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人类有五种基本的感觉功能，分别是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有人坚持认为人类还有一种神秘的“第六感”，可以感知貌似无形的物体。好莱坞甚至还拍摄过一部同名电影，声称有人可以见到死去的人，甚至可以和他们对话，这就不靠谱了。

②不过，科学界确实有“第六感”一说，指的是人类对于自身空间位置的感觉，科学术语称为“本体感受”。这个第六感很难用简单通俗的语言加以描述，一来是因为这是关于自己身体的感觉，大家都见怪不怪了；二来这种感觉的形成机制较为复杂，需要动用全身的感觉器官来完成，不像其他五种感觉那样有专门的器官负责执行。

③从研究的角度看，任何一种生物性状，如果难以研究，那就试试去掉它，看看失去这种性状后的生物会有怎样的表现。天生缺乏第六感的人很难找，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学者卡斯滕·伯内曼教授却有幸找到了两位。两人都是女性，一位9岁，另一位19岁。两人最初是因为髋关节、手指、脚趾和脊柱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形而引起医生注意的。伯内曼发现两人的临床表现极为相似，包括走路不稳、四肢动作不协调等等，这说明她们很可能患上了同一种遗传疾病。

④伯内曼教授测量了两人的基因组序列，发现两人的PIEZO2基因均出现了变异，导致这一基因失去了活性。PIEZO2基因早就有人研究过，它被认为和触觉的形成有关。小鼠体内也有一个类似的基因，研究人员曾经尝试把小鼠体内的PIEZO2基因敲除掉，看看结果怎样，谁知被敲除了PIEZO2基因的小鼠竟无一例外全都死亡，研究也无法进行下去。

⑤接下来的一系列测试结果更让人震惊。两个女孩在睁眼的情况下走路虽然不太稳，但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但如果将两人的双眼蒙住，两人别说走路了，就连站都站不住，必须有人搀扶才不至于摔倒。在另一项测试中，研究人员让两人把手指先放在自己的鼻子尖，然后再伸出去触碰鼻尖前面不远处的物体，睁眼情况下两人都很容易完成这个动作；如果闭眼的话，正常人大都也能轻松地完成，但她们两个却完全不行，伸出去的手距离鼻尖前的物体相差极远。

⑥最后，研究人员把两个女孩的双眼蒙住，然后用手抓起两人的小臂，向上举或向下放，两位受试者居然分辨不清自己的小臂到底处于哪个位置，这说明_____。

⑦伯内曼教授将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16年9月21日出版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伯内曼认为这个PIEZO2基因就是科学界寻找已久的第六感基因。缺乏这个基因的人对于温度和刺痛的感觉都正常，但却缺乏触感，导致其对于自己身体的空间位置没有任何概念。这样的人之所以脊柱和手指等处会出现弯曲变形的现象，原因就在于发育期间身体感觉不到骨骼的正确位置，最后只能乱长了。

⑧伯内曼教授在论文中指出，人类的很多动作其实都需要第六感，比如弹钢琴、打字和驾驶汽车时的换挡动作，都不必用眼睛去看，凭感觉就知道手应该往哪里放，在哪里用力，缺乏第六感的人是做不出这些动作的。伯内曼教授认为PIEZO2基因在人类群体中还存在不同的亚型，导致不同的人对于自己身体位置的感知能力存在差异，其结果就是有的人做动作时总显得非常笨拙，另外一些人却极为敏捷。这一点尤其值得广大中小学体育老师们注意，以后再遇到“笨拙”的学生不要轻易责骂，他们很可能天生缺乏这方面的能力。

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因此不得不努力将其简化。我们把周围的人归类为朋友或敌人，将他们的动机分成善意或恶意，并将事件的复杂根源归结为直接的原因。这些捷径帮助我们游弋于社会存在的复杂性之中，协助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后果进行预测，从而促进决策。但这种“思维模型”是一种简化策略，必然会出错。我们可以借助这种策略应对日常的挑战，但是由于它遗漏了很多细节，当我们处于已有的经验分类和解释都不太适用的环境时，简化策略就会____________。

然而，没有这些捷径，我们将会迷失或者瘫痪。我们既缺乏心智能力，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去破译所有社会存在中因果关系的完整网络，所以我们的日常行为和反应必须基于不完整的、偶尔误导性的思维模型。

