。

学品如人品，评判学品高低，辨别人品优劣，是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的，要从知与行是否具有一致性上，判断其价值系统的稳定性。知行能够统一，知识的修为和道德的完善就能够相得益彰；知行如果相悖，言行表里不一，秉持多重价值标准，势必造成道德取向的分裂。所以，有没有道德品行的自觉自律，对知识的态度是大不一样的。当学业失去了道德内化的意义，成为单纯牟利的知识工具时，离自欺欺人也就不远了。辨别学者的理论观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看其能否保持价值标准的一致性，能够言行一致的就是真学，不能言行一致的就是伪学。

矛盾普遍存在于客观世界中，模糊性亦寓于万物运动之中。

鸡蛋可以孵鸡，当小鸡未啄出蛋壳时，总不能说它仍是蛋，亦不可称之为鸡，突变的事物会呈现短暂的模糊性，而另一些事物放到漫长的时间里考察也会使模糊性突出显现。铅块上放一比较大的金属球，短时间内它们均呈现出固体的属性，但经过长时间观察，又会发现金属球慢慢陷入铅块之中。若将上述两个过程用快镜头加以重映，则过去被看成是固体的物质就出现了类似液体的属性。这里，固体与液体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

处于昼夜之间的黎明或黄昏，门捷列夫周期表中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过渡元素，中医的脏腑辩证和脉象的浮沉迟数，都说明了客观世界的模糊性。科学的发展，也许会使这些模糊现象在某个层次上变得清晰起来，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仍是混沌不清。

客观世界的模糊性反映在人脑中，便产生了概念上的模糊性；人又巧妙地利用自己建立的模糊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和控制，完成那些现代先进设备所不能完成的工作：人们几乎可以同样地辨认胖子和瘦子、美丽和丑陋；人们无须测量车速便可明智地躲过川流不息的车队；一行草书虽然大异于整齐的印刷字体，却照样可以被人看懂。

现实生活给模糊理论提出了无数研究课题，模糊理论力图用较为精确的数学语言和概念来描述现实中的模糊现象以及人脑中的模糊概念，如果说前人利用仿生学研究飞鸟而发明了飞机，那么当我们今天研制和应用计算机的时候，却不可忘记最优秀的仿生标本——人、人的思维、判断是那样巧妙，人的经验是那样丰富，人类如何将自己的智慧教给计算机，将自己的思维方法传授给计算机，甚至用自己的艺术修养及审美观念去“陶冶”计算机，使计算机具有更多的“人性”，这成为模糊理论工作者肩负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