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曾提出一个问题，后来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很多领域。比“钱学森之问”更为具体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

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不过，对知识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们说的知识通常指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知识也应该包括跨学科知识、跨领域知识、跨界知识。创造力多产生于学科交叉和融合。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来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________________”。他还说过，“________________”，在我们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这些知识以外的因素通常不受重视。知识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比较简单，通常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多而增多，但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则更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难怪爱因斯坦感叹过，“________________”。如果这些分析是对的，那么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二个回答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发展。

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也就是与追求创新的动机和动力有关。创新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能够在短期带来奖励。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见到成效。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源于一种内在动力，源自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奖赏。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然而，科学和社会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立竿见影”急于求成的心态，这样的价值观很难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

“大量研究表明，睡眠及睡眠障碍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呼吸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密切相关。”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中医治未病科副主任张慧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睡眠不足轻者可影响人的注意力、判断力等，长期睡眠不足可增加罹患疾病的危险，如心脏病、高血压、抑郁症等，直接危害人体的健康，重者还会增加死亡的风险。

“近年来，精神类疾病发病率持续增高，缺乏睡眠是‘帮凶’之一。”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喻小念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长期睡眠不足可能与所有的精神疾病有关，有些情况下，二者甚至互为因果，即睡眠不足引发精神障碍，精神障碍又会让人睡不着、睡不好，从而形成恶性循环。长期睡眠不足，可能引起抑郁症、焦虑症等疾病，儿童阶段长期睡眠不足甚至可能诱发智力发育迟缓或情绪心理问题等。

为什么睡眠不足会带来一系列隐患？“人的大脑需要一定的兴奋和抑制节律调节来保障其活动的正常运行，长期睡眠不足就是对这种节律的破坏，在本质上会引起大脑运作不畅，从而表现出整个人意识不清醒、思维迟缓并伴发情绪不良等外在行为，严重者甚至还会出现精神失常。”喻小念表示。有关研究发现，长期睡眠不足的人群在统计学层面上的抑郁症、焦虑症、自杀等风险是普通人群的1.4倍以上。

“睡不足有隐患，睡得过多也不见得是好事，然而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喻小念指出，医学上有一种以睡眠过多为主要特征的病症，即嗜睡症。患者会不分场合地表现出经常困乏嗜睡，出现不同程度、不可抗拒的入睡，白天睡眠过多或睡眠后达到完全觉醒状态的过渡时间延长等。过多的睡眠不仅会降低工作、生活质量，也会有认知功能方面的退化，如近事记忆减退、思维能力下降、学习新事物能力下降，更可能是其他躯体疾病的表现。

纽约曼哈顿城区是全世界高楼密度最大的地方，狭窄的街道却能看到阳光；这里是世界上行人密度最高的地方，但行人却不会感到拥堵。曼哈顿城区林立的高楼大都是竹笋般的退台式建筑，保证了阳光的照射路径，街道对行人也非常友好，摩天大楼纷纷将宝贵的底层镂空，作为行人行走、休憩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街道事实上被拓宽了。是什么原因，让阳光从高楼的狭缝中打到纽约的街道上，让开发商奢侈地放弃建筑底层，“好心”考虑行人的需求？

20世纪初，纽约市迅猛发展，地产商纷纷投资曼哈顿，诸多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黄金地段自然价格不菲，出于经济考虑，地产商对建筑师提出了在当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要求——建造高度更高、面积最大的摩天大楼。从审美角度来说，这是一场灾难——曼哈顿城市用地被臃肿、庞大的建筑体块占满，狭窄的街道终年不见阳光，阴暗、逼仄，空气非常浑浊，城市环境日渐恶化。著名的丑陋项目恒生大楼，就是当时建筑风格的代表之一，容积率惊人，体量巨大，不仅阻挡了周边地块建筑的采光和通风，1.3万人的容量也给交通和服务造成不小的压力。冬季，恒生大楼形成面积高达2.6公顷的阴影，相当于自身面积的6倍，直接造成周边地块办公楼出租率下降。

纽约市敏锐地意识到这种问题，1916年纽约出台了区划法案，旨在遏制这种贪婪攫取空间的趋势。法案明确规定了地块中建筑高度和体量的标准——地产开发者可以在一定的高度限制范围内，在用地上保持100%的建筑密度；超过这一高度，则应让出临街一侧的空间；如果更高，则继续让出面积。只有建筑体量出让到一定程度，即主楼的平面面积少于用地面积的25%时，才不必继续后退。这部分改善了曼哈顿的街道环境，此后的建筑形体也变得稍微克制、美观起来，从平顶、方盒子形状，向山坡般跌落式转变，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等就是退台式建筑的代表，这种建筑形态，被人们戏称为“婚礼蛋糕”或“巴比伦塔”。区划法案颁布后的近40年中，纽约新建成的摩天大楼无一不层层后退，街道上因此保留了一些阳光。也就是说，纽约的早期法案有效地缓解了城市高楼病。

如果一直如此，类似帝国大厦的建筑早就应该占领曼哈顿了，相似的退台式建筑会成为纽约统一的建筑风格，纽约的立法者应该感到欣慰。直到1952年，一名富有创造性的建筑师用全新的方案，巧妙地糅合法案要求、建筑美感、商业需要于一身，引领了20世纪中期曼哈顿的建筑时尚。他的作品就是利华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