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工作中，如果一件事发展得太过顺利，我们总会隐隐觉得有哪里不对，这样的直觉是有道理的。澳大利亚和法国的研究者们最近在某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明了为什么当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果时，它反而可能有问题。他们将此称之为“一致性悖论”。

研究者以证人指认犯人为例研究了一致性悖论，发现在辨认嫌疑人过程中，系统偏差可能来自多种心理偏差，如警方给证人展示照片的方式、证人自身的个人偏见等。而研究者发现，哪怕是细小的偏差都会对最终的整体结果产生极大影响。具体来讲，即使在1%的辨认过程中施加偏差，如暗示某人是犯人，最终当3个以上的证人意见一致时，他们的意见就不再可靠。有趣的是，如果_______，那么其他证人正确的概率反而会大大增加。

为什么会这样？可以用数学中的贝叶斯分析来说明。以扔硬币为例：如果我们有一枚硬币，扔到正面的概率为55%，而非普通硬币的50%，只要扔的次数足够多，就会发现正面向上多于反面向上的次数，进而发现这个硬币是有问题的。换句话说，当我们看到投掷结果中正面向上的次数显著多于反面向上时，就会意识到出问题的是硬币，而非概率定理。同样，根据概率定理，很多证人同时得到一致结论的可能性极低，所以更有可能的是系统出了差错。

在警方组织的嫌疑人指认中，指认同一个人有罪的证人数目越多，这个人真正有罪的概率就越大。然而，这只适用于没有任何系统偏差存在的理想情况。实际情况中，当指认同一个人为犯人的证人数目增加到一个值以后，该嫌疑人真正有罪的概率反而会下降，最终与随机指认毫无差别，且系统偏差越大，概率下降得越早。比方说，如果你让证人完成一项较为容易的任务，比如从一堆香蕉中找出一个苹果，所有人都几乎不会出错，多人结论一致的情况就可能出现，而指认犯人要比在一堆香蕉中找到苹果复杂得多。模拟显示，如果_______，他们认错人的概率会高达48%，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证人同时指认一个人为犯人的概率就相当低了；但如果_______，他们认错人的概率会大大降低，多个证人结论一致的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也会提高。

在法律领域之外，一致性悖论还有很多用武之地，一个重要的应用就是加密技术。数据加密通常通过确认一个很大的数字是否为质数来进行，这个判断过程的错误率要达到非常低才行：低于2的负128次方才可以接受。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系统差错就是计算机故障。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宇宙射线会导致电脑将一个合数误认为质数，毕竟这件事发生的概率只有10的负13次方——但要注意，这个概率要大于我们所要求的误差（2的负128次方），所以这类误差主导了整个过程的安全性。正因于此，加密协议所宣称的安全程度越高，实际的过程就越容易受计算机故障影响。

一致性悖论虽然听起来违背直觉，但研究者解释，一旦我们了解了足够的信息，就能理解它了。

《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然而，在小说原著中，电影讲述的故事只是地球路过木星时的几小段文字而已。这样一部小说，也给了“中国科幻”一个宏阔的背景。人类带着地球在宇宙流浪，距离将以4.3光年为计、时间将以2500年为计，其间该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有着无限可能性的故事，更是一个能够不断拓展想象力边界的舞台。从这个角度看，《流浪地球》开启的，可能将是一个新的电影世界。

在《流浪地球》这个电影世界中，我们还能看到许多熟悉的中国元素。不仅是地下的北京、冰封的上海，甚至是对“流浪”与“回家”这一组关系的理解，都充满了中国式的对家的向往、对故土的眷恋——面对危机的人类，竟然带着地球这个家园一起去往远方。这或许也是很多人对这样一部电影开启的世界更为期待的原因。我们期待能看到更多中国价值、东方理念，在人类想象力的疆域里延伸，在更为极端与特殊的情况下处理人类面临的永恒拷问。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从《战狼II》到《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准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已接近60亿。这些也反映着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

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这个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而中国科协的调查显示，2018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8.47％，其中上海、北京两地的比例超过20％。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科幻文艺创作，既有改革开放40年科技巨大进步这一“巨人的肩膀”，又有着公众不断增强的科学向往这一“深厚的土壤”，中国的科幻人、电影人有能力、也有责任抓住机遇，为世界的科幻文艺创作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拓展人类对于未来的想象空间。

应该说，相对影视经典、科幻大片，《流浪地球》都还有一些差距。①但一部电影能成为公共话题、激发公共讨论，也意味着这部影片有讨论的价值，更意味着观众对中国科幻有着进一步的期待。②对于观众而言，对电影的评价，或许可以少一些哗众取宠、意气之争，多一些中肯建议、理性之言。③指出电影甚至原著的不足，也给予足够的支持和鼓励，才能让我们的想象力跟着小说、跟着电影一起激荡，迎接中国科幻真正的春天。④

