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然而，在小说原著中，电影讲述的故事只是地球路过木星时的几小段文字而已。这样一部小说，也给了“中国科幻”一个宏阔的背景。人类带着地球在宇宙流浪，距离将以4.3光年为计、时间将以2500年为计，其间该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有着无限可能性的故事，更是一个能够不断拓展想象力边界的舞台。从这个角度看，《流浪地球》开启的，可能将是一个新的电影世界。

在《流浪地球》这个电影世界中，我们还能看到许多熟悉的中国元素。不仅是地下的北京、冰封的上海，甚至是对“流浪”与“回家”这一组关系的理解，都充满了中国式的对家的向往、对故土的眷恋——面对危机的人类，竟然带着地球这个家园一起去往远方。这或许也是很多人对这样一部电影开启的世界更为期待的原因。我们期待能看到更多中国价值、东方理念，在人类想象力的疆域里延伸，在更为极端与特殊的情况下处理人类面临的永恒拷问。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从《战狼II》到《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准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已接近60亿。这些也反映着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

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这个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而中国科协的调查显示，2018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8.47％，其中上海、北京两地的比例超过20％。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科幻文艺创作，既有改革开放40年科技巨大进步这一“巨人的肩膀”，又有着公众不断增强的科学向往这一“深厚的土壤”，中国的科幻人、电影人有能力、也有责任抓住机遇，为世界的科幻文艺创作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拓展人类对于未来的想象空间。

应该说，相对影视经典、科幻大片，《流浪地球》都还有一些差距。①但一部电影能成为公共话题、激发公共讨论，也意味着这部影片有讨论的价值，更意味着观众对中国科幻有着进一步的期待。②对于观众而言，对电影的评价，或许可以少一些哗众取宠、意气之争，多一些中肯建议、理性之言。③指出电影甚至原著的不足，也给予足够的支持和鼓励，才能让我们的想象力跟着小说、跟着电影一起激荡，迎接中国科幻真正的春天。④

每提起屈原的《涉江》，人们总喜欢把它与《离骚》作比较，有人说它是“一部小型的《离骚》”，有人认为，“《涉江》同《离骚》一样，反映了诗人对真理的追求和遭贬后的愤懑与不平。”有些学者把《离骚》和《涉江》都看作是屈原晚年的作品，都写于放逐江南之时，陶今雁在《漫谈屈原的〈涉江〉》中说：“《涉江》与《离骚》一样，都是诗人对一生生活经历的总结，是他晚年流放于湘沅一带写的”。郭沫若也说过下面的话：“《涉江》之作殆与《离骚》相去不远。屈原在长期窜逐中，南下湘沅流域应不止一次，余昔以《涉江》作于《哀郢》之后，今知其非是。”（《屈原赋今译》）固然《涉江》与《离骚》都像一面闪光的镜子，反映出屈原伟大的人格和坚贞的品质，也像一道深深的辙印，印下了诗人求索中坎坷的历程。但《涉江》与《离骚》是有明显的不同的，仅就写作时间与地点来说，差别也是巨大的。对于《涉江》的写作时间与地点，我对传统的看法是没有疑义的，但《离骚》却是作于放逐汉北之时，大约是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之前不久，当时屈原应为四十四岁左右。

这个问题，还可以从《离骚》本身的内容来看。细析《离骚》诗意，诗中对君王听信谗言、朝废昔替，是有埋怨和责难的，但也有希冀和期待，希望他能改其度，继前王之踵武；同时有对年华易逝的惋惜和懊丧，但也表示要珍惜这大好时光，并没有自弃和绝望。有对自己受谗遭贬怀着牢骚和不平，但对未来也还抱有希望企求。这与后期作品那种决绝的调子，凄凉的色彩是有所不同的。在《离骚》中，我们看不到《涉江》中“世溷浊而莫余知兮，余将高驰而不顾”，“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那种对世事极度伤心的态度；我们也听不到像《悲回风》中“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来者之逖逖”，“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任重石”即抱石投河之意）那种对君王、对前途完全绝望的凄绝的心声。相反地，它却有着强烈的牢骚和不平。一个人只有在有希冀、有企求之时，才会有因实现不了这希冀、企求而产生的牢骚和不平。不然，也就如老子所云“无可无不可”了。所以，这牢骚和不平也正是有进取心的产物，如同白居易所云，“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另外，《离骚》中还有强烈的改变现实的自信心，这更是一个对事业和前途并未绝望的人的心理特征了。

2020年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比2010年增长了约5.38%。从地区分布上看，2020年东部地区人口占39.93%，中部地区占25.83%，西部地区占27.12%，东北地区占6.98%。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1.20个百分点。
从性别构成上看，2020年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从年龄构成上看，2020年0-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15-59岁人口为89438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从城乡分布上看，2020年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从民族构成上看，2020年汉族人口为128631万人，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547万人，与2010年相比，汉族人口增长4.9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10.26%，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上升0.40个百分点。

近年来，全国基层卫生服务能力稳步提升，居民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2020年，我国农村乡镇卫生院卫生人员数达148.1万人，比上年增加3.6万人，社区卫生人员数达52.1万人，比上年增加3.3万人。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我国在城市和农村按居民的居住地区建立起来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是城市居民或农村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

截止2020年底，全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共计61.5万个，同比减少4.35%。其中，村委会50.2万个，占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81.63%，村民小组376.1万个，村委会成员207.3万人；居委会11.3万个，占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18.37%，居民小组123.6万个，居委会成员61.6万人。2016-2020年，我国村（居）委会完成选举数分别为9.7万个、18.2万个、27.6万个、8.8万个、6.1万个，其中，2020年村（居）委会登记选民数为1.1亿人，参与投票人数为0.65亿人。

2021年，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3155亿美元，同比增长8.4%。其中，纺织品出口1452.2亿美元，同比下降5.6%，较2019年增长22.0%；服装出口1702.8亿美元，同比增长24.0%，较2019年增长16.0%。其中，针织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864.8亿美元，同比增长39.0%；梭织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701.2亿美元，同比增长12.6%。

2021年，中国对美国、东盟、欧盟和日本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合计1724.9亿美元。其中，对美国出口额为563.5亿美元，同比增长4.0%；向东盟十国出口纺织品服装491.2亿美元，同比增长24.9%；对欧盟27国出口纺织品服装469.9亿美元，同比下降11.1%；对日本出口纺织品服装200.3亿美元，同比下降7.2%。

2021年，中国向全球出口纺织纱线138亿美元，出口织物667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41.5%和34.3%。纺织制品当中，防疫类口罩出口额为129.5亿美元，出口金额、数量同比分别下降76.0%和13.0%。除防疫类口罩外，其他纺织制品出口额为517.2亿美元，同比增长27.5%。

2021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纺织品服装1137.9亿美元，同比增长24.5%，较2019年增长17.3%；同时，中国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纺织品服装131.6亿美元，同比增长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