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文化和旅游部，是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的重头戏之一。不过，新部门尚未正式“揭开________”，朋友圈里的一张图片倒是为这个部门________了一把。看着照片里的“文化和旅游部”，很多网友________：“诗和远方终于在一起了。”

网友的感叹很有道理，诗属于文化范畴，而旅游总是关于远方的。其实，这并不仅仅是文字游戏，也寄托了人们对这个新成立部门的希望、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旅游和文化越来越接近了，或者说它已经成为广义文化的一部分。诗和远方在一起，美好的灵魂和美好的地方在一起，这就注定了这个部门的职责和人们正在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息息相关。

“诗和远方在一起”的蕴涵是惬意的，但是文化和旅游部处处关系着人们对生活的体验与感知，注定不会是清闲的。中国的文化、旅游业已经发展到一个庞大的体量，而且未来的发展速度可能会更快。而这个过程中也需要解决不少棘手的问题。比如，很多人怀着一腔诗意去了远方，却被远方旅游景区的宰客以及种种糟糕的体验败尽兴致。这就是“怀着诗意去远方，远方却让你没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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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各司其职，如今在一块“新的牌子”下聚合，意味着一种重新出发。“诗和远方”是人们的美好祝愿、美好期待，而要实现“诗意”地抵达，却需要风雨兼程。

近段时间，一个“才子”、一个“佳人”陆续成为朋友圈里的刷屏人物。前者是赵雷，一位民谣歌手，凭着一首《成都》，在湖南卫视节目《歌手》中一登台，就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后者是武亦姝，一名中学生，在《中国诗词大会》上一鸣惊人，成功问鼎。一个现代、一个传统，两人的“意外火爆”，看似不搭边，其实，“这”背后或有着相似奥秘。

撇开《成都》的曲调不说，它的词本身就是一首诗歌。“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抑扬顿挫的韵律、画面十足的文字，就像冬日的一缕阳光，给我们带来温暖而沉静的安抚。难怪有人在安静听完这首歌后，感慨：“成都因为赵雷的《成都》更加成都。”话虽绕，却点出了《成都》火的缘由。

同样，武亦姝的火，也不仅仅因为她的外表和气质，更是她身上浸润的深厚文化底蕴对集体记忆的唤醒。从“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再到“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武亦姝用舞台上的惊艳表现，唤醒了无数观众共同的文化记忆。很多人或许在忙碌的生活中，早已经忘记了诗词的意义，但蓦然回首，却发现那些纯洁心灵、净化灵魂的传统文化，就隐藏在心灵深处。

其实，不管是打动人心的民谣，还是古典雅致的诗词，流淌于其间的，正是“雅文化”的血液。古典诗词，自不用说。不少民谣，也正是因为其历经打磨后，刻画出人生的百态，引发大家的共鸣，由此才成为“爆款”。

偏见从字面上看就是指前判断，即在考察证据之前就把一个论点拒斥了。偏见，乃是强烈地感情用事的结果，而不是运用可靠推理的结果。假若我们希望找到一事的真理，那我们就必须尽可能以完全开放的头脑去处理问题，而且还要深刻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局限性和癖好。另一方面，当我们对某个主张的证据作了仔细而全面的考察之后，如果我们拒斥它，那就不是偏见。这或许可以叫“灼见”。它无疑是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

批判的、怀疑的考察乃是日常事务以及科学中所使用的方法，当我们买了一辆新汽车或用过的汽车时，我们总是郑重其事地索取书面保证，试车并检查其特殊部件。对于汽车出售者在这些方面的推诿逼问，我们都将非常严谨地对待，然而许多介乎科学与非科学边缘信念的倡导者们当需要经受类似的严密考察时，却往往怒不可遏，许多声称具有超感官知觉的人也宣称，当他们被细心观察时，他们的能力就会减弱。魔术师尤里·盖勒于当着科学家的面把钥匙和餐具弄弯曲，而这些科学家惯于作为诚实搏斗的对手面对自然界；但对于值得怀疑的魔术师愚弄观众却放任自流。这些科学家懂得人类的局限性，他们自己也能用巧妙的技术表演类似的动作。

凡是压制细研深察和认真讨论的地方，真理就会被掩盖。那些介乎科学边缘的信仰的提倡者，每当受到批评时，往往用过去的天才受到奚落来作辩解。但是，某些天才受到嘲笑并不暗含着所有被嘲笑的人都是天才。他们嘲笑过哥伦布，他们嘲笑过富尔敦，他们嘲笑过莱特兄弟。但他们也曾嘲笑过头脑简单的小丑。我坚信，科学是伪科学的最好解毒剂。

氢是一种清洁的新能源。尽管对氢气等利用能源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然而如何制造出廉价的氢仍是当前的一项关键性课题。

从水中产生氢的一种途径是简单地把水加热，直到水分子分解成氢原子和氧原子。但是这两种气体必须立即分开，否则它们就会又合成为水。分离它们的一种方法是用一个有渗透性的薄膜①，这种薄膜能被极弱小的氢原子穿过，同时又把相对大些的氧原子拦住。

作为研究制造廉价氢气的一部分，以色列雷霍沃特市的维茨曼科学院研制出了一种满足上述要求的、耐高温的陶瓷薄膜②。已有的能渗透氢原子同时又不使氧原子越过的薄膜是由氧化镁和氧化锆等材料组成的陶瓷薄膜③。由于它只能在1750℃左右的温度下使用，所以尚不能真正地用于氢气生产。

