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是一个能够影响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状况的重要变量，其对公民参与的途径、政策职能结构偏好和参与绩效等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基于中部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状况在我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以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和山西等六省为个案，从量化层面考察社会性别对于我国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途径、政策职能结构偏好和参与绩效所带来的影响，并以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视角进行讨论和解释。本研究以在中部六省进行的问卷调查为基础。调查的时间跨度为2004年8月至2006年9月。共发出问卷1600份，收回有效问卷1384份。
公民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公共政策信息，对于公民的参与动机、参与努力和参与规模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问卷设计了“你了解国家公共政策信息的第一渠道”的问题。该问题为单选，具体回答情况见表1。

2013年末全国共有群众文化机构44260个，比上年末增加384个。其中乡镇文化站34343个，增加242个。年末群众文化机构从业人员164355人，比上年末增加8127人。群众文化机构实际使用房屋建筑面积3389.4万平方米，比上年末增长6.9%。年末群众文化机构共有馆办文艺团体6022个，演出15.13万场，观众6569万人次。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养老基金发展报告2012》。报告显示，2010年有15个省份收不抵支，缺口达679亿元；2011年收不抵支的省份虽然减少到14个，但收支缺口高于2010年，2011年达766.5亿元。

报告分析显示，我国养老金地区差异较大。到2011年，我国有辽宁、黑龙江、天津、上海等14个省份养老金收不抵支。但是，在面临亏损的同时，18个省份养老金收入则远远大于支出。其中，广东结余最多，达到519亿元；浙江、江苏、北京等省份结余也在二三百亿元。

养老金总缺口达到766.5亿元。其中，辽宁和黑龙江缺口均超过100亿元；天津、新疆兵团和吉林缺口在50亿元到100亿元之间；河南、陕西、江西、湖南、广西、上海、海南以及重庆的缺口在10亿元到50亿元之间；河北的缺口最少为1.62亿元。从区域来看，东北三省负结余395.5亿元；中南四省（河南、湖南、广西、海南负结余）123.9亿元；西北地区（陕西、新疆兵团）负结余100.98亿元。

从10年来的数据看，2002年，全国29个省份养老金收不抵支，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省份走出了这一困境，到2011年则为14个，数量上呈逐年减少的趋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出现收不抵支的省份中，其负结余规模不断扩大，亏损额由2002年的407.6亿元达到2011年的766.5亿元。而且在向少数省份集中，尤其是黑龙江、辽宁等老工业地区。

对比2010年和2011年排名前10的亏损省份显示，上海、黑龙江、广西的排名变化比较明显。其中，上海结余由2010年的139.5亿元减少到2011年的25亿元，排名从第2位下移到10位之外。主要原因是，上海市2011年将外来务工人员和城郊就业人员纳入养老保险制度，使得当年养老基金大幅增收。

2006年末，浙江省拥有人才资源数379.5万人，比2005年增长18.7%；每万人口中拥有人才资源数达820人，比2005年增长18%。人才资源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204.3万人，比2005年增长26%；拥有高级技术职称人员13.7万人，比2005年增长23.9%。

2006年，浙江省各市、县（市、区）本级财政科技拨款为44.6亿元，比2005年增长31%；本级财政科技拨款占本级财政支出的比例达4.19%，比2005年提高0.42个百分点。财政科普活动经费拨款为6632万元，比2005年增长23.2%，人均科普活动经费达1.43元，比2005年提高0.25元。

2006年，全省全社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达407.8亿元，比2005年增长26.9%，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达2.59%，比2005年提高0.2个百分点；其中，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224亿元，比2005年增长37.2%，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达1.42%，比2005年提高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支出328.1亿元，比2005年增长26.7%，企业技术开发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由2005年的1.14%提高到2006年的1.15%。企业消化吸收经费支出占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的比例也由2005年的29%提高到2006年的46.7%。

国家信息中心近日发布的《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5》显示，2015年全国信息社会指数达到0.4351。从四个重点领域看，数字生活发展最快，2015年全国数字生活指数达到0.5038，同比增长9.79%。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常被国内外学者用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而关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则倍受关注。以京津城际高速铁路的开通为标志，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正在迅速变化。那么，高铁开通将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怎样的影响？

高铁开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主要表现为：对于部分需要兼顾父母与子女照料的高技能劳动力而言，其在选择劳动区位时往往会产生父母与子女因高房价不能同自己一起进入发达地区的顾虑，___________________。在交通效率不高的时代，部分高技能劳动力由于无法解决家庭照料和异地就业之间的矛盾而放弃在发达地区的异地就业行为。但是，高铁的出现将缓解这一矛盾，相对于传统的交通运输方式，高铁最大的特点就是缩短了区域之间的时间距离。这一“时空压缩”效应意味着高技能劳动力可以通过随时来往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兼顾家庭照料与异地就业。

对于低技能劳动力而言，由于高铁的高价特征，其与高技能劳动力对高铁的需求弹性有所差异。对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低技能劳动力而言，其在出行时选择高铁出行的概率要远低于收入较高的高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对高铁的需求弹性差异使得越来越多的高技能劳动力流向发达地区。

人力资本在发达地区的集聚不仅促进了发达地区产业升级，也加速了传统产业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欠发达地区在承接了由部分发达地区转移的传统产业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用工需求大幅增加。这为低技能劳动力提供了部分就业机会，低技能劳动力由农业部门转移至工业部门将提高欠发达地区低技能劳动力的整体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此外，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存在一定的技能互补性。当高技能劳动力受到高铁开通影响加速向发达地区集聚时，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受到高铁开通的影响较小。这会使得发达地区出现低技能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的情况。低技能劳动力的短缺也将相对提升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