美国科学家们近日首次拍摄到了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在人体内的扩散，他们发现HIV病毒以一种先前未知的方式从感染细胞转移到健康细胞。这是科学家们在了解HIV扩散过程方面所取得的一项重大突破。研究人员创建了一个感染HIV病毒的克隆分子，并将一个蛋白插入其遗传编码，此克隆病毒暴露在蓝光下即可发出绿光。这使科学家们可在数字视频设备上看到这些细胞，并捕获感染HIV的T细胞与未感染细胞进行互动的方式。他们指出，当被感染细胞接触到健康细胞时，它们之间就会建立起一座称为病毒突触的“桥梁”。这样，研究人员就能观察到绿色荧光病毒微粒向突触移动并进入健康细胞。

此项研究揭示，病毒蛋白正是这样通过突触聚集而进入未感染细胞的。本研究的研究人员称，此项发现或许可以解释艾滋病疫苗的开发为什么至今都不太成功，研究成果将有助于创建出对抗HIV和艾滋病的新治疗方案。该研究的研究人员认为：“我们对此种转移模式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有机会搞清楚如何来阻断HIV和艾滋病的扩散。”

数十年来，人们一直相信，HIV主要通过自由流动粒子在身体内进行扩散，这些粒子可将自身附着在一个细胞上，接管其复制机制，然后制作出自己的诸多副本。2004年，科学家就发现，HIV在细胞间的转移可通过病毒突触发生，但是他们无法了解为何这一过程在病毒扩散中如此有效。基于此，以前开发HIV疫苗的努力都集中在启动免疫系统来识别和攻击自由流动病毒蛋白。

新的视频显示，HIV可通过在细胞间直接转移来规避识别。该研究的研究人员说，他们正在开发可帮助免疫系统识别含有病毒突触格式蛋白的疫苗及以突触形成所需因子为靶标的抗病毒药物。他们认为，经由病毒突触的“T细胞——T细胞”直接转移是HIV病毒感染的一个高效途径，这也许是最主要的传播模式。

某次历史、地理知识竞赛规定，每个参赛队必须由3名选手组成。参赛队每场回答7道题，其中3道地理题、4道历史题。同类题目均不连续出现，并依次编号。比赛时按顺序答题，每道题只能由一名选手当场作答。
“镇美”队在某场比赛中派出了陈佳、赵义、王冰三名选手参赛。赛前约定：
（1）赵义只回答历史题；
（2）王冰只回答其中1题；
（3）赵义、陈佳答题总数均不少于2题；
（4）每个选手连续回答不能超过2题。

中国分餐制的历史可上溯到史前时代，经过了不少于3000年的发展过程，而会食制的诞生大体是在唐代。这种饮食方式的改变源于桌椅形制的改变——周秦汉晋时代，筵宴上实行分餐制，用小食案进食是个重要原因；而高桌大椅的出现，成为分食制向会食制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

西晋王朝灭亡以后，生活在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陆续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他们的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频繁的战乱，以及居于国家统治地位民族的变更，使得中原地区自殷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生活秩序，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礼仪制度，受到了一次次的强烈冲击。正是这种大的历史变革，也导致了家具发展的新趋势。传统的席地而坐的姿势也随之有了改变，常见的跪姿坐式受到更轻松的垂足坐姿的冲击，这就促进了高足坐具的使用和流行。公元5—6世纪，束腰圆凳、方凳、胡床、椅子等新出现的高足坐具，逐渐取代了铺在地上的席子，“席不正不坐”的传统要求也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①在敦煌285窟的西魏时代壁画上，我们看到了年代最早的靠背椅子。②有意思的是，椅子上的仙人还用着惯常的蹲跪姿势，双足并没有垂到地面上。③在同时代的其他壁画上，又可看到坐胡床（马扎子）的人将双足坦然地垂放到了地上。洛阳龙门浮雕所见坐圆凳的佛像，也有一条腿垂到了地上。④

及至唐代，各种各样的高足坐具已相当流行，垂足而坐已成为标准姿势。1955年在西安发掘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之兄高元珪墓，发现墓室壁画中的墓主人像。他端坐椅子上，双足并排放在地上，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已有标准垂足坐姿的证据。可以肯定地说，在唐代时，至少在唐代中晚期，古代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坐姿的革命性改变。

用高椅大桌进餐，在唐代已不是稀罕事，不少绘画作品都提供了可靠的研究线索。如传世的《备宴图》，描绘了宫中大宴准备情形：在巍峨殿宇的侧庭，摆着大方食桌和条凳，桌上摆满了餐具和食品。再看敦煌473窟唐代宴饮壁画，画中绘一凉亭，亭内摆着一个长方食桌，两侧有高足条凳，凳上面对面地坐着9位规规矩矩的男女。食桌上摆满大盆小盏，每人面前各有一副匙箸配套的餐具。这已是众人围坐一起的会食了，这样的画面在敦煌还发现了一些，构图区别不大。