社会科学所能提供的最好“产品”实际上和这种思维模型也没有多大差别。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使用简单的概念框架（即他们口中的“模型”）来分析世界，其优势在于能展现清晰的因果链条，从而使一个特定的预测可以明确构建在一个特定的假设之上。好的社会科学，会把我们未经检验的直觉转化成一个满是箭头的“地图”，有时候它会让我们看到，当那些直觉延伸到其逻辑结论时，结果可能出人意表。

全国通用型的理论框架，比如经济学家喜欢使用的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一般均衡模型，是如此宏观而包罗万象，以致根本无法用于任何现实世界的解释或者预测。通常来说，有用的社会科学模型都是不含变量的简化模型。它们舍弃了许多细节而聚焦在某一特定背景下最为关联的方面，应用经济学家的数学模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不管是否以固定模式存在，社会科学家就是靠把某项事件不断简化来谋生的。

不过，虽然简化对于解释一项事务来说必不可少，但它也可能会是一个陷阱。你很可能会固守一个模型，却未能意识到变化了的情境需要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型。

为什么欧美人和亚洲人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前者倾向于个人主义，并且惯于以分析的方式推理，而后者绝大多数呈现出一种集体主义，并且习惯从整体角度思维？

这是个宏大的问题，人们曾从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基因中寻找答案。

今天，托马斯•塔尔海姆，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一名社会心理学博士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些彼此差别的文化，部分来源于滋养它们的谷物：从新石器时代起，小麦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和水稻种植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盛行，可能持续地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并且在两种情况中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认知过程。

以水稻种植为例，它要求农民之间通力合作。巴黎高等农艺科学学院农业系的奥利维耶解释说：“水从上游的田地流向下游的田地，因此农民之间首先要就水流的管理达成一致，以避免这家排水涝了那家的地。”

随着时间的流逝，合作的需要就会促进该地区集体主义价值的增长。“当人们需要别人帮他获得‘每日的面包’时，就必须更多地关注别人，并且学着妥协。”美国密歇根大学文化心理学研究者理查德•尼斯贝特总结说。

相反，小麦文化从2000多年前起就引入了畜力辅助耕种，并不太需要耕作者彼此间这样的合作。于是这种农业方式允许更为个人主义的价值萌芽，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超越个人的农业行为，发展成为文化准则，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

这些相对立的价值接下来导引出欧美人与亚洲人之间的第二项区别，这一次涉及到思维方式。

欧美人这边，个人主义助长了分析的思考方式：将属性归于物体，以便将它们从背景中整理出来，分门别类。而东亚这边，集体主义推进了更为整体的思考方式的发展，也就是说，“围绕关系而非类别、围绕系统而非物体组织起来的一种思考方式，表现出对背景的更多关注”，理查德•尼斯贝特描述道。

一个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和身处其中的个体的思维方式，二者之间有何联系？“如果有人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他是这个背景中相互依赖的元素之一，那么他就很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观察周遭的物体和事件。”黑兹尔和北山忍于1991年在《心理学研究》上解释道。与之相对，个人主义倾向于发展出另一种思维方式，将物体独立于环境，强调其专有属性。

这个理论再次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深刻关系摆在我们面前。因为正是自然决定了粮食作物，乃至我们的思想。一如稻米和小麦，人类心灵也是大地的果实。

个人品格道德的优劣，有时也得看他肯不肯创造自己而定。

一个坏人，一旦觉察出自己品格行为的卑贱可耻，一心一意要从今日起做个好人，他这时心中所有的，便是一种创造的意志：他在开始要创造一个新的、善良的我。人本是有可塑性的，可好可坏；是好，是坏，但看他能不能萌发创造的意念，毁弃旧日之我，创造个新的好的我。像古时候的周处，人家因为他无恶不作，称他为三害之一，他自省悟过来以后，立刻改过迁善，登山杀虎，入水斩蛟，为地方除去大害，转眼间他便成了乡里间爱戴感佩的人了。

创造乃是一切事业的发轫，创造的精神是人人所该有的。目前一般人，缺乏勇敢创造的精神，于是就犯了怠惰病、保守病、模仿病；不肯挺起脊梁，努力去做一番创造的事业；小则影响自己的一生，大则影响国家民族的前途。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该自己下一番察验的功夫，看看是不是有病在身，努力鼓起创造的精神，驱逐病魔，改变生活态度，养成创造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