用于氢气生产的薄膜必须能耐更高的温度。原因是温度越高，转变的效率越高。例如，温度到达2200℃时，就会有1/3的水能够有效地转变为氢和氧。

该院这个项目的主要研制者科干用特别处理过的氧化锆和氧化铈粉末配料，制成了能在2000℃高温下工作的薄膜④。他认为，还能进一步开发出能在2200℃左右温度下工作的材料。

新的薄膜能经得住高温的部分原因是材料的选配，另外，生产陶瓷的粉末经过特殊的处理也是一部分原因。粉末的每一颗微粒都很光滑，有粗糙棱角的极少。这就【】着一旦形成薄膜，他们中间就极少有棱角接触，因此就极少有熔融和烧结的机会。一些专家认为，科干的这项发明对于用加热方法生产氢气是一个关键性的进展。

某区团委就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青少年读书活动的情况，写了《关于在全区开展青少年读书活动的报告》，报告回顾了读书活动的情况，举出典型案例和数据说明了读书活动的效果，报告最后还写到：“开展青少年读书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推荐合适的书目，为此，我们打算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上，根据当前形势和青少年的思想动态、兴趣、爱好，着重推荐80种图书（书目见附件），使读书活动更切合青少年的需要，取得更好的效果。当否，请批示。”

该报告草拟完毕后，团区委办公室经审核并将文件编号，再交由团区委办公室签发，为示郑重，该办公室主任亲自分送各主送单位。

（一）展露微笑会让人留下美好印象。但是你知道吗，惊恐的表情才最引人注目。美国科学家近日通过比较大脑处理各种面部表情的速度，得出结论认为，惊恐的表情能够最快地被人类意识到。相关论文发表在《情绪》（Emotion）上。

（二）此次研究由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心理学家David Zald领导。他和研究小组利用视觉闪光抑制（visual flash suppression）技术（该技术能够减慢大脑对面部表情的反应速度），和一个能让双眼同时观看不同图像的阅读器，向参与实验者的一只眼睛展示静态的面部表情图像，向另一只眼睛展示一串快速翻动的随机图像，并让参与者报告他们第一眼意识到静态面部表情的时间。

（三）结果发现，相比较中性或快乐的表情，参与者意识到惊恐表情的速度要快得多。而且，Zald表示，这种现象在实验中具有很大的普遍性。

（四）研究人员认为，惊恐是对人类很重要的信息，它会提醒人们注意潜在的危险。所以惊恐图像在视觉处理过程中走了“捷径”，更快地被人类所意识到。

（五）同时，此次研究也显示了大脑对微笑的“漠不关心”。Zald说：“快乐的表情被察觉速度甚至比中性表情还要慢。”这表明，对于没有什么危险的信号，大脑相应的关注也较少。

（六）Zald表示，面部表情对于人们传递社会交往信息至关重要。有些人，比如孤独症儿童，无法正确地判断别人的情感表情，结果就会导致严重的社交困难。

长远以来，中国就重视文化立国，礼治即表现在国家治理中体现出文化的精神。儒释道、诸子百家文化数千年来成为中国人的思想血脉，影响了各个朝代的主流思想。“仁义礼智信”“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念，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以及全体中国人的人格言行影响很深。众所周知的如《论语》《大学》等成为数百年来包括帝王在内的治国理政者们的必读书，历史上国家治理者推行“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等理念和做法，都是礼治的表现。

中国历史的主流，与其说是人治，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思想影响下的帝王及士大夫们在治理国家。虽然经历许多次改朝换代，期间也有一些_______________的帝王，但中国社会治理的背后，总体来说都有着中国文化思想作为底蕴，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_______________。

在礼治之下，总体来看中国历史上也发展出了与其相应的法治，有法制体系以规范社会治理的各方面。比如有监察制度以保证官员廉洁奉公，有官员选拔制度以保证任人唯贤，等等。就监察制度来说，唐朝就有“四善二十七最”“六察法”等，对官员的监察和考核进行严格详细的规定。对皇帝本身，也不是没有约束制度。比如在唐朝三省六部制下，虽然最高命令是皇帝诏书，但诏书由中书省拟撰，后经门下省复审。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可以“封驳”，也就是把皇帝命令挡回去。“封驳”在汉代已经出现，唐代“封驳”的例子屡见不鲜，宋朝也延续了这一制度。明朝来华多年的传教士利玛窦也注意到，“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对法治的推崇，屡见于古代经典。比如《管子》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荀子认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这些思想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些人质疑中国历史上是否有法治，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国人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时期，整个社会能按照一定规则和制度来进行治理，并实现较长时间的良性运转，至少应说是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法治特色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认为“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连《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治理，有时代的局限性，也有很多不完善乃至糟粕的东西，但我们不应简单以人治抹杀中国古代治理经验，从而失去了取其精华的机会。比如历史上的监察制度、选官制度等经验就值得借鉴。笔者也注意到，历史上治理较好的时期，都是那些文化较昌明开放的时代，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当文化精神比较衰退、保守的时候，便出现社会治理和制度的相对颓废。所以今天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法治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应大力加强“礼治”，注重夯实优秀传统文化的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