还有西安附近发掘的一座唐代韦氏家族墓中，墓室东壁见到一幅《野宴图》壁画。画面正中是摆放食物的大案，案的三面围放着大条凳，各坐3个男子。男子们似乎还不太习惯把双腿垂放下地，依然还有人采用盘腿的姿势坐着。还值得一提的是传世绘画《宫乐图》，图中十多个作乐的宫女，也是围坐在一张大案前，一面和乐，一面宴饮。有一宫女手执长柄勺，正将大盆内的饮料分斟给她的同伴们，有的宫女正端碗进饮。所不同的是，她们坐的不是多人合用的大条凳，而是一种很精致的单人椅。

大约从唐代后期开始，高椅大桌的会食已十分普通，无论在宫内或是民间，都是如此。家具的革新直接影响了饮食方式的变化。分餐向会食的转变，没有这场家具变革是不可能完成的。据家具史专家们的研究，古代中国家具发展到唐末五代之际，在品种和类型上已基本齐全，这当然主要指的是高足家具，其中桌和椅是最重要的两个品类。家具的稳定发展，也保证了饮食方式的恒定性。

①注意力不集中是常有之事。如何提高注意力，尽可能长时间保持专注呢？

②耶鲁大学心理学系布朗教授研究发现，人类的注意力非常有限，因而大脑通常过滤掉我们看到的模糊而无关紧要的东西，留下清晰鲜艳的目标。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需要具备长时间注意细节的能力。

③布朗教授一直致力于通过为人们提供快速精准的反馈意见来提高他们的专注力，他的团队以往经常采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通过检验血液流进脑细胞的磁场变化实现脑功能成像，给出精确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神经元在大脑中的活跃与繁衍都依赖氧气，而氧气要借由神经细胞附近的微血管，通过红血球中的血红素运送。因此，当脑神经活化时，附近的血流会增加，补充消耗掉的氧气。由于带氧血红素与去氧血红素之间的磁导率不同，含氧血与缺氧血的变化使磁场产生扰动，从而能被检测出来。通过重复进行某种思考、动作或经历，可以用统计方法判断哪些脑区在这个过程中有信号的变化，从而找出是哪些脑区在执行这些思考、动作或经历。

④需要指出的是，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也有_______：因为数据分析可能长达数月之久，所以为病人提供反馈的时间较为漫长。对于专注行为这样短时间内极易变化的活动，作用可以说是_______的。而布朗教授这次利用的实时脑成像技术可以在1到2秒内对扫描大脑所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几乎同步反映人脑的活跃状况，这样人们就可以利用反馈信息及时调整行为，达到时刻警惕的状态。

⑤为了测试注意力，布朗教授团队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他们为参与者提供了一组由人脸和场景图合成的画面，人脸和场景分别做了50%程度的透明化处理。参与者需要在2分钟内持续观察不同人脸与场景的合成图，并辨认出其中的场景是室内还是室外——室内场景需要参与者作出回应，室外场景则不需要任何回应。这项任务要求参与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场景画面上。然而，实验中根本就没有室外场景的画面，参与者被不断地给出只有室内场景的画面，久而久之，注意力就会发生变化。

⑥那么，研究者是如何知晓参与者注意力的变化呢？通过对参与者的大脑进行实时脑成像扫描，以毫米为单位绘制出一系列的大脑图像，根据统计数据的模型，显示出参与者关注场景和人脸时大脑活动的区别。最关键的是，根据分析结果及时向参与者提供反馈，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注意力是否集中在正确的目标上。

⑦在实验中，参与者如何得到注意力变化的反馈呢？布朗教授团队采用的是“惩罚-奖赏”反馈机制。最开始，图像中场景和人脸各自占比50%，当观察到参与者的注意力不够集中在场景上时，研究者就启用“惩罚”机制，降低场景的占比，使之更难以辨认，迫使参与者集中注意力去辨认场景；相反，如果大脑的注意力集中在场景上，研究者就启用“奖赏”机制，让场景越来越清晰，用这种方式对他们进行反馈。

⑧在整个过程中，参与者注意力的变化呈现波动趋势。一开始他们可能会被人脸分散注意力，表现并不是很好，于是受到惩罚，场景的图片渐渐模糊，迫使他们越来越集中精力，场景随之慢慢变得清晰；意识到自己被“奖励”后，他们的注意力又会渐渐被人脸吸引。依此反复，他们的大脑在控制他们所能看到的画面。

⑨在反馈测试过程中，很多人被观察到注意力越来越集中，维持长时间注意力的能力也变得更强。有观点认为他们在测试中当然会表现更好，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参加测试。但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人的注意力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2020年1-2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7个国家和地区的173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078.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080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9.5%，新签合同额2150.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3%。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9万人，同比减少2.9万人，2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77.8万人。

2020年1-2月，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对“一带一路”投资合作增幅较大。2020年1-2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8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27.2亿美元，同比增长18.3%。在“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153.6亿美元，同比增长25.6%，完成营业额91.4亿美元。

二是对外投资结构持续多元。2020年1-2月，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和采矿业等传统投资领域，占对境外企业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比重分别为40.8%、15.1%、11.3%和8.9%。其中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投资额同比增长43.2%，成为增速最高的领域。

三是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大项目增多。2020年1-2月，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有115个，较去年同期增加29个，占新签合同总额的83.